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下半叶，阿里周边风起云涌，几个体量巨大的食客，围坐在桌边。
餐桌上放着的，是一张名叫拉达克的馅饼。
被几个强邻盯着，真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有时不但要考验脸皮厚度，还得有点生存的技巧。
对于这种窘境，古代先贤给出的良方是，要么死抱大粗腿，要么兼于齐楚。
当时拉达克国王的周边，分别坐着清朝、莫卧儿帝国、准噶尔汗国，以及大佬的两个小弟——卫藏和锡克。
最终，拉达克王室选择了兼于齐楚的方针，希望在夹缝中赌一赌自己的运气。
1679—1683年间（康熙18年——22年），阿里发生一次意义深远的战争。
这场战争由拉达克进攻阿里而起，相继占领了古格、普兰、日土、贡塘（今吉隆县）等地。
五世达赖喇嘛以蒙古贵族甘丹次旺为帅，领蒙藏联军实施反击。
这场绵延数年的战争，将莫卧儿王朝、克什米尔、新疆准噶尔等势力牵入其中。
战争以蒙藏联军获胜告终，双方在丁莫岗(Gting-mo-sgang)达成协议，拉达克成了卫藏格鲁派政权的属国。
古格之战后，拉达克和西藏、新疆地区的联系反倒加强了。
这也不难理解，阿里诸国能够立国，是基于吐蕃王朝崩溃后的动乱和割据。
而格鲁派甘丹颇章政权 建立后，西藏的政治气候开始转向统一。
强大的政权自然对边疆地区，有着强烈的控制诉求，这也是藏不（丹）战争和古格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古格之战后，藏军的总指挥甘丹次旺，因功被任命为阿里总管（噶本）。
他在阿里一手建立行政机构、设立驻军、委任官吏，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割据局面。
同时，阿里和西藏、新疆之间的驿路得以疏通，从准噶尔盆地—叶尔羌—拉达克—阿里—日喀则—达木—拉萨的路线，成为一条固定的通道[1] 。
这条固定的驿路，使拉达克成为新疆喀什噶尔、叶尔羌、卫藏与印度贸易的中转站。
中国的茶砖、盐、丝绸、金银、马匹等商品，通过
喀喇昆仑山口运到拉达克的列城，然后再销售到印度平原。而印度产的鸦片、皮革、香料、克什米尔羊绒披肩等商品，也顺着这条商路运达国内。因为转口贸易的繁荣，拉达克也渐渐繁盛了起来[2]。
大量商贾带来的，不仅是货物和财富，还有各种小道消息。
以至于，拉达克成了卫藏政权乃至清廷，了解新疆准噶尔汗国的情报来源之一。
而拉达克显然也乐于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与卫藏和清廷的联络。
18世纪初，格鲁派政权、蒙古和硕特部、准噶尔汗国和清朝间，存在着复杂的权利谋划和政治恩怨。
这时舞台正中的主角是蒙古部族和清朝，格鲁派只能算个龙套，在一旁摇旗呐喊。
作为龙套的龙套，拉达克更是连上台亮相的机会都没有。
但龙套的龙套也有尊严，有时龙套边缘的拉达克，也能展示不同寻常的价值。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甘丹次旺去世，阿里地区由格鲁派政权接管。
此时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去世，但第巴（总理西藏事务）桑结嘉措秘不发丧，不但未将消息通知清朝，反而和新疆的噶尔丹积极联络，意图借助准噶尔汗国的力量，推翻掌控西藏行政权的和硕特部汗庭。
噶尔丹对西藏的控制权也觊觎已久，但他主要的目标还是身在北京的康熙皇帝。
为此，准噶尔汗国曾和满清发生过数次血腥的战争。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 终于等到了噶尔丹兵败身死的消息。
二人间长达26年的恩怨大戏落幕，但同这喜讯一起传来的，还有一个令他震怒的信息。
康熙从准噶尔俘虏口中得知，五世达赖喇嘛已去世15年了，他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但考虑到准噶尔汗国依旧拥有一定实力，西藏事务清朝一时也难以插手。
桑结嘉措见消息败露，仓促的将仓央嘉措扶上了宝座。
对于他的做法，康熙咬牙忍着没吱声。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和硕特首领拉藏汗出兵拉萨，杀死桑结嘉措，并以品行不端为由，驱逐了著名的“活佛诗圣”仓央嘉措 。
