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鲍毓明案曝光已有一周。一周过去了，警方通报依旧迟迟没有发出。从过去有关部门对社会热议案件迅速果断的反应来看，这是反常的，而鲍毓明的电话录音、财新的报道、最高检和公安部的督导，都强化了这份反常。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排除一种可能，那就是，经警方调查，事情的原委及鲍应该受到的法律评价可能与公众的期待有较大出入。
因此他们可能还一直在斟酌两件事：第一，调查还能不能做得再全面详尽些，并在详尽调查的基础上，有法律评价上的犯罪行为，将行为坐实，如果没有法律评价上的犯罪行为，做到实事求是；第二，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向公众通报这起案件。
所以问题来了，在这种可能之下，我想和大家共同思考一个假设，那就是：假如一个人确实实施了为公序良俗、社会道德所不容、甚至在国外也是犯罪的行为，但在国内现行法律的框架下这个人却并不构成犯罪，那我们是该抓了他，还是放了他？
如果我选择抓了他，那效果确实是大快人心，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但刑法背后的罪刑法定原则、谦抑性原则一定会受到损害。或许在这一起案件中，社会实质正义得到了体现，但从更长远及深层次的角度出发，法的秩序性与原则性是不是没有得到保障？是不是日后作出审判的，将不再是法官，而是民愤。
而如果我选择放了他，那我们确实是保障了应该一以贯之予以确认的刑法有关原则，但是，案件可能产生的负面社会效果又的的确确会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伤害到公众对法的信任。
是的，假如现行法律确有缺陷，在这份缺陷下侵害人在法律的评价中就是无罪的，法的滞后性又决定了立法者难以在案件进行期间及时作出弥补，我们究竟该作何抉择？
这是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自有“法学”这两个字以来便时常被拿出来讨论的问题。而可以确定的是，尽管已经被拿出来讨论无数次了，当你必须要作出抉择的时候，这个抉择依旧会无比艰难。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法谚：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这句话说得没错，可现实中最悲哀和无奈的事情就是，无论是东方西方，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法的性质决定了它永远也不可能完善。法永远在面临日新月异和价值冲突，而当它作出抉择的时候，总会有一部分人失望。
正义女神不睁眼，关于她闭眼的解释，第一种是她在作出法律判断时要隔绝一切场外因素的影响，不为所动。而另一种解释，是她不想看到有人为自己必须作出的选择流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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