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經久鄉森林火災後，四川省、涼山州政府被約談。4月9日，根據人民日報消息，主約談人是應急管理部黨委委員、森林消防局局長徐平。
“繼去年‘3·30’木裡大火之後時隔一年，涼山州再次發生撲救森林火災中人員重大傷亡，令人痛心，教訓極其深刻。”徐平在約談時說。
這不是應急管理部第一次因為“約談”而廣受關注。2019年，他們約談了17個地方政府和2家中央企業負責人。
2018年4月16日，新組建的應急管理部掛牌運行，整合了包括國家安監總局、國務院辦公廳、公安部、民政部、國土資源部、國家林業局、中國地震局在內的11個部門的13項職責，涉及5個國家級的應急指揮協調機構，以及公安消防和武警森林20萬人的轉隸整合。
“把分散於各有關部門的應急資源和力量整合起來，形成統一高效的應急管理體系，全面提升我國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是我國應急管理戰線幾代人的夢想。”應急管理部黨委書記黃明在應急管理部掛牌運行之初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說，“組建應急管理部不是哪一個單位改名字，而是一次全新的再造重建。”
截至4月16日，應急管理部已經組建兩年。“如果把應急管理機構改革第一年稱為落實、規劃年，第二年可以稱為落實、提升年。在重特大災害事故的‘防減救恢’（防災、減災、救災、恢復重建）及其風險的‘測評報消’（監測、評價研判、報警預警、消減）等方面形成了很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做法。”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院長張興凱告訴新京報記者。
武漢消防對武漢火車站進行消殺
城市消防與森林消防協同作戰
“火線最近的時候，離我們不足百米。風颳得睜不開眼睛，大火往山腳撲過來。”4月10日，西昌經久鄉森林火災撲滅後的第8天，四川省消防救援總隊作戰訓練處專業技術一級指揮員張山虎對新京報記者回憶。
山火發生當晚，很快威脅到西昌城區的一座存量約250噸的液化氣儲配站。四川省消防救援總隊調集了成都、德陽、涼山支隊消防指戰員，一邊設置水槍水炮陣地、開啟噴淋降溫、噴水噴泡沫打溼保護，一邊緊急開闢隔離帶，轉移鄰近液化氣鋼瓶，減少危險源，阻截火勢蔓延。
“兩支消防隊伍的合作並不是首次。不過此前，協作的密切程度、投入的力量、裝備都無法與這次的規模相比。”張山虎說。
在這次火災撲救中，城市保衛戰的主力軍——消防救援隊伍負責疏散群眾、保衛重點設施，如受到威脅的兩處加油站、四所學校和奴隸社會博物館、光福寺、聽濤小鎮建築群以及西昌最大的百貨倉庫等。而深入到山林深處火場的森林消防隊員，則負責打開突破口，與火線展開直接較量。
兩支隊伍既有分工又有配合。“我們調整車輛編成，形成梯次往返於火場和水源地，通過運水供水、接力供水等方式，設置多個取水點，保證森林消防隊伍滅火用水不間斷。在沿路供水的過程中，我們還主動撲救逼近交通要道和居民建築的山火。”張山虎說。
“在實戰中能看出來，我們兩支隊伍是密不可分的。”內蒙古森林消防總隊錫盟支隊的支隊長於乾龍說。轉制後這兩年，他們先後經歷了山西沁源“3·29”森林火災，山西晉中市榆社縣、忻州市五臺山森林火災等，與消防救援隊伍協同作戰，聯繫緊密。“我們作為主打力量在前面撲火，他們在後面架設水源。明火被撲滅後，我們繼續前進，他們清理看守。這幾方面的力量缺一不可。”
2019年4月，森林消防隊伍撲滅山西省沁源縣森林火災。
應急管理部組建之後，原公安消防部隊、武警森林部隊退出現役，成建制劃歸應急管理部，組建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承擔防範化解重大安全風險、應對處置各類災害事故的重要職責。
“應急管理部組建之前，重特大災害事故的處置是地方政府統一調度指揮、多部門開展應急救援工作的模式。在應急處置現場，由於各部門的組織體制不同、應急機制不同、應急救援隊伍的部門不同，往往在各隊伍進場初期，出現各自為戰、管理混亂、效率不高的情況。這方面的問題，我參加重特大事故應急處置時感觸極深。”張興凱說。
