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文字)

裕固族的先民在古代曾使用過古代突厥文字，亦稱鄂爾渾、葉尼賽文、魯尼克文等。古代突厥文保留下來一些碑銘，主要有《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和《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突厥文是裕固族先民回鶻人最早使用的文字，大約從8世紀中葉開始使用這種文字，後來，在回鶻汗國崩潰以前，又開始使用用粟特字母創制的回鶻文。甘州回鶻時代，也在使用古代回鶻文。到11世紀甘州回鶻退出河西走廊以後，很可能仍在使用回鶻文。宋元時期回鶻語成為河西一帶的通行語言，敦煌、甘州成為裕固族先民——回鶻人的佛教中心。這期間他們用回鶻文記錄和創作了許多作品，並進行了頗具規模的佛典翻譯工作。明清以後隨著河西回鶻勢力的衰微，回鶻文逐漸被忘卻，用這種文字寫成的文獻也隨之湮滅。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甘肅敦煌藏經洞的發現，開始有一部分回鶻文文獻問世。敦煌出土的回鶻文獻約佔整個(包括新疆)出土的回鶻文獻的三分之一，這些回鶻文獻是裕固族珍貴的歷史記憶遺產。

回鶻文寫本《金光明最勝王經》（簡稱《金光明經》）於1911年俄國突厥學家馬洛夫在甘肅酒泉文殊溝（今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轄區境內）所得，先存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另外兩葉為瑞典考古學家別爾格曼於1927—1935年問在甘肅所得，現存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紙質粗厚，呈黃褐色，保存良好。字體為回鶻文楷書體，幾近於刻本體，清晰易讀，語言古樸流暢。此經譯自唐義淨的十卷漢文本。譯者為10世紀回鶻著名學者別失八里（北庭）人勝光薩里。甘肅酒泉文殊溝發現的抄本寫於1687年，抄經地點是敦煌。由於現存回鶻文文獻絕大多數為斷簡殘篇，所以此抄寫本就顯得特別重要。法國學者沙畹認為《金光明經》是裕固族先民“薩利回鶻的遺物”；中國學者認為這部佛經雖然是別失八里(北庭)人勝光薩里譯自漢文，但是抄寫時間是1687年，新疆的維吾爾族在此之前200年就全部改信伊斯蘭教，所以它的抄寫者不會是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很可能是裕固族佛教徒，這份文獻說明裕固族直到清朝初期至少在宗教界還使用回鶻文。

回鶻文《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現存甘肅省酒泉市博物館，碑文用漢文和回鶻文書寫。此碑立於1361年，立碑人為唐兀（西夏）人善居。此碑記錄了一個唐兀族家族自西夏滅亡後，到兀朝末年150年問六代13人的官職世襲及其仕世元朝的情況，為我們瞭解元代河西走廊地區唐兀族的活動和回鶻語文的使用情況提供了珍貴史料。據學者研究，此碑的漢文為釋教禪師所書，回鶻文撰寫者是肅州信奉佛教的裕固族先民撒裡畏吾人。

此外，敦煌出土的回鶻文還有如下幾種：回鶻文敘事詩《帝唏和法上的故事》；回鶻文秘宗文獻《吉祥輪律議》；回鶻文韻文體《觀音經相應譬喻譚》；回鶻文《善惡兩王子故事》殘卷；回鶻文《俱舍論頌注》殘卷；回鶻文佛教詩歌集；回鶻文《阿毗達摩俱舍論安慧實義疏》；回鶻文《阿昆達摩順正理論》節本殘卷。上述回鶻文文獻都出自敦煌千佛洞，但它們和敦煌藏經洞的漢文典籍一樣，幾乎全部流落到國外，目前它們分別存於倫敦大英圖書館、巴黎國立圖書館、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和日本京都有鄰館等處，只有很少幾件殘文保留在我國敦煌文物研究院和蘭州博物館。

明代文獻《商昌館課》中，保存了當時西域各地給明馴廷的公文，且都附有回鶻文釋文。其中有幾件是來自曲先衛的公文，均為漢文、回鶻文的對照公文。另有來自罕東左衛的公文，是用漢文和回鶻式蒙文書寫的。說明在明代，撒裡畏兀兒地區，以撒裡畏兀兒人為主的曲先等衛中，仍在使用回鶻文，而在以蒙古人居多的罕東左衛等衛中，也在使用回鶻式蒙文。到裕固族東遷，再度進入河西走廊、祁連山脈一帶以後，古代回鶻文就逐漸失傳了。其主要原因就在於裕同族先民勢力的不斷衰落，社會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而且遷徙之後，使裕同族與同語族其他民族相對分離，生活在漢族、藏族、蒙古族等民族中，受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較大。在清代，裕固族也曾有限地使用過藏文，一是在寺院中使用藏文；一是給上級的奏摺中使用藏文。今故宮博物院中尚收藏有清代各民族地區給清朝廷的奏摺，其中就有清光緒年間裕固族為增選賀郎格家副頭目而給清政府的奏摺，該文書是用漢文和藏文兩種文字寫成的。這份奏摺說明，裕固族也曾在一定範圍內使用過藏語藏文。

清代後期，裕固族人口急劇減少，整個民族處於衰落狀態。總之，今天的裕固族人民，只有本民族語言，而無本民族文字。現在裕固族人書寫通用漢文。20世紀80年代初，有些學者曾在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明花區部分地區的一些裕固族人中推廣國標音標，記錄本民族的語言，但效果不佳，只有個別人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國標音標。

裕固族人最早使用的是古回鶻文，明末，隨著藏傳佛教的傳入，裕固族人中的上層僧眾開始使用藏文。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漢文在裕固族地區廣泛傳播，直至現在，裕固族群眾普遍使用漢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