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谩骂英国人了,他开办格致书室被称为中国青年学习的圣地

我们知道,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曾经有在中国任职的经历,特别是他在江南制造局任职期间,译书颇多。傅兰雅对翻译馆所作的贡献,赢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敬,也受到了清廷的嘉奖。1876年4月13日,经两江总督沈葆祯、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具奏,清廷授予他三品官衔。同时被加衔的还有金楷理、林乐知,分别为四品和五品。1899年5月20日,经两江总督刘坤一保奏,清廷又颁给傅兰雅“三等第一宝星”。刘坤一在奏折中对傅兰雅褒奖有加,内云:“教习、翻译各项事宜,每借资洋员之力。查有三品衔英国儒士傅兰雅,学博品端,志趣超卓,聘充上海制造局教习二十余年,所译格致、工艺等书百十种,传布最广,裨益良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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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的著作《热学须知》《化学须知》


繁忙、枯燥而又单调的译书之余,致力于让中国科技强国的傅兰雅还做了三件大事:创办《格致汇编》;发起并参与管理格致书院,开办格致书室,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在益智书汇担任教科书总编辑。

格致书院创办于1874年,是主要研究、教习物理、化学等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学院。1873年3月,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提出在上海建立一所专供中国人讲求科学技术的学校,拟定名“宏文书院”,这就是格致书院。麦华佗是著名传教士麦都思的儿子,大概因其地位和影响,此议一出,不但在驻沪传教士和各类西方人中引起热烈反响,而且中国士绅也积极回应。

3月24日,麦华佗召集各路人士开会,讨论创设格致书院之事。会上决定成立董事会,选出麦华佗等四人为董事,唐廷枢为华人理事。建院中,李鸿章、傅兰雅都积极筹措经费,使得书院顺利开办。

1876年6月22日,格致书院正式开院。书院坐落于公共租界内北海路,甚为宽敞,内设书房、知新堂等,摆有各种科学书籍和实验仪器,诸如地球仪、温度计、电报、化学实验器具等,李鸿章亲手书写的“格致书院”匾额高高悬挂。[2]傅兰雅是继麦华陀之后的第二任西方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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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像


格致书院创办过程中,傅兰雅得知丁韪良、艾约瑟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中西见闻录》停刊,便于1875年11月发布一则启示,宣布在上海创办了一份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月刊《格致汇编》。“一方面要促进探究的精神,一方面要在大清帝国传播通俗实用的科学知识。它将为介绍已经出版的科学译著服务,刊载科学课程的短篇解说和科学讲演稿,并作为本邦受教育人士问询、获取其感兴趣的科学信息的媒介。”[3]

《格致汇编》不同于《中西闻见录》融新闻、科普、文学为一体的综合性特点,而是一份地道的科普杂志。内容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工艺技术、科技人物传记等等。除介绍自然科学等知识外,傅兰雅还结合他在《上海新报》任职时的经验,开辟一些诸如“算学奇题”“互相问答”和“格物杂说”等专栏,报道西方科学技术的运用;在刊物上连载译著,介绍自然科学、工艺技术等方面的专业著作;报道汤若望、瓦特、富兰克林等科学家的人物事迹。

傅兰雅利用在江南制造局工作的优势,邀请徐寿、华蘅芳、贾步纬和徐寿之子徐建寅、洋员金楷理、林乐知等人为刊物的作者。傅兰雅在刊物上直接选登了他们的一些译著,如《电气镀金略法》《入水衣全论》《回特活德钢炮论》《海战指要》《测候诸器说》《石板印法》等,这些著作都是因为载入《格致汇编》而流传下来的。经常为刊物写文章的还有艾约瑟、巴心田等名人,以及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卜舫济、苏州博习书院的潘慎文、京师同文馆格致教习欧礼斐和、登州文会馆校长狄考文等几位在中国从事教育和文字工作的外国传教士。《格致汇编》断断续续出版十多年,并曾多次增补重印,受到当时渴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全赖这支站在时代前沿的作者队伍支撑。[4]

在管理格致书院与主编《格致汇编》的过程中,傅兰雅本着为更好地传播西方科技,独立创办了格致书室。该书室创办于1885年,傅兰雅在述其创办缘由时说,“近来格致风行,译书日广,好学之士争览者多。惟以局刻家刻购求颇艰,故设格致书室,便人采取。凡已译西学卷帙及中华格致类书,均拟办售。又西学书中所用器具材料,亦能定沽。意在畅行格致,愿中西共出一辙,是以不惮烦劳,乐公同人之好。”傅兰雅对经营格致书室充满信心,他说:“对西方知识的需求显示了中国人的头脑正在快速转变,这值得称赞。购买书籍越便利,需求越多——尤其是现在科举考试中增加了对数学和其他科技知识的考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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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晚清官场洋大人》改写


格致书室的经营范围很广,不单有各种图书,还有地图以及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相关仪器等等,堪称科技类的现代化书店。傅兰雅经营格致书店,也在天津、汉口、汕头、福州、香港等地设立分销机构,并在全国的主要城市设立了读者直邮服务,并言明邮寄书刊不收取邮资,从而使格致书室形成多元化的经营格局。

傅兰雅的努力获得了很好的回报。1888年,格致书室已经开办三年,通过各种销售途径售出图书15万册,书款近2万元,到1897年,销售额更是高达15万元。上海的西文报纸对格致书室大加称赞,称其是“中国青年多年来学习的麦加(圣地)”。[6]


参考文献:


[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573、574页。

[2]尚智丛:《传教士与西学东渐》,第147页。

[3]张功臣:《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第108页。

[4]张功臣:《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第109页。

[5][美]戴吉礼:《傅兰雅档案》,弘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6][美]贝奈特:《傅兰雅译著考略》,哈佛大学1967年版,第6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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