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人的称谓很特别，叫父亲不叫爸爸也不叫爹，叫“阿ye”，叫母亲不叫妈妈也不叫娘，叫“妈ye”，叫祖父不叫爷爷叫爹爹，称姑姑为"姥姥"，称外公、外婆为“wei爹”、“wei奶”，称大叔、二叔、小叔为大ye、二ye、小ye，称孩子为伢子，这些称谓与中国主流的称谓极不同，甚至是相反的。
而合肥地处中国南北之间，自古以来，江淮一带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三国名将张辽逍遥津大战孙权的故事至今流传，在各个朝代周而复始的更替战乱中，人口流动性应该很大，不似偏居一偶的“避世”族群，容易保留下独特的语言，合肥话和人际习俗怎么会如此特别？
笔者猜测，合肥是一个较大的“方言岛”，且隔代较多，历代动荡，当地人早已忘记“来路”。
偶尔的机会，笔者看到一则文献，介绍唐朝都城长安的官话，称父亲为“阿耶”，难道合肥人通常写成的“阿爷”是这个“阿耶”？如果是的，那么合肥这个距离长安千里之遥的地方，怎么会保留唐朝官话？
众所周知，新疆建设兵团的一代移民来自天南地北，方言各不同，而“移二代”基本都说现代官方普通话，来到内地学习的藏班新疆班学生学习的也都是普通话。唐朝时是不是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移民？
据笔者初步了解，唐朝太宗高宗年间，打下平壤并设都府，由“征东”功臣之一的白袍小将薛仁贵镇守十来年，因为深得民心，朝鲜人也喜白袍，后来班师回朝，将当地有影响的两万户豪强迁徙至唐境的江淮一带。当时的唐朝总人口不过2000多万，两万大户人家的人口，应是个不小的数字。而要对这些外族移民进行“唐化”，普及唐朝官话，肯定是最重要的“套路”之一。
顺便普及一下，国人引以为傲的盛世大唐其实更多渊源于鲜卑族，这个“东胡”，不仅统治过当时中国的北方，还曾横扫中亚、北亚，影响远播，隋唐之前的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都是鲜卑人建立，隋唐虽为汉姓皇室，但是都是胡汉混血的“表亲”，“五胡乱华”之后的中原，汉人胡化比胡人汉化实际上不弱，游牧民族开放包容的习俗、伦理痕迹很深，隋唐皇室的浪漫情史（萧皇后、武媚娘、杨玉环）是魏晋时代的人不敢想的，因此笔者猜测，唐朝官话也应该“胡化”过。若如此，合肥话的“活化石”的意趣就更大了！
合肥当地的另一些习俗似乎也能佐证一二，例如问路时，大哥大姐无大小，年纪大小都可以这么称呼“大哥”或“大姐”，而唐朝官话里也有这样类似的哥儿“无大小”的称呼。待客的礼仪上，合肥当地宾主的位置总是错位的，主人总是会谦让客人坐在主位，笔者猜测，这可能是延续当年“客家”或者“被殖民”的习惯。
一管之见，权当茶前饭后的谈笑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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