張興凱告訴新京報記者，應急管理部成立後，上述問題逐漸得到了解決。在一些重特大災害事故的應急處置中，應急管理部形成統一調度機構，參戰單位各司其職、各盡其責，迅速形成協調一致的實戰組織，大大提升了應急處置的質效。
轉制之後，我們的專業性更強了
與消防救援隊伍類似，劃歸應急管理部後，森林消防隊伍也面臨著協同其他救援力量作戰，不斷汲取綜合性救援能力的經驗。
於乾龍所在的內蒙古森林消防總隊錫林郭勒盟支隊，是應急管理部成立以來，新組建的國內6支跨國境森林草原滅火隊之一。
“以前是一身橄欖綠，現在換上了藍制服。”於乾龍說，沒有接到撲火任務的時候，他們就負責地形植被與林向，熟悉管控區的情況，提前預警，開展訓練，完善裝備。“比如，錫盟支隊發明的草原戰車，設計初衷是圍繞本身草原植被的特點。成立跨國境滅火隊之後，中蒙邊境的草原面積也很大，這些裝備恰好發揮了重要作用。”
轉制之後，在應急管理部的統一指揮調派下，於乾龍的隊伍與其他應急力量的合作更加頻繁、密切。有時，鄰近省市發生的大規模火災，他們也需要前往增援。
2019年3月17日，山西晉中市榆社縣發生森林火災。在應急管理部的統一調度下，於乾龍的支隊前往滅火。當時火場地形險峻，在強勁風的作用下，火勢蔓延了10公里。滅火過程中風向突變，他們緊急轉移到避險區域。
攀枝花支隊為森林消防供水
“有七八米的斷崖，我們用木棍一個一個人地往上拽。待所有人安全之後，俯首望去，周圍全是濃煙與大火，什麼也看不清。我們用滅火機的風口往上頂，火漫過來，陡崖一擋，又形成漩渦順著山谷方向往下走了。“於乾龍回憶，他通過對講機與指揮部聯繫，在不具備撤離條件的情況下，指揮部決定，先調動10架直升機對避險區域灑水，再用滅火水泵架設一條路線，幫助他們撤到山下。
事後回憶起來，於乾龍仍覺得驚險萬分。“總結成功脫險有幾個原因。一是聯合指揮部通過無人機偵查，為我們選擇的避險地形非常準確、規範和專業，另外是地方消防救援隊的協助、配合十分緊密。”
“我們最熟悉的是草原火，視線範圍通暢，只要抓住有利戰機，速戰速決，當日就能撲滅。相較來說，森林火災的密集程度高，視線差。”於乾龍說，“撲打慢，行進也慢，最後的清理看守也更復雜，包括避險方式、撲打工具都不一樣。我們很需要與其他救援隊交流經驗，分工協作。”
2019年3月29日，山西沁源縣發生森林火災。根據上級調派指令，於乾龍再次率領支隊前去支援，與北京和甘肅的救援隊伍聯合作戰。“與內蒙古的地形不一樣，那裡的山體陡峭、直立，最陡峻之處形成80度轉角，稍微不注意，人就滑下去10多米。這種地形也易造成火線分散，打著打著，火就被斷崖擋沒了。”
於是，隊伍專門設置了一名安全員，時刻觀察地形，尋找緊急避險地帶，實時給森林撲火隊傳送信息，為下一步的指令提供參考。
“轉制之後，我們的專業性更強了。”於乾龍說，同時，建設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的路徑也更加清晰。“像山嶽、水域救援，我們是弱項，以前從沒接觸過。現在，我們會聘請消防救援的教員現場授課，學習他們的工具如何使用。他們也跟我們學習森林草原火災撲救的知識。”
預計什麼事，先做什麼事
應急管理部應急指揮專員陳勝說，山西榆社、五臺山森林火災發生時，應急管理部指揮中心迅速連線火災現場，建立省、市、縣和現場一體化的信息鏈條，隨時掌握各方信息，協調指導地方撲救工作。
“比如，應急管理部主要領導在北京視頻調度，直接連接火災現場，火場植被以油松為主，擴大蔓延風險高，應山西省請求，應急管理部抓緊啟動了增援預案，並派工作組前往現場指導。”陳勝說。
事故災難現場情況往往復雜多變，應急管理部根據其後果嚴重性、可控性和緊急程度等不同情況建立了分級響應機制。針對地震、洪水、森林火災等，部領導多次主持會議研究編制了20多個響應手冊，大的救援行動後及時修改完善，每一套手冊都細化到人、明確任務和時間要求等。根據年度自然災害趨勢分析，區分不同區域災害情況，事先統籌救援力量在哪裡佈設、救援裝備在哪預置、通過何種交通方式投送、受援地如何對接。
