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才是舉”最早出自魏晉之際曹操的《求賢令》
“二三子其佐我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含義是不論品德的高低，只論才幹，才能卓越之輩，就可以進入朝廷做官。“唯才是舉”強調優先以才為選拔原則。
魏文帝曹丕始創“九品官人法”後逐步完善形成“九品中正制”，慢慢地高門大族就掌控了入仕之道，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政治格局。
“唯才是舉”強調才華，“九品中正制”則強調品德，才與德的矛盾就貫穿於曹魏與西晉，體現了西晉政治走向的變化。
魏晉之際，為了適應當時的政治發展，出身孝廉的曹操堅持“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並受到儒家思想的干預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瞞，雖是太尉曹嵩之子，但是曹嵩是宦官曹騰的養子，所以曹操是宦豎之後，當時的人多鄙之，在東漢末年，群雄兼併，曹操懂得才華的重要性，自小便喜愛與名士交往。
二十歲的曹操被州郡舉薦為孝廉，前往洛陽做官，身為孝廉出身的曹操，卻在掌握政權期間，堅持"薦賢任能，唯才是舉"用人方針，但在三國混戰期間，曹操受到官僚集團的束縛，不能完全堅持“唯才是舉”取才方式。
曹操一共發佈三道求賢令，第一次是在公元210年，這是赤壁之戰的第二年，曹操頒佈求賢令，言辭懇切，詔令中確立了“唯才是舉”選才方式。並且完全否定了如果繼續用舉孝廉的方式選官的話，那麼無法開創霸業的說法。
當時的政治環境影響了曹操的政治方針，一方面曹操打敗了宿敵袁紹，打敗了北方諸侯，基本上統一北方。其中袁紹勢力雄厚而且世代公卿，曹操戰勝袁紹，這無疑是才能戰勝世家的表現。
另一方面赤壁之戰曹操戰敗，礙於江河之險，曹操無力再向吳、蜀討伐，這時恰好是一個政治飽和期。所以在這一時期，曹操提出“唯才是舉”的政治方針，既是對時事的深刻認識，也是對以後魏國發展的高瞻遠矚。
第二次求賢令的頒佈是在公元217年，曹操再次頒佈求賢令，重申“唯才是舉”的標準，曹操認為卑賤之人雖然品德並不高尚，但並不妨礙他們自身成就偉業。
“不仁不孝”的吳起因少時不得志，鄉里人輕視、誹謗吳起。吳起憤怒的殺掉他們。對母親立下誓言，不成功絕不回家。在他的母親死時，吳起真的沒有回家。
在當時，這種行為視為不孝，於是他的老師曾申和他斷絕關係。吳起棄儒學兵，最終變法青史留名。
曹操非常贊同管仲的德才觀，在建安八年，曹操明確表示賢者居高位，不能尸位素餐。
在魏國建立後，在代漢自立的道路上，大權獨攬的曹操已經沒有對手，於是曹操頒佈了第三道求賢令，這時求賢的目的與標準更加明確清晰。
雖然曹操在起家的過程中，得到了穎川士人集團的支持，但是對於士人並沒有實質上的重用，曹操這點與地方豪強並無二致，曹操早年因為卓越的操行、品德和儒學背景被舉薦為孝廉，所以曹操無法擺脫儒家的道德觀影響，“唯才是舉”的政治思想始終無法避免德行的干預。
魏晉南北朝時期“九品中正制”的確立，但在實施過程中雖受到了多種方面的影響與制約
魏文帝曹丕繼承了父親曹操的執政思想，肯定才能的重要性，黃初元年，魏文帝頒佈詔令公開求才，黃初二年公元221年，魏文帝再次頒佈詔令言:“求才於仕，不拘戶口”。
魏文帝力求突破漢代選才框架束縛，突出才能的優先地位，黃初三年公元222年以及黃初四年夏，魏文帝認為有才的人，不拘年齡，設立五經博士和太學。加強國家對儒學的建設和指導。
魏文帝曹丕即位後，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其中最可圈可點的就是一些選官制度的復辟。就像“九品官人法”和“鄉評和考績”制度，但是朝臣也有反對改革，認為背棄了儒學傳統。
但是這無疑是曹丕在代漢自立建立曹魏政權的妥協，藉助世家大族的力量，幫助曹丕稱帝。
（一）九品官人法
魏文帝曹丕命尚書陳群根據現在的朝政局勢，創立一種選官制度，陳群於是創立了“九品官人法”，“九品官人法”實際上是“察舉制”的另一表現形式。
“九品官人法”的內容是，在各個州郡選擇有見識、有名望、有眼光識人善用的官員任“中正”，查訪評定州郡人士的品德才華等級，等級有九種，分別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與下下，吏部將這九等作為授官的依據。
