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是中國古代魏晉南北朝時期最主要的選官制度，它不僅承擔了這一歷史時期的官吏遴選重任，更造就出魏晉南北朝獨具特色甚至直接影響到隋唐時期官員選拔的世家門閥政治。
雖然科舉興起後九品中正制逐漸被廢除，但是它所強調的“門第”觀念已經徹底根植於中國傳統宗族觀念中，如韓愈常常自稱為“昌黎韓愈”，即使傲骨脫俗如詩仙李白，也努力將自己的出身向名門望族隴右李氏上靠攏，可見門第觀念對世人的深刻影響。也正是在這種社會風氣下編纂族譜盛行，乃至今日人們仍津津樂道於“某某某祖上門庭顯赫”的話題，九品中正制對中國傳統家族觀念的影響之深可見一斑。那麼本意為政府選拔人才的九品中正製為何會演變成為造就世家門閥政治的溫床呢？
東晉王謝世家居住的烏衣巷
察舉、徵辟積弊日久，世家門閥初現端倪
在九品中正制確立前，漢代一直推行察舉制與徵辟制並行的官吏選拔制度。
所謂察舉制即中央詔令郡國地方考察舉薦賢良方正之士為選拔官吏所用，察舉制歷史悠久，戰國已有舊例，至秦漢逐步發展成為國家選官制度。並建立起“四科取士”的察舉制標準：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在四則標準下又分為舉孝廉、舉茂才、舉賢良方正等諸多察舉科目，以期為國家廣羅人才。除卻選拔科目多元性，察舉制還分為歲舉、特舉。歲舉即要求地方每年都要向中央舉薦孝廉、茂才等人才；特舉即對有特殊才能或貢獻的優秀人才特例徵召。漢武帝時期，察舉制已成為十分成熟的國家選官制度。
徵辟制是僅次於察舉制的漢代選官制度，“徵”是由皇帝徵召名望顯赫有才學者入朝參政；闢為中央、地方官署任用屬吏並向朝廷推薦。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官員選拔制度。比較為人熟知的東漢發明地動儀的張衡就曾被徵召入朝為官，史料記載“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
無論是察舉制還是徵辟制，所遴選的人才必須具備“德行”聲望，以鄉黨評議為主要參考標準。當時士人想要得到入朝為官的機會首先需要被鄉黨認可，而士人的聲譽評價來源主要為其出身地的周遭鄰里，因此為地方有威望的世家豪族提供了話語權，向中央舉薦人才的渠道逐漸被名公鉅卿與地方官吏所把控。世家不僅在政治上擁有特權，在文化上也處於壟斷地位，漢代以經學入仕，經學僅在上層世家中傳播，長期的政治文化壟斷，政出高門，至東漢末年政壇中已經出現累世公卿的現象，最典型的袁紹常自稱出身四世三公，依附於袁氏宗族的門生故吏遍天下，門閥政治已經初現端倪。
不僅如此，察舉制設立德才兼舉的初衷本是以德為先注重品行，但在隨著絕對道德化這種極端風氣的滋生，一批奸猾狡詐之徒刻意偽飾，矯揉造作，以沽名釣譽博覽名望，士林風氣墮落敗壞。
社會動盪察舉中斷：九品中正制呼之欲出
直接促使九品中正制登上歷史舞臺的是東漢末年戰亂頻繁的社會環境，導致察舉制徹底衰敗。黃巾起義、軍閥割據，社會動盪不安，為了躲避戰亂人們四處流徙遷移，出身地戶籍難以考證，以道德行為為準則進行鄉黨評議的選拔制度被迫中斷，直接影響到官吏選舉。九品中正制就在這種“人口流移，無法土斷”的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兩晉南北朝史》中呂思勉也曾談到九品中正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以長期延續的社會原因：然人士流移，非一朝可復，而吳平未幾，五胡之亂復起，南北隔越，僑置之州郡縣逐多，土斷之法，蓋終晉、南北朝之世，未能盡行；此則九品中正之法，所以相沿而不廢也。
但此時的九品中正制尚在以鄉黨清議的形式孕育中。東漢末年，官僚士大夫中出現清議風潮，所謂清議即品評人物的風氣。清議出發點是為了揭露時弊發洩對現實的不滿，希望得到統治者的注意革除弊政，但它逐漸與鄉黨評議相結合。漢代察舉制在由鄉黨評議人的德行時常常由1-2名德高望重的人主持，與清議結合，根據做出的評論來決定被評議者是否進入仕途以及擔當職位高低，九品中正制中，中正官的設立即與此有直接聯繫，九品中正制已經呼之欲出。
九品中正制的產生與蛻變：從為國取士到世家勢力擴張溫床