在火災撲救中，雅安支隊與森林消防協同作戰。
以前，一些部門聯動機制不緊密。突發事件信息在基層接報後，再經過程序研判報批，逐級上報。“為什麼有的突發事件擴大？信息綜合性研判不夠，傳遞過程中某一環節斷裂，或者關鍵信息被忽略，加之有的地方政府控制事態能力和可調用資源有限，事態就難以控制。”
“現在，應急管理部有一種‘面對面’的做法，一旦發生重特大災害事故，部指揮中心立即啟動應急響應，部領導和相關司局到崗到位，與現場直接視頻連線，組織會商研判，堅持底線思維，把情況掌握得更準確，把風險考慮得周全，把方案設計得更科學。”陳勝對新京報記者說。
根據公開資料，2018、2019年，應急管理部累計組織災害事故視頻會商395次，啟動重特大災害事故響應105次，派出工作組443個；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出動指戰員2595萬人次，營救疏散群眾133.1萬人，搶救保護財產價值555億元。
2019年超強颱風“利奇馬”救援
陳勝介紹，處置“利奇馬”颱風時，颱風登陸前兩天，應急管理部就會同氣象、生態資源、交通運輸等部門開展緊急會商，研判路徑與危害，提前部署沿海省份的應對措施，以防、避為主。等颱風一登陸，在預先研判可能成災的地方，已經設置了救援隊伍和裝備，隨時準備突擊搶險，與同級別颱風相比，“利奇馬”造成的死亡失蹤人數最少、經濟損失最小。
“這是一種非常高效的銜接和運轉。颱風一走，應急管理部緊急會同財政部安排調配救災款物，協助成災的地區開展受災群眾救助。原來是在災害鏈條上‘來了什麼事，再做什麼事’，現在是預判什麼自然災害風險可能引發什麼災害和後果，事先就做好各種應急準備工作，決策、執行、協調都是一個部門，縮短了指揮協調鏈條。這樣用具體行動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個堅持三個轉變’（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堅持常態減災與非常態救災相統一，努力實現從注重災後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減少災害損失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從應對單一災種嚮應對綜合減災轉變。）”
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院長張興凱對新京報記者分析，應急管理部組建兩年以來，在應急管理工作的設計上更加精細化、精準化。比如，已經形成了由應急管理部主要負責同志定期、不定期組織針對重特大災害事故的預防、準備、處置、善後及其風險防控的會商分析研判制度；全國風險一張圖的技術工作基本完成，現正在組織數據接入；覆蓋全應急管理系統的視頻會議系統已經投入使用；自然災害和生產安全生產事故風險監測預警試點工作全面啟動等。
2019年12月18日凌晨，杉木樹煤礦被困工人獲救。
2019年12月14日，四川宜賓杉木樹煤礦發生透水事故，16日16時，遇難人數增至5人，失聯13人。事故發生當日，應急管理部黨委書記黃明立即視頻調度指揮，派出由應急管理部副部長、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局長黃玉治帶隊的工作組，連夜趕往事故現場。同時，四川省應急管理廳也啟動了二級響應。
四川省應急管理廳應急指揮中心指揮長侯建明回憶，他們請了省內、省外煤礦、地質的專家，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專家隊伍，對井下的系統、事故發生前的情景、通風瓦斯情況，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調集了省市15支力量趕赴宜賓，15日零點10分，首批救援力量和裝備就達到了事故現場。”
陳勝告訴新京報記者，事故一發生，前、後方就進行了連線，黃明書記坐鎮指揮大廳，直接視頻看到現場救援情況。“前方有需求，後方就協調處理。這種扁平化的指揮協調體系，密切了前、後方聯動，第一時間瞭解現場救援需求和難點，實現高效科學決策。”