魏文帝、魏明帝當政時，“九品官人法”得以貫徹，曹芳時，權臣司馬懿當政，再在各州郡加置大中正，所以有大、小中正的區別。
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制度後來演變成只在名門望族中選拔官員，以至於後來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到了隋朝時“九品官人法”制度被廢除。
（二）鄉評與考績制度
隨著“九品官人法”的實施，鄉評與考績制度應運而生，鄉評考的是品德高低，考績指的是實際才能。在魏明帝時期，社會風向轉變為批評曹操過分注重“唯才是舉”導致社會道德低下，文人紛紛要求魏文帝確立選舉的道德標準，認為道德比才幹更重要。
（三）群臣對恢復舊制的不滿與批判
魏國的朝臣認為因為恢復舊制才使得政治腐敗，恢復曹操時期的“唯才是舉”的策略並不可取，朝廷應該加強儒學教育，重塑社會道德標準。
其中夏侯玄的言論抒發了西晉廢除“九品中正制”的心聲。高平陵事變後，司馬懿集團急於為政權披上合法性外衣，大肆批判曹爽集團驕橫奢侈，對曹魏政權貶低道德標準不滿的文人，趁機批判“九品中正制”。
選官制度最終由“唯才是舉”變為“九品中正制”，在眾多意見的議論之下，九品中正制在“才”與“德”之間搭建平衡的橋樑
新建立的西晉王朝繼承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並且讓司徒府主持典選，使之加強中央集權，架空地方權力，力求在香評清議與考校政績中達到平衡。
晉武帝泰始四年，晉武帝頒佈詔令，確立了優先選擇以德為標準的選才原則。
但是關於九品中正制廢立，西晉朝堂上的討論絡繹不絕。其中最有名的議論是尚書左僕射劉毅的“八損說”，明確指出“魏立九品，權時之制”，認為九品中正制的實行使得政治混亂
“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
劉毅的結論說明了當代文人渴望以道德標準價值迴歸的信念，但是鄉評和考校制度存在明顯弊端，大多數人認為應該在“才”與“德”之間找到平衡點。
但是也有主張廢除九品中正制恢復鄉評制度的人，認為
“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
恢復漢代鄉評土斷制度，但是西晉通過佔田法確立了莊園經濟。世家大族掌握州郡的話語權，恢復鄉評土斷政策，只能使得地主階層與農民階級矛盾日益加重，不利於加強中央集權，所以這種政治思想並未得到西晉統治者的認同。
也有大部分文人要求廢除九品中正制，恢復曹魏初年的唯才是舉，認為吳起雖然不孝不義，母死不歸，殺妻求官，但是威能振諸侯，讚頌吳起政治策略與才華。這無疑是曹操的“唯才是舉”的重申，並且說
“今臺閣選舉，塗塞耳目；九品訪人，惟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
這也表現了曹魏與西晉官僚政治制度還存在著巨大活力，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還未達到頂峰。
西晉王朝是九品中正制建立、完善的關鍵時期，但是朝臣始終不放棄廢止九品中正制的努力，西晉在安撫朝臣與文人的同時又堅決實施九品中正制，這說明了西晉政治統治妥協性與雙重性。
新晉升為皇族司馬氏在維護氏族特權的前提下，努力保障自己的皇族特權，為了保證官僚政治與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選賢舉能，確立以才為優先選擇的選官制度。
所以可以看出，曹魏雖然堅持“唯才是舉”的選才方式。但是並未放棄道德化的堅持，在“唯才是舉”原則下，有限度的恢復漢朝的選拔制度，加強了儒學的道德化教育。魏文帝的“九品中正制”更是努力地在“才”與“德”之間搭建平衡的橋樑。
西晉繼承了曹魏的選官制度，確立了九品中正制，但是在特殊的政治經濟條件下，時人對九品中正制的廢立不盡一致，曲折的反映了西晉朝堂上政治的變化。
參考歷史文獻：
《晉書·段灼傳》
《李重傳》
《求賢令》
《劉毅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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