在掌握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实权后，拉藏汗也将阿里收归己有，派康济鼐、颇罗鼐等亲信臣僚进行管理[3]。
此后这二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拉达克的老板。
仓央嘉措被赶下了神坛，准噶尔汗国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却对他动起了心思。
考虑到格鲁派在青海、新疆、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如果把仓央嘉措弄到手中，三地信徒必将心向准噶尔势力。
他向拉萨派出了使者，要延请仓央嘉措去伊犁传教。
这种邀请顿时就引起了清庭的警觉，虽然策妄阿拉布坦曾和康熙联手弄死了噶尔丹，但清朝一直都对他小心提防，“（仓央嘉措）如去，则蒙、藏皆向之”。
最终，清庭决定命拉藏汗将仓央嘉措押往内地，当走到青海湖边，无缘无故就把他给弄丢了。
从此，仓央嘉措的结局成了一个悬案，萦绕在他身上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仓央嘉措消失后，拉藏汗宣称他是个冒牌货，自己又扶持了一个叫益希嘉措的六世达赖喇嘛，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二位六世达赖喇嘛。
可是这个达赖，民众们都不买账，甚至认为他是拉藏汗的儿子。
乱立达赖的举措，让拉藏汗迅速失去了人心。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准噶尔军队千里奔袭拉萨，擒杀拉藏汗，属于他的戏份就此结束。
在准噶尔汗国进军西藏之前，鉴于西藏和新疆严峻的形势，清庭收紧了西藏和新疆的道路联络，清军控制了嘎斯口、青海草原到拉萨的路线。
为避开清军的封锁，准噶尔军绕行西线，也就是取道伊犁经叶尔羌、拉达克、阿里、达木的商道入藏。
拉达克通过商贾的消息，事先获知了这一重要情报，并上报给康济鼐（阿里总管）。
但拉藏汗对情报未给予足够重视，等到准噶尔军穿越雪山大漠，来到腾格里海（纳木错）时，才仓猝出兵，导致城破身死[4]。
随后的三年中，拉达克成了准噶尔汗国联络新疆、西藏的战略要冲，两地之间所有的信函联系、军队调动和补给都需通过拉达克运输。
清朝为了能够尽快驱逐准噶尔汗国，也开始关注到拉达克这个弹丸属国。
时任拉达克王尼玛南杰，是一位笃信佛教的国王。
《拉达克王统史》记载，“（他）从拉萨和桑耶开始，向西藏所有的寺院都进献了金汁和供灯，一视同仁地向所有高僧大德奉献供养，同时为僧伽熬茶”[5]。
在虔诚于宗教的同时，尼玛南杰也不缺乏政治嗅觉。
清庭和准噶尔的权利斗争，对于拉达克来说，差不多是神仙掐架。
如果没选好要坐的板凳，没准儿下场就是亡国灭种。
但好在尼玛南杰展现出了商人的狡黠，并没有盲目在两大势力之间下注。
拉藏汗倒台后不久，他就派遣一个使团造访了拉萨。
在摸清了准噶尔军队的虚实后，他居然派使团远涉关山，来到北京觐见皇帝。
使团到达北京的时间，被准确的记载于清朝史籍中——清雍正二年（1724年8月11日）。
大概是清朝的辽阔和繁华震动了尼玛南杰，他决定将赌注下在清朝身上。
为此，他借着王室中很多成员，在扎什伦布寺、哲蚌寺修行的便利，向格鲁派政权派去了“纳税者”。
考虑到当时阿里噶本（总管）康济鼐与格鲁派之间微妙的政治关系，这一投名状也算是很有分量了。
但尼玛南杰也没有将屁股，全部坐在清朝的板凳上。毕竟远亲不如近邻，相比于与遥远的清朝和格鲁派政权，阿里的康济鼐和新疆的准噶尔，可谓近在咫尺。
这个危险的站队游戏，尼玛南杰还得小心翼翼的玩下去。
参考书目：
[1][4][6][8]、《拉达克与18世纪前半期的清朝_准噶尔在西藏的角逐》_齐光；
[2][3][10]、《1684_1842年拉达克与中国西藏的政治关系研究》_徐亮；
[11][12][13]、《拉达克王国_拉达克力量的衰退》_L_伯戴克；
[5][7]、《拉达克王国__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拉达克》_L_伯戴克；
[9]、《西藏志》_(清)焦应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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