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鮑毓明案曝光已有一週。一週過去了，警方通報依舊遲遲沒有發出。從過去有關部門對社會熱議案件迅速果斷的反應來看，這是反常的，而鮑毓明的電話錄音、財新的報道、最高檢和公安部的督導，都強化了這份反常。
所以，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我個人認為不應該排除一種可能，那就是，經警方調查，事情的原委及鮑應該受到的法律評價可能與公眾的期待有較大出入。
因此他們可能還一直在斟酌兩件事：第一，調查還能不能做得再全面詳盡些，並在詳盡調查的基礎上，有法律評價上的犯罪行為，將行為坐實，如果沒有法律評價上的犯罪行為，做到實事求是；第二，我們該如何更好地向公眾通報這起案件。
所以問題來了，在這種可能之下，我想和大家共同思考一個假設，那就是：假如一個人確實實施了為公序良俗、社會道德所不容、甚至在國外也是犯罪的行為，但在國內現行法律的框架下這個人卻並不構成犯罪，那我們是該抓了他，還是放了他？
如果我選擇抓了他，那效果確實是大快人心，人民群眾拍手稱快，但刑法背後的罪刑法定原則、謙抑性原則一定會受到損害。或許在這一起案件中，社會實質正義得到了體現，但從更長遠及深層次的角度出發，法的秩序性與原則性是不是沒有得到保障？是不是日後作出審判的，將不再是法官，而是民憤。
而如果我選擇放了他，那我們確實是保障了應該一以貫之予以確認的刑法有關原則，但是，案件可能產生的負面社會效果又的的確確會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時間內傷害到公眾對法的信任。
是的，假如現行法律確有缺陷，在這份缺陷下侵害人在法律的評價中就是無罪的，法的滯後性又決定了立法者難以在案件進行期間及時作出彌補，我們究竟該作何抉擇？
這是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也是自有“法學”這兩個字以來便時常被拿出來討論的問題。而可以確定的是，儘管已經被拿出來討論無數次了，當你必須要作出抉擇的時候，這個抉擇依舊會無比艱難。
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這樣一句法諺：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這句話說得沒錯，可現實中最悲哀和無奈的事情就是，無論是東方西方，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法的性質決定了它永遠也不可能完善。法永遠在面臨日新月異和價值衝突，而當它作出抉擇的時候，總會有一部分人失望。
正義女神不睜眼，關於她閉眼的解釋，第一種是她在作出法律判斷時要隔絕一切場外因素的影響，不為所動。而另一種解釋，是她不想看到有人為自己必須作出的選擇流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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