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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是以現代文化觀念對中國古代主流文化進行批判和重估的思想文化革運動。
由於新文化對傳統禮教文化進行重估，採用的是西方近代以“人”為核心，“科學”和“民主”為主要標誌的啟蒙思想。因此通常被認為是一場具有“西化”或“歐化”性質的思想文化運動。“五四”啟蒙者用西方的文化意識，取代和置換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觀念。但我們一直忽略了這樣一個重要問題，新文化運動用以重估中國傳統文化所採用的是西方的“現代”文化觀念，而並非是對整個西方文化意識的挪移。也就是說新文化運動的文化意識核心，是來自18世紀，由法國啟蒙者盧梭，伏爾泰、狄德羅和孟德斯鳩所宣揚的自由、平等、民主、科學等觀念。發生在中國20紀初的新文化運動，距法國啟蒙運動不到150年時間，正是在這百餘年時間裡，啟蒙思想通過震撼世界的法國革命和拿破崙的征戰，傳播到了歐洲各國。並進而影響到中國、日本和印度等東方國家。
對東西方傳統文化來說具有異質性、斷裂性和顛覆性的現代性文明，最早發端於15世紀的意大利。其主要是以復興古希臘羅馬的世俗精神和對“人”的發現和肯定為特徵的。西方的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對傳統天主教會文化的反叛是明顯的。在東方，尤其是中國，幾乎在同一時期，反對正統儒家禮教文化的思想潛流也開始湧動。元末明初出現的白話小說《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正是民間文化精神對官方正統意識的顛覆，以小說形態的表現。到了明代中後期，王陽明的“心學”、李贄的“童心說”，以及白話小說《西遊記》、《金瓶梅》，戲劇《四聲猿》、《牡丹亭》的出現，對傳統禮教和官方理學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明末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等大思想家，對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文化和宗法等級制度，進行了深刻的總結和批判。《紅樓夢》表現了傳統宗法禮教文化走向衰落的現實；《儒林外史》對科舉八股制度的腐朽以及危害進行了深入的揭示；《聊齋志異》對人性之美和自由戀愛進行了大膽的肯定；《鏡花緣》對女子的才學和社會地位問題進行了深切的反思。幾百年間中國傳統文化內部的嬗變，以及對傳統禮教文化的一次次解構和顛覆，為近代知識分子在晚清接受西方的新思想作出了重要的準備。為“新民”和“狂人”的出現，在傳統文化內部積累了豐厚的土壤，成為西方現代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上嫁接的生長點。
李贄
現代文化的擴張性和征服性，是“人”的主體性覺醒後，對世界進行圖像化和一體化的必然要求。哪個國家最先開始現代化進程，就愈早在現代世界中獨立和強大起來。在18世紀的美洲，美國是第一個接受現代文化的國家，也可以說，它本身就是現代文化的產物。19世紀中葉南北戰爭之後，北方現代文化觀念在美國取得了主導性地位，使其迅速強大起來。為美國在20世紀的近百年時間裡，一直處於世界強國的地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日本是東方第一個接受現代文化變革的國家，19世紀末的明治維新，使其國力迅速強大起來，成為近代東方最早擺脫西方列強奴役的國家。正是這些先後通過改革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國家迅速強大起來的現實，讓中華民族在晚清也採取了一系列從經濟器物到政治制度的維新變革。中國近代對現代文化的選擇，是民族自強和國家獨立的必要前提。新文化運動，既是世界範圍內現代文明自身發展和擴張的產物，也是中華民族在落後的情況下，求生存和發展的自覺選擇。是以“人”為核心的現代文化軸心時代形成時期，作具有悠久歷史的東方文明古國對新文化構建的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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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軸心時代過渡期，文學，尤其是小說佔據著非常重要的文化地位。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薄伽丘、拉伯雷和塞萬提斯的小說，在這場發現“人”的偉大思想文化運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和盧梭，既是社會政治理念的構建者，又是著名的小說家。他們的小說對19世紀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的出現，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說塞萬提斯等人文主義者是小說家中的思想者，那麼盧梭等啟蒙者，就是思想家中的小說家。而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魯迅、胡適等新文化的主將，則同時是詩人、小說家和文藝理論家。
對文學革命來說，對舊文藝的觀念和形式進行革新，是啟蒙的首要任務。在梁啟超倡導“三界革命”之後的十多年時間裡，並沒有出現小說界的真正革命，民眾的思想觀念也沒有得到太多的啟蒙。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但卻出現魯迅所說的以前人們做奴隸，革命後人們做奴隸的奴隸的情形。究其根源，在於梁啟超雖然指出了“欲新民，必先新小說”的思想啟蒙與文學革命相結合的方向，但是卻沒有真正對小說進行現代意義上的變革。
梁啟超