最初在井下排水的是排水能力220立方米的水泵。由於透水量大，水位很快漲到130米。四川應急管理廳指揮中心立即聯繫大型企業，尋找設備和配件。5個小時後，一臺排水量550立方米的12噸重的水泵到達現場。
最終，在這次事故處置中，歷經生死救援的88小時，13名被困礦工全部獲救。
“時刻準備著”的“應急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應急管理部門全年365天、每天24小時都應急值守，隨時可能面對極端情況和生死考驗。應急救援隊伍全體指戰員要做到對黨忠誠、紀律嚴明、赴湯蹈火、竭誠為民，成為黨和人民信得過的力量。應急管理具有高負荷、高壓力、高風險的特點，應急救援隊伍奉獻很多、犧牲很大。
平常，應急管理部指揮大廳，24小時都有人值守，徹夜燈火通明。
應急機制啟動後，負責運轉、協調、救災、監測、宣傳等各個小組人員第一時間趕到指揮大廳。
作為一名應急人陳勝感受很多。“有時候，遇到緊急事件，一兩個小時之內就要出發。不光是我，這在應急管理部是一種常態，時刻準備著，這是部黨委強調的一種‘應急文化’。部領導率先垂範。有一次我值班，凌晨2點多，我給黃明書記發了一條短信，他馬上回復，並提出相關要求和注意事項。隨後，我們在指揮大廳工作時，黃明書記和相關部領導陸陸續續進來了，和我們一起挑燈夜戰。”
國家防總副總指揮、應急管理部黨委書記黃明主持召開視頻調度會部署颱風“利奇馬”防範應對工作。
“應急管理部成立以來，一個特別顯著的變化是，各級黨委、政府更加重視應急管理工作。比如，省委書記定期主持會議研究應急管理、安全生產工作的制度，一名省委常委（一般是省政府常委副省長）抓應急管理、安全生產工作的制度，由省長任省安全生產委員會主任的制度等已經形成。”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院長張興凱對新京報記者說。
張興凱說，現在講“全災種”、“大應急”是針對應急管理工作的，當然也包括應急救援隊伍建設。此次機構改革中針對應急救援力量就是“專常兼備”，強調常備力量就要多能，專門力量就要專業性強。
“消防救援力量是應急救援力量的中堅、是常備力量，需要具有應對火災、爆炸、地震、泥石流、礦難的本領，並要求在任何重特大突發事件發生時都用得上，我們已經高興地看到，在新冠疫情應對中，廣大消防救援指戰員奮戰在一線，擔當病員轉送、物資轉運、洗消殺毒、醫療廢水輸轉等工作，‘火焰藍’和‘天使白’攜手抗疫，充分體現出了改革後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的綜合性特點，這是機構改革的成果。”張興凱說。
“‘全災種、大應急’的概念，四川很早就開始進行了探索。”四川省消防救援總隊作戰訓練處專業技術一級指揮員張山虎說，結合四川省情，他們也在分門別類地梳理災種，釐清潛在的風險和隱患，建立專業隊伍、開展專業訓練。
事實上，從國家到地方各級，專業隊伍救援的體系構架已基本形成，建立了山嶽、水域、地質災害、危化品處置、空勤等一批專業救援隊伍。“我們的很多專業救援隊還得到了一些專業機構的資格認證。”張山虎說。
張山虎說，以空勤專業隊為例，他們和通航公司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一旦救援需要，便能立即提供給消防救援人員使用。“去年‘8·20’汶川特大山洪泥石流時，十幾個工人被困在一處水電站，我們通過直升機把人轉運出來。這種模式已經通過實戰的檢驗了。”
“再比如這次西昌森林火災之後，對於攀枝花、涼山、甘孜等森林火災風險較高的地區，我們的預案體系可能又有新的變化。”張山虎說，“我們正在會同森林消防隊伍共同研究制定新的聯合作戰模式。”
對一個省的安全生產專項整治
有史以來是第一次
應急管理部成立以來，始終把有效防控風險作為重大政治責任，推動建立安全生產常抓嚴管長效機制，健全完善安全風險防控機制，特別強調要強化底線思維，守牢安全底線，強化源頭治理，壓實主體責任，同時要求應急管理系統要夯實安全監管責任、創新安全監管機制。“實際上大多數‘黑天鵝’本質上都是‘灰犀牛’，要善於運用大概率思維應對小概率事件，努力把問題解決在萌芽之時、成災之前。”在年初的應急管理工作會議上，黃明特別強調。