曹操掌權時代，九品中正制的前身——九品官人法開始推行，至曹丕當政時期，陳群正式提出九品中正制並得到曹丕認可，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雖然具有拉攏世家支持曹魏統治的政治考量，但也是當時社會分裂動盪、官吏選拔停滯狀況下的權宜之計。 九品中正制初創，地方中正品評人物尚能做到注意清議，德才兼舉，通過中正清議也為國家選拔出大批優秀人才。但隨著世家大族權柄膨脹，內部逐漸走向腐化墮落，主持清議的中正官自身德才不濟，品質低下，以至於中正官淪為世家手中的政治工具。正始初，夏侯玄曾進言：中正則唯考其行跡，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此時九品中正制已經出現舞弊、隨意升降士人品級的現象。到了西晉時期更是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政治局面，公元284年，尚書左僕射劉毅向晉帝上疏抨擊九品中正制“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公以為格，坐成其私”的種種弊端，提出“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但此時世家勢力已根深蒂固。至東晉，政權尚且由南渡士族與江東本土士族共同擁立，更遑論廢除孕育世家門閥的九品中正制了，“王與馬共天下”的東晉王朝政權已經完全為世家把持，世家門閥甚至不與寒門通婚、編修族譜形成階級隔斷。
九品中正製為何演變成世家溫床？缺乏約束的權力失控
本意為國家選拔人才，卻淪為培植私人家族勢力的工具。以至於當時人言：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那麼九品中正製為何演變成為世家培植勢力的溫床？
第一、中正官缺乏約束、濫用職權徇私舞弊。九品中正制施行初期成效顯著，但後來由於中正官權柄過重且權力缺乏監督約束，在九品中正制施行日久後，弊端漸顯。中正官“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在選官時，中正將品評結果呈交吏部後由吏部依品狀授予官職。雖然吏部擁有授予官職的權力，但是決定授予何種官職的依據——品狀卻掌握在中正手中。吏部依據品狀授予符合品狀的官職，官位與品狀相當。因而在根據品狀授官時，吏部並無過多斡旋空間。給予士人品狀評定的中正官決定了士人得授官職的高低。中正官職權過大且缺乏監督約束，導致士人仕途決於中正之手 ，欲仕途通達必先結交中正，開罪了中正，仕途必然坎坷。乃至出現中正選官“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的狀況。而中正官多出身世家門閥，在執行中正品評職權時，從家族利益出發，為世家子弟進入政壇大開方便之門，造成上門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不公。
第二、九品中正製品第評定重家世、輕德才。 按照九品中正制設立初衷，選拔人才當以德、才為本，其次再結合出身門第品評人物品狀。在最初實施時也是由中正先進行人物品第評定後再“考之薄世，然後授任”。但實行不久即出現忽視才行品德而以出身門第為標準的嚴重偏差，庶族寒門無寸進之路，西晉時少有俊才的王沈即因出於寒素進身無門。居於上品者非公侯子孫即當途昆弟，門第低微即使德才兼備也得不到較好的品狀，自然無法擔任要職。九品中正制蛻變成以家世為品狀評定的唯一準則，自然為世家門閥大開方便之門，成為其培植私人勢力的溫床也不足為怪。
第三、中正品評脫離實際，為世家利用。中正設置一般分州郡兩級，州為大中正，郡為小中正。大小中正均為中央或地方官，其作為中正品評人才的職能僅為本職工作之外的業餘事項。但中正又關乎國家選拔人才的大事，僅有司徒授權高級官吏方可兼任，因此中正官甚少，根本無力對本州郡內的人才進行專業的品評， 而世家門閥不僅在政治上靠近中正，輿論上又掌握話語權，十分輕易左右中正官決斷，因此在世家掌握話語權的狀況下，高品評狀自然淪為世家子弟的囊中之物。
結語：
九品中正制由為國家選拔人才的初衷演變為世家門閥培植私人勢力的溫床，其最深層的原因在於制度訂立伊始曹丕便有依靠此制拉攏世家支持的主觀動機；世家實力根深蒂固，牢牢把持政權，而被賦予到世家的權柄又缺乏有效監督約束，出於家族利益私心、加之九品制度的品評變為門第導向，九品中正制最終淪為魏晉時期一大弊政。九品中正制本是為適應漢末戰亂頻繁的社會環境訂立的權宜之計，至於相對和平時期為世家大族掌控，逐漸腐壞變質成為時代發展的桎梏。任何應時代需求而生的制度均有其社會背景，而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舊的制度必然無法適應新形勢下社會需要，革新也就成了人類歷史上永不灰色的時代特徵。
1《三國志》
2《魏書》
3《魏晉南北朝史》
4《中國曆代政治制度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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