梁啟超是第一個實踐他小說革命主張的人，由於他對小說的認識帶有“教化”和“通俗”的色彩，因此把具有工具性的政治小說視為小說革命的重點。由於這種方法論的方向忽視了小說的審美本體論，必然導致他的政治小說缺乏深入人心的作用。與梁啟超同一時期對近代晚清小說變革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是林紓，他對歐美小說的翻譯，在當時具有一定的積極影響。但他在小說創作中卻是“新瓶裝舊酒”，宣揚封建宗法社會的孝順和婦道。以此置換西方近代小說中的人道主義精神，從而站到了啟蒙的反面。
梁啟超和林紓在晚清，對於小說的認識過於功利化和通俗化。不但沒有達到啟蒙的作用，反而使小說在民國初年由通俗漸變為庸俗、媚俗、低俗和惡俗。出現了所謂的“鴛鴦蝴蝶派”和“黑幕”小說。小說作為“文學最上乘”的負面作用開始顯露出來，進而成為“茶酒餘閒，只供清談資料”的“排優下技”，被沈雁冰稱為“遊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
晚清的政治小說、譴責小說和世情小說，如果說還尚有可取之處的話。那麼民初的“鴛鴦蝴蝶派”和“黑幕”小說的出現，則是小說思想品性和藝術價值自我貶值的產物。不但不具有任何啟發民智，導人向上的作用，而且大肆宣揚腐朽的封建禮教思想，刻意逢迎小市民的卑俗心理和低俗情趣。致使社會風氣江河日下，國民精神更加愚昧麻木，中國社會和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黑暗時期，形成了魯迅所說的死氣沉沉的鐵屋狀態。梁啟超倡導文學革命的失敗，一方面是因為他沒有提出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小說觀；另一方面是受舊文化影響的小說作家們，缺乏啟蒙者的使命意識。因此，缺少具有先進思想的啟蒙者和真正的現代小說觀念，“文學革命”和“思想啟蒙”是難以成功的。1918年，接受過現代思想觀念的先進知識分子，以重估一切價值的激進姿態，再一次拉開了“文學改良”和“文學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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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胡適1917年於《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前，黃遵憲和梁啟超就曾提出，白話文取代文言為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且中國從明初到民初數百年間的小說，一直是以白話為書寫語言的。尤其是《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說名著，都是白話文學的經典文本。胡適提出以白話取代文言，是明確針對“吾國近世之大病”的。他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革新文學非要有工具和方法上的準備不可，即“工具用得純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他對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倡導，因此是具有本體論意義的。他站在現代文化發展的進步立場上指出，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這就使文學改良具有了現代性的內涵。從根本上徹底地為新文學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空間。正是在此基礎上，陳獨秀將改良推向了更加激進的“革命”。以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三種現代文學形式，取代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和山林文學，將新文學的內容定位於現代價值觀念的方向上。由此一來，新文學從形式到內容上完全煥然一新，跟一切舊文學劃清了界限。
新文化運動，是文學革命和思想啟蒙的結合。1918年，魯迅在胡適和陳獨秀提出文體和內容革命後立刻指出：“所以我的意見，以為灌輸正當的學術文藝，改良思想，是第一事。”這就使文體、內容和思想三者結合在了一體，使文學革命真正地成為思想啟蒙的發展動力。啟蒙運動的核心價值觀念是“人”，在魯迅指出新文學的國民思想改造任務後，周作人接著推出了《人的文學》，明確提出了新文學是“人的文學”的現代文學內涵。“人的問題，從來未經解決，女人小兒更不必說了。如今第一步以人說起，生了四千餘年，現在卻還要講人的意義，從新要發現‘人’，去‘闢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學，總比不學該勝一籌罷。我們希望從文學上起首，提供一點人道主義思想。”從語言文體、書寫內容、思想意義到價值內涵，啟蒙文學的主將們，逐步深入地確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範式。實現了幾千年來中國文學的大變革，揭開了中國文學和文化嶄新的一頁。
胡適
新文學價值觀的確立，是與對舊文學觀念的批判結合在一起的。傅斯年在1919年2月發表的《怎樣做白話文》一文中寫道：“我們所以不滿意舊文學，只為他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偽文學，缺少‘人化’的文學。”新舊文學的明確不同在於是做“人的文學”，還是“非人的文學”。晚清“啟蒙的文學”改良失敗之後，政治、世情和譴責小說演變為“排優下技”的“非人的文學”。沈雁冰對這種“非人的文學”的特徵，進行了揭示：“舊派把文學看作消遣品，看作遊戲之事，看作載道之器，或者看作牟利的商品。”同時指出：“新派以為文學是表現人生的，訴通人與人間的情感，擴大人們的同情的。”（《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五四”新文學啟蒙者之所以對黑幕小說進行激烈的批判，乃是因為“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讀者的思想跟他墮落。”（魯迅《孔乙己·後記》）“看見現在六辯士和黑幕式《禮拜六》的小說的流行，不禁為文學界的前途大抱杞憂”，“文學本是最偉大的人類精神之花。現在卻被他們糟蹋完了”（鄭振鐸《文學的危機》）“不是將文學當作人家消遣的東西，就是把它當作自己的偶然興到的遊戲文章”，“不僅侮辱了文學，並且也侮辱了自己”（鄭振鐸《中國文人對文人的根本誤解》）“這種舉動，使小說家的尊嚴，被汙辱了，使尊嚴的可愛的小說家，被人看得卑賤了。”（鄭振鐸《“譴責小說”》）
