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那個午夜，在距北京1500公里遠的西南重慶，人們還在安享夏夜涼風。四個月後，四個月後，這裡就成為中國人民抗擊敵人的總後方，並在之後的八年裡，成為全國人民抗戰的精神砥柱。
七七事變
可以說，沒有以四川為主的西南大後方，中國的抗戰歷史將會是另一種走向。
從抗日戰爭的前後演進來看，西南大後方的確立並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與中國抗戰的方略、現實條件、戰局進展密切關聯。
其實對中日之戰的爆發，國人早有預料。1922年，軍事理論家蔣百里根據對當時中國的國際環境和周邊國家的軍事態勢的分析，指出中日戰爭不可避免。
蔣百里
他還在其著述中明確指出，開戰之後，中國應採取持久戰方針，在中西部地區構築防線。他說，“中國有地大、人眾的兩個優越條件，不打則已，打起來就得運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爭合流，我們轉弱為強，把敵人拖垮而後已。”
這是國人對中日戰爭的較早認識。蔣百里的觀點被國民黨高層接納，並被李宗仁發展為指導國民政府抗戰的“焦土抗戰”政策。所謂“焦土抗戰”，一是指“不惜化全國為焦土，以與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戰”的政治方針和決心；二是指採取游擊戰、運動戰、堅壁清野相結合的持久戰、消耗戰，而非速決戰。
抗戰期間的蔣介石
蔣介石也在諸多場合表示，中日開戰後，要想求取勝利，中國軍隊只能採取“積小勝而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方略。
國軍精銳
由於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國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多集中於華北、華東等沿海地區，這些區域也是國外勢力滲透最多的所在。一旦戰事發生，這些城市將最先受到威脅。因此，民國政府西移勢在必行，最初，選擇的目標被設定為西北區域。
1932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被迫遷都洛陽辦公，期間，國民政府於洛陽召開了一次有關時局的國難會議。國民黨中央和蔣介石的構想是，一旦華東地區戰事擴大，政府將退守西北與中原，定都西安，以西北作為長期反抗的根據地。
對於以西北為後方，當時國中人士意見並不統一。如蔣百里在1935年主張應以湖南作為中國國防建設的中心地帶，而地質學家丁文江則認為雲貴才是最佳選擇
即使是蔣介石，在1935年以前，其以西北為抗戰大後方的想法也並未完全成熟。儘管在他心目中，西北是當之無愧的國防戰略要地，且是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但其資源的相對匱乏也限制了其作為大後方的條件。
以抗戰後方的標準，對西南和西北的進行對比，可以發現西南是具有很多優勢的。從地理環境看，西南地區群山環抱，尤其是針對日軍可能來犯的東、北方，更是群山巍峨，地形複雜，不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的運動與展開。
實際上，抗戰八年期間，除空襲外，日軍從未真正對四川構成直接威脅；從經濟環境來看，自古就有“天府”之稱的四川明顯優於西北，足以支撐戰局；從交通與國際交往的因素來看，西南地區向北可聯接蘇聯；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緬甸和印度支那，這些地區當時均屬英法殖民地，便於與外界溝通，獲得盟國支援。
1938 年10 月廣州失陷後，中國沿海各地港口均落敵手，國民政府與外界的海路聯繫全部中斷，大西南與外界的陸路聯繫成為當時唯一通向世界的門戶。此後的滇緬公路、駝峰航線的相繼開通，均證明了西南與外界交往的重要地位。
駝峰航線
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8月13日，淞滬會戰開始。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遷都重慶宣言》， 指出“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至重慶。
遷都重慶，標誌著以四川為主的西南大後方最終形成。在軍事上，國民政府將大批部隊集結在西南、西北地區，形成拱衛大西南的軍事部署，以確保抗戰後方的安全，使之成為真正的抗戰堡壘。
西南大後方的最終確立也堅定了國民政府的抗日決心，1938年底，蔣介石兩次重申要“以四川為最後根據地，北固陝西，南控滇、黔、桂諸省，穩紮穩打。同時促進國際變化，以求盟友。
1945，日本無條件投降
最終，在西南大後方的支持與保證下，中華民族上下一心，最終取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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