救灾效果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廉洁程度与行政效率。当救灾粮款落入少数行政官员手中后，掌握这笔粮款的人就等于掌握着成千上万人的性命。1942年那场旷日持久的灾荒恰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特殊时期，国民政府掌控下的国家政权缺乏应有的监管机制，再加上社会秩序混乱，掌管公款的人缺乏应有的社会良知，导致他们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
1、官员贪污腐败
在河南大灾荒期间，各级政府官员侵吞贩济粮款的丑闻层出不穷。许多官员利用自己的职权低价购买平染粮，然后到市场上以高价转卖，牟取暴利。一些乡长、保长趁机营私舞弊，任意摊派，勒索百姓。例如，有一位赈灾委员前往洛阳东北乡赈灾，赈灾款为38. 3元，地方用来招待他的饭食、烟费等却花费100余元。南阳仓库主任马甫、王怡风盗卖大批公粮。河南粮政局长兼十区专员李杏村利用职权竟贪污1000万元。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政机关人员都有编制，严格按照编制配给粮食。但某些部门却假造名册，虚报机关人员人数，冒领公粮，然后把余粮拿到市场上去卖高价。以政府的名义从农民手中廉价征收、非法敛聚粮食，转手又以高价卖给成为灾民的农民，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怪圈。河南大灾荒期间，出现许多转卖公粮的怪事。
白修德在《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中揭露:“收缴粮食的军官和地方官员把征税视为他们正当的薪金补充和掠夺特权。每个月，当公职人员的工资发放完毕后，多余的粮食将被高级官员分掉，拿到到市场出售并中饱私囊。这些非法倒卖的税收粮食，说实在的，是抵达市场的主要粮食来源。而那些操纵市场的黑手大佬则把价格抬到了天上。甚至美国救灾机构，靠美国的钱财运作，也被迫恳求军官们，以便获得购买他们私人囤积粮食的权力再返回给农民。这些粮食恰洽是从这些农民身上敲诈走的。”
《前锋报》也在社评《剔除浮滥，节约粮食》中，谈到军政部“浮滥”(即军政人员)虚报编制、吃空额、转卖公粮的怪现象:“所领之粮仅足食用，无有浮滥，自不至有转卖公粮之怪事。以两角钱一斤从老百姓那里买来，再以两元甚至三元一斤卖出，这事最使民痛心，而甘心如此的人也最无天良。”
据美国记者白修德回忆，当他和《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于1943年3月到达河南实地考察后，中央政府拨发河南的二亿元中只有八千万到达省政府。“政府官员们把此款留在银行里生利息，而喧闹地讨论着作何用途”。
然而，对于这笔钱，各级官员乃至国家银行还要层层盘剥。在河南某些地区，当救灾款项发
放到挨饿的村庄里，当地官员收到钱后，扣掉了农民所欠的税款，甚至国家银行也克扣贩款。由于中央政府发出的都是票面为一百元贩款，当地一斤麦子售价十六至十八元，囤积者拒绝民众以一百元的大票购粮，所以农民要想购粮就必须到国家银行把百元票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票。国家银行为此大打折扣，大票子换小票子要抽取17%。
可见国民党的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1】(美)自修德、贾安娜著，瑞纳译:《中国的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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