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客戶端4月10日電 題：《滕泰：應對疫情衝擊，應實行救助政策和經濟刺激政策》
作者 滕泰(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影響或已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雖然長期全球經濟未必會陷入“大蕭條”，但短期衝擊的嚴重程度已經是“短蕭條”。面對前所未有的全球經濟“短蕭條”，“授人以魚”的救助政策和“授人以漁”的經濟刺激政策都很重要。
為對沖疫情的衝擊，建議中國救助和刺激的規模應不低於10萬億元。考慮到消費已經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中小民營企業和服務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經濟救助方向應該以中小微民營企業、出口和傳統制造業為主，而經濟刺激方向則應以消費、服務業、新經濟為重點。
疫情傳播的不確定性和全球經濟“短蕭條”
受疫情影響，企業面臨的衝擊不僅有人工、供應鏈等供給衝擊，還有服務業和可選消費品等行業的需求萎縮，部分企業還面臨著現金流危機、債務危機等風險。
儘管短期衝擊力度前所未有，但造成這次經濟衰退的本質原因並非不可逆轉的供給過剩或不可逆轉的需求過剩，甚至全球經濟還站在5G、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產業化的起點，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是“大蕭條”，而是“短蕭條”。
雖然疫情的不確定性或許會延長經濟衰退時間，但畢竟疫情衝擊暫未傷害經濟運行機制，也未惡化經濟結構。對企業而言，雖然可能造成短期收入巨減、利潤惡化、甚至資金流動性困難和供應鏈中斷，但只要這種影響持續時間不長，大部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並不會受到傷害。因此，必要的救助和刺激政策出手一定要快，出臺足夠力度的對沖措施，減少經濟衰退，助力經濟早日復甦。
各國救助刺激力度大，中國不會獨自缺席
面對疫情衝擊和金融動盪，各國在經濟救助和刺激政策上力度非常大。其中，美聯儲兩次累計降息150個BP至零利率，推出無限量量化寬鬆政策，購買企業債券和商業票據，以2萬億美元經濟救助方案支持中小企業和美國中低收入居民，經濟救助規模相當於GDP的11%；英國除了兩次降息之外，對企業和員工提供的經濟救助規模也佔到其2019年GDP比重約為16%；澳大利亞的累計財政救助規模佔GDP比重接近10%；德國的經濟救助力度最大，累計財政救助規模佔GDP比重高達22%；日本救助和刺激規模約為本國GDP的10%；法國救助和刺激計劃相當於GDP的14%。
至於中國經濟，有的學者認為，最困難的時刻還沒有來，因此出臺降息這樣的刺激政策未必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其實類似於降息這樣的政策，在任何國家經濟下行中都是逆週期調控的必選和首選操作。在經濟衰退初期出臺的任何政策工具都不能期待帶來立竿見影的宏觀效果，但卻可以增強信心、減少經濟損失，降低企業成本，潤物細無聲。
3月2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已明確提出，要抓緊研究提出積極應對的一攬子宏觀政策措施。相信在應對全球短蕭條的救助與刺激行動中，中國不會獨自缺席，而且仍將在全球經濟穩定中發揮積極作用。
救助和刺激規模應不低於10萬億，以拉動消費為主
面對當前經濟形勢，無論是“授之以漁”的經濟刺激政策，還是“授人以魚”的救助計劃，都應該儘快出臺。
考慮到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救助和刺激計劃未必要圍繞特定的增長數字目標，而是以確保經濟合理區間和就業穩定為底線。此外，應充分考慮到當前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結構和就業特點。與十多年前主要靠投資拉動不同，本次救助和刺激計劃應該放棄以投資和項目為中心的傳統做法，把重點轉移到救助企業、刺激消費方面。
第一，建議財政政策救助和刺激規模應不低於10萬億元，用創新辦法打開收支空間，使用方向以企業救助和刺激消費為重點。
為了對沖疫情的衝擊，歐美各國的救助和刺激規模都在本國GDP總額的10%到20%之間，這既體現了各國對疫情影響的重視程度，背後也必然體現了各自對疫情衝擊的評估，對中國的一攬子救助和刺激計劃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筆者建議，本次救助和刺激總規模以不低於10萬億元為宜，佔中國GDP不低於10%，不高於2009年的財政金融15%的擴張力度。
從救助和刺激方向看，十多年前中國經濟主要靠投資拉動、出口拉動，所以彼時的刺激計劃以刺激投資和出口為主；如今消費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佔比達60%左右、服務業佔比53%，因此這一輪的救助和刺激計劃，應該是兼顧消費補貼、中小微企業救助、新產業扶持、智慧城市建設等全方位救助和刺激，而不應該只在新老基本建設投資上發力。
在救助和刺激的分工方面，經濟救助政策應以受短期衝擊大而長期刺激無效的部門為主，比如出口部門、傳統制造業部門，對這些領域救助，幫他們渡過難關，而不能刺激，否則必然形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對於消費、服務業、新經濟則可以採用更多的扶持和刺激辦法，以培育長期增長動力。
在涉及投資項目選擇上，不管是新基建還是老基建，都應該根據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實事求是地擴大投資。當然，如果能夠選擇類似於智慧城市方面投資乘數大、不帶來長期結構性問題的領域，效果更好。
第二，貨幣政策要儘快降息，繼續全面降準。
相對於歐美而言，中國貨幣寬鬆的空間和降息空間都很大。但是在這次全球降息中，中國貨幣流動性釋放力度相對較小。事實上，面臨如此嚴峻的經濟“短蕭條”，貨幣政策應該執行逆週期調控的本位工作，果斷大幅降準、降息。
只有相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普遍降息、全面寬鬆才能真正解決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等的融資難問題，並有利於降低實際利率，刺激民間投資和消費。
第三，儘快按下“重啟”鍵，放鬆供給和需求約束。
筆者認為，對於那些新增病例多日“清零”的地區，除了保持防止境外輸入的重點工作，以及保留戴口罩這樣既社會成本低又無礙經濟復甦的防控措施之外，對於那些不必要的出入管控，以及一些要求企業復工所必須報備並出具的承諾書等措施都應該儘快取消。
此次為了防控疫情所形成的很多“供給約束”原本都是權宜之策，疫情受控以後應該及時取消。不僅如此，還應該趁機全面減少各行各業行政計劃手段對市場的干預，進一步放鬆對生產要素、對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約束，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中新經緯APP)
滕泰
閱讀更多 中新經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