加強明查暗訪和專項督導，是防範化解安全風險的手段之一。針對歲末年初安全風險隱患集中的情況，2019年12月，國務院安委會在前期派出10個督查組明查暗訪的基礎上，又組織16個由部級領導帶隊的督查組深入各地督促檢查安全生產集中整治工作。督查組檢查了16個省級政府、42個市級政府、91個縣級政府、413家企業，共查處問題隱患2045項，其中重大隱患80項，關閉取締企業1家，責令停產停業整頓企業27家。
例如，在貴州，督查組隨機抽查的一處煤礦，發現了27項突出問題。該礦從2015年7月起一直處於停產狀態，2019年10月25日恢復生產至12月初，不到50天時間裡，發生瓦斯超限9次。煤礦上級管理部門更像是一個“影子公司，一共19人，其中通風部、安全部、機電部都僅有1人。之後，當地政府責令該煤礦停產整頓，並派駐工作組24小時盯守。
目前煤礦、尾礦庫、危化品重大危險源的事故風險監測預警試點工作已經全面展開。比如煤礦監管信息系統，在新冠疫情期間多次開展線上煤礦情況調度；從試點的情況可以看出，安全生產風險監測預警可以為監管監察提供強有力的支撐，是監管監察的重要抓手，顯著提升安全生產監管監察的效率和效力。”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院長張興凱對新京報記者說。
自從應急管理部組建以來，嚴肅整治的力度有增無減。每一次重大事故的發生，都意味著極其慘痛的教訓和下一步安全整治力度的升級。
2019年3月21日，江蘇省鹽城市響水縣天嘉宜化工公司發生爆炸。爆炸發生後，應急管理部黨委書記黃明緊急率工作組趕赴事故現場，指導應急救援等相關處置工作。此後，針對該事故國務院決定成立調查組，黃明擔任組長。
2019年11月23日，根據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印發工作方案，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部署開展為期三個月的危險化學品等重點行業領域安全生產集中整治，對江蘇開展為期一年的安全生產專項整治工作。
“我參加了江蘇省的安全生產專項整治，負責‘江蘇省安全生產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研究’課題的工作。據我瞭解，針對一個省的安全生產專項整治，有史以來是第一次。這樣的專項整治，不僅對江蘇安全生產工作的推動將是顯著的，對全國的安全生產工作推動也將是顯著的。”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院長張興凱對新京報記者說。
2019年12月23日，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就瀏陽市碧溪煙花製造有限公司爆炸事故約談湖南省長沙市人民政府時，嚴厲指出，地方煙花爆竹安全監管力量存在弱化現象，安全監管工作不落實、執法寬鬆軟問題突出。事故發生後，當地隱瞞死亡人數，性質惡劣，影響極壞。
“重特大事故後，對地方政府與企業負責人進行約談，已經制度化了。雖然達不到追究責任的程度，但約談了使你臉上不好看、面子上過不去、說起來不好聽，而且在約談時你要做出檢討、做出保證。還有，被約談就是下不為例。這樣就引起了你的足夠重視。”張興凱說。
就在本稿截稿之際，記者從應急管理部獲悉，國務院安委會剛剛部署開展全國安全生產專項整治三年行動計劃，著力完善安全生產責任鏈條、制度辦法、重點工程和工作機制，健全公共安全隱患排查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以從根本上消除事故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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