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的開始：萬曆三大徵——播州之役
萬曆三大徵，即明神宗萬曆皇帝（1573年～1620年）年間，以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寧夏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劉挺等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雖都以勝利而告終，但每場戰爭都是一波三折，勝利的同時也付了出了慘重的代價，嚴重影響了明王朝的統治。
萬曆二十七年（1599）五月，土司楊應龍在播州正式發動叛亂，在雲貴地區燒殺搶掠，時叛時降，出爾反爾。明朝政府多次對其進行招安無效，於萬曆二十七年末（1599）任命李化龍為四川巡撫，總督川、貴、湖廣軍務，對楊應龍進行征討。
萬曆二十八年初（1600），李化龍指揮二十餘萬明軍，兵分八路，以總兵劉鋌攻綦江、馬禮英攻南川、吳廣攻合江、曹希彬攻永寧、童五鎮攻烏江、朱鶴齡攻沙溪、李應祥攻興隆衛、陳璘攻白泥。明軍戰事頗為順利，以總兵劉鋌戰鬥力最強，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三月二十九日攻取婁山關。婁山關為播州之險要，明軍攻取婁山關意味著播州失去了天然屏障，使其暴露於明軍的鐵蹄之下。萬曆二十八年（1600）五月十八日，各路明軍會師於海龍囤，對楊應龍進行總攻，楊應龍令其軍隊以滾石、礌石阻擋。六月，劉鋌打破其城，擊斃楊應龍第一虎將楊珠。六月初六，楊應龍知其大勢已去，與其妾周氏、何氏一同自縊身亡。楊應龍之子楊朝棟、其弟楊兆龍、妾田雌鳳被擒，播州全境光復平定。
平播戰爭歷時114天，集四川、貴州、湖廣八省之力，耗銀約二百餘萬兩，最終平定楊氏叛亂。但戰爭對明朝的方各面產生了深遠影響。
國力消耗巨大
明王朝對楊應龍的征伐戰爭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戰爭對明朝國力也產生了巨大消耗。史書《國榷》中也做了相似的記載：“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三萬兩千餘金，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費三百餘萬金”；可見，明王朝為了維持這幾場龐大的戰爭，轉餉於半個天下，國家的財政日益枯竭，產生了嚴重困難。
明王朝的國庫開支集中於太倉庫、太僕寺和京通倉儲三大庫，在戰爭期間，這三大庫的開支庫存直接反映了明王朝國力的消耗。
明正統七年（1442）始置太倉庫，又稱太倉銀庫，俗稱銀庫，掌管貯銀。“各省所派剩麥米內庫中棉絲絹布、馬草、鹽課之折銀者，籍設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之援例上交者，皆由此庫貯存。”可見太倉庫為明中後期最為重要之國庫。神宗即位之後，經過張居正十年改革，太倉庫儲備豐盈。而經過壬辰戰爭與播州之役後，庫銀所剩無幾。萬曆二十七年（1599），山東道御史李柄在其奏章上說：“環視庫房，一空如洗，所存者老庫二百萬耳”，到平播戰爭結束之時，庫銀更是寥寥無幾。平播戰爭對庫銀的消耗非常巨大。
京通倉儲是以儲備國家糧食作為國庫，為國家所需而支出米粟。據《明神宗實錄》記載，萬曆十一年（1583）十二月，“實在糧共一千八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石有奇”；到萬曆三十年（1602），“京倉實在之數四百四十八萬餘石，僅足兩年之支”。這期間糧食儲量的巨大變化，反映了萬曆三大徵對國庫糧食的龐大消耗，而平播戰爭作為三次大戰的最後一次，其所需所耗更是對戰爭不斷的明王朝雪上加霜。
百姓賦稅加重
平播戰爭歷時約半年之久，加之之前明廷北征寧夏，東征朝鮮，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導致國庫虧空十分嚴重，必須以增開賦稅為手段維持國家的運轉。
明朝中後期，明廷將加重賦稅作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方式。萬曆十四年（1586），繼任張居正的內閣首輔申時行曾對加派賦稅之事做出了嚴厲批判：
“比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方今才絀民勞，惟正之供尚且不能繼，額外之派又何以堪！”萬曆二十年以後，因戰事四起，“接踵三大徵，頗有加派”。萬曆二十七年（1599）開始平叛楊應龍之時，增派賦稅之情況“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盈實之戶，比二十年之前，十減其伍”。播州之役之後，明臣李戴尖銳指出：“頻直四夷之警，連興傾國之師，車殆馬煩，行貴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此時賦稅之額，比二十年前不吝倍矣。”再到後來東北女真之事四起，萬曆末年又加派三餉，“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歲額”。由此可知，雖然明廷進行的平叛戰爭是為了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但巨大的戰爭支出使政府財政入不敷出，朝廷只能通過加派賦稅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其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引發社會矛盾，激發民變。
民變不斷，女真崛起
明王朝曠日持久的戰爭和礦監稅使的胡作非為，使生存壓力極大的老百姓走向了官逼民反的道路。早在萬曆二十三年（1594）與二十四年（1595），山東、河南一帶就出現過嚴重饑荒，在河南新蔡、沈丘、裕州、葉縣、舞陽、沁陽各地陸續爆發過大規模的聚眾起義。最具代表性的是南直隸鳳陽府潁州王自簡聚眾千人發動起義，隨即遭到鎮壓而失敗。播州之役之後，因為加稅加賦劇增不斷，全國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流民起義。萬曆二十九年（1600），白蓮教徒趙古元在徐州一帶聚眾發動起義；萬曆三十七年（1609），安徽、江蘇一帶流民又“千百成群，在在行劫”；萬曆三十九年（1611），“大盜劉應第、董世耀聚眾稱王，剽劫遠近，督兵討滅之。”萬曆三大徵之後不久，女真在東北起事，明王朝又陷入大規模戰爭之中。連年的饑荒與沉重的負擔使農民不得不起身造反，崇禎二年（1629），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領導的農民軍先後起義，他們成為了明王朝最後的掘墓人。
建州女真的真正崛起，是在萬曆三大徵之後。尤其平播戰爭，明廷調集20萬大軍遠赴西南，使明朝在東北的軍事實力大大削弱。又因為之前遠征朝鮮，使整個遼東地區民生凋敝，殘破不堪。朝鮮《李朝實錄》曾記載：“遼左一路，困於東征，騾子車子，都已蕩盡，民生嗷嗷，至有賣子而食者。”遼東地區民生疲敝，動亂不堪。
為了應對播州之亂，明王朝無奈調整其對女真的政策，試圖扶植葉赫女真、海西女真，從而限制努爾哈赤建州部的發展，但效果甚微。明廷的對內平叛戰爭給了努爾哈赤絕佳的發展時機，他於1598年滅哈達部，1607年滅輝發部，1613年滅烏拉部，海西女真四部只剩葉赫部勉強維持著與明王朝的關係。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稱汗，建立大金政權。實力雄厚的努爾哈赤終於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為由討伐明朝，發動了長達幾十年的對明戰爭；三十年後，滿清入關，統一全國。
回顧女真崛起的發展史，萬曆三大徵，尤其在平播戰爭之時，是女真發展的分水嶺。由於明王朝調重兵圍剿土司叛亂和農民起義，無暇顧及東北戰事，使女真族抓住了寶貴的發展機遇，為後來入主中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自此，明廷在對女真的控制上喪失了主動權，這也揭開了明王朝衰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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