早在新文化運動之前，魯迅就曾揭示以“黑幕小說”為代表的這類流行於民國初年的小說的實質和對讀者的負面影響：“近時黑幕一類之小說，此行彼效，日盛月增。核其內容，無非造作曖昧之事實，揭櫫欺詐之行為。名為託諷，實違本旨。況復辭多附會，有乖寫實之義；語涉猥褻，不免誨淫之譏。此類之書，流佈社會，將使儇薄者視詐騙為常事，謹願者視人類如惡魔。”魯迅當時的呼喚，並沒有讓一些人格卑劣的“文丐”和“文娼”停止這種敗壞人心和社會風氣的小說寫作。偉大的新文學運動之後，啟蒙者和精神界的戰士們，對他們進行了激烈的批判，才徹底地讓小說和小說家恢復了尊嚴，進而帶來了文學的新生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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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小說，是在舊小說思想品性和藝術價值衰落後，通過“文學革命”誕生的。但這並不代表新小說在現代文化轉型之後，就徹底地否定了中國古代和近代的所有小說的價值，“施耐庵、曹雪芹，吳研人皆文學之正宗”。五四“文學革命”一方面積極地向西方現代小說精神靠攏，另一方面對本國的優秀古典和近代小說給予了肯定。
“五四”之後的現代小說，以“人的文學”為價值核心，對中國古代和西方現代小說進行了重新評價。無論是以文學研究會為代表的寫實派，還是以創造社為代表的浪漫派，以及此後出現的諸多現代文學流派。都是圍繞著“人的文學”進行理論構建和藝術創作的。綜觀新文化運動之後的現代文學三十年，以文學研究會最早倡導的以“為人生”為方向的現實主義小說，一直是文壇的主流。這既是“文學的啟蒙”對現實人生的積極關懷所要求的，又是中國社會處於革命與戰爭中動盪不安的時代環境所決定的。
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漸次成為文壇主流的歐洲19世紀，是一個戰爭與革命接連不斷的時代。一方面是人對自我主體精神的謳歌和理想生活的嚮往，一方面是對充滿不幸和痛苦的社會現實的批判。以表現自我精神為標誌的浪漫主義和反映社會現實為特徵的現實主義，共同體現了19世紀歐洲現代人，對法國革命之後社會現實的失望，以及眷戀美好過去和憧憬理想未來的複雜文化心態。中國新文化運動之後的進步知識分子，大都經歷過辛亥革命的失敗，對社會現實極度失望，同時又對未來充滿理想的憧憬，與19世紀的歐洲人處於大致相似的文化心態之中。
“為人生”的寫實主義小說，從客觀方面揭示了社會的黑暗和國民的愚昧，以引起民眾的覺醒；而“為藝術”的浪漫主義小說，則從主觀方面表達了青年知識分子的精神苦悶和個性壓抑，以引起同時代人的心理共鳴。但新文化運動畢竟發生在20世紀的中國，此時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在歐洲的主流地位，已經被現代主義文學所取代。現代主義即19世紀末興起於歐洲的唯美主義、象徵主義等非理性文學思潮的概稱，在“五四”時期的中國被稱為新浪漫主義。
沈雁冰
文學研究會的理論家沈雁冰，對歐洲啟蒙運動之後的文學流派變遷簡要地概括道：“西洋古典主義的文學到盧騷方才打破，浪漫主義到易卜生告終，自然主義從左拉起，表象主義是梅德林開起頭來，一直到現在的新浪漫派。”（《小說新潮欄宣言》）並且對新浪漫主義的影響寄予厚望：“能夠幫助新思潮的文學是新浪漫派的文學，能引我們到真確人生觀的文學該是新浪漫派的文學，不是自然主義的文學，所以今後的新文學運動該是新浪漫主義的文學。”（《為新文學者進一解》）但是他同時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當時的文學發展只處於古典與浪漫之間的階段。
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是歐洲的現代主義作家對啟蒙作家所確立的價值核心——人的主體性和理性進行質疑和反思的文學。也就是說，他們以非理性的意志哲學觀念為基礎，對具有理性的大寫的“人”的觀念進行了批判。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要進行的是一項以建立人的主體性為核心的現代文化事業。對於當時的啟蒙者來說，讓“人”的思想和個性，從吃人的禮教束縛中解放出來才是當務之急。相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文化和社會的現代化，是一項剛剛開始的事業。因此，沈雁冰在進行小說創作的實踐中，選擇的是以寫實為主，融合自然主義方法的現實主義文學方向。
魯迅的小說是以現實主義為主的，但是卻有明顯的象徵主義色彩。其它“五四”小說家，都不同程度地在現實主義和各種新文學思潮之間遊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格局。因此，我們不能說中國現代文學革命之後的小說家們，完全地照搬了西方近現代小說的各種寫作模式。他們立足於中國的社會現實，在時代精神的感召下，從個人的思想立場和藝術興趣出發。是在有選擇地學習、吸收和融合中西古今小說的藝術表現形式之後，來進行創作的。因此，才出現了中國現代文學在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輝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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