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作为明朝开国后的前两位皇帝‚他们所制定和实行的民族政策‚对明朝政权的巩固、加强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及以后明代各朝民族政策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明朝各个皇帝统治的时期‚其民族政策的内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明朝的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明初所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影响。因此‚随着周边民族地区形势和明朝自身国力强弱的变化‚明朝统治者在不同时期‚因时、因地制定出了合适的民族政策。
关于明朝的民族政策，我认为明初民族政策的核心就是“威德兼施”‚一方面在军事上使用武力‚对少数民族进行征服、镇压‚即所谓“以威服之”‚另一方面强调运用政治、经济上的抚谕手段‚对少数民族给予恩怀、德惠‚进行感化‚即“以德怀之”。这种“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可以说是“朱元璋乃至整个明代民族政策的特点”。具体的讲“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克谙戎兵”‚即加强军队建设‚保持强大的武力二是“怀之以恩”‚用招抚怀柔手段‚使之归附三是“以夷制夷”‚使少数民族互相牵制‚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威胁明王朝的统治四是“因俗而治”。明初制定的这一民族政策‚作为明朝“祖制”的一部分‚得到了明朝历代皇帝的遵循和借鉴。
元朝实行人分四等的不平等民族政策‚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元末残暴腐朽的统治之下‚反抗民族压迫是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愿望‚所以朱元璋在《谕中原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目的是利用广大人民和汉族知识分子对元朝民族压迫和腐朽统治的不满心理‚从而获得推翻元朝统治的支持。
洪武元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元顺帝退居塞外‚然其“名号尚存”大将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孔兴等数十万武装‚还控制着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对明朝的西北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此时‚正值明朝肇造之初‚将士们斗志旺盛‚进取心强烈‚对打败北元残余势力很有信心‚因此‚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乘胜北击的军事方针‚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攻势‚以期彻底剪灭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徐达明军底定陕西以后‚考虑到双方力量的变化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朱元璋果断地否定了徐达“恐其北奔‚将贻患予后‚必发师追之”的主张‚采取了“固守疆困‚防其侵扰”的防御战略。但是这一战略很快就因扩廓帖木儿袭扰西北国防而被迫作出了改变‚朱元璋命将北伐‚“永清沙漠”‚以图一劳永逸之功‚于是有了上文所述的洪武三年和五年两次出征西北的战争。然而洪武五年的岭北之役使朱元璋认识到了蒙古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停止了对北元一蒙古的进攻‚又一次回到了“固守疆困”防御战略‚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明朝都不具备彻底消灭北元一蒙古的实力。
为了达到“固守疆围”的目的‚明朝在北部国防区内的战略要地广置卫所‚增加兵力‚开展屯田。经过多年的努力‚明朝在东起辽东‚西到甘肃的北部边境上形成了一道以卫所、堡寨为联络点的防御线。实践证明明朝的“固守疆困”防御战略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比较适合明初的国情‚并把其中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形成了明朝的军事作战思想‚即“御边之道‚固当示以威武‚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修葺城池‚常年练兵‚严为备守。”为此‚朱元璋要求守边将领不仅“严为之备”‚到了边防要“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还要坚壁清野‚“使来无所得‚侯其惰归‚则率锐击之‚必掩群而获”。
明初的这一军事指导思想对以后明朝北部军事作战产生了重大影响。“固守疆困‚防其侵扰”的防御战略是明朝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积蓄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给北元一蒙古致命一击‚即明人谈迁所说的“帝岂一日忘犁庭哉”所以‚朱元璋在对北元一蒙古实行战略防御的同时还在极力寻找主动打击的机会。如洪武十三年三月‚朱元璋以元国公脱火赤、知院爱足等屯兵和林为边患‚乃命西平侯沐英总陕西兵往讨。沐英师至灵州‚侦知脱火赤等兵次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哈拉和图‚遂率师渡黄河、经宁夏、历贺兰山、涉流沙‚凡七日夜突至其境‚取其营五十里‚分兵四路合围‚一袭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晓骑直当其前。脱火赤等惊骇明军突至‚不知所措‚皆被擒。既而‚英又进袭元柳城王‚擒之。接着‚又擒元平章忽都帖木儿、幽王亦磷惜及其部曲千余人。英遂还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这次出塞作战‚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显然是以巩固西北国防为目的的。
综上所述‚明初备御北元一蒙古的指导方针与实践主要目的是尽最大可能削弱北元一蒙古的实力‚因为明朝当时的国力有限‚不具备从根本上消灭北元一蒙古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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