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輪是歲月的影像，也是時代的印痕。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新時代，生態文學的年輪清晰而飽滿。生態文學是以自覺的生態意識反映人與自然關係的文學，強調人對自然的敬畏和尊重，強調人的責任和擔當。雖然生態問題催生了生態文學，但是生態文學卻是關於美的文學。
無疑，新時代有許多重要的標誌性特徵。但無論如何，有兩個重要特徵是不能忽略的：一個是“綠”，一個是“美”。“綠”是指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而“美”則是強國的奮進目標。就生態文學而言，這裡的“美”，不光是對綠水青山的詩意描述，它更意味著，新時代的一切都應該是“美”的——無論是大地、江河、空氣、食物，還是人的思想和靈魂。
生態不等於自然，但是，沒有自然就沒有生態。生態是指一切生物的存在的狀態，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周圍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係。而生態文學是隨著生態問題不斷出現而產生的一個文學門類，所以，生態文學帶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具有喚起人類警醒的意義。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生態問題日益嚴峻、甚至危及人的生存的背景下，中國湧現出了一批生態文學作品，狀如井噴，或許，那就是中國生態文學的發端吧。如徐剛的《伐木者，醒來》、沙青的《傾斜的北京城》、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郭雪波的《沙狐》、烏熱爾圖的《七叉犄角公鹿》、姜戎的《狼圖騰》等等。文學追求什麼呢？我不得而知。然而，我卻隱隱約約地覺得，“美”——應該是生態文學追求的至高境界吧。因為，生態文學不僅僅是描述人與自然的關係是怎樣的，而且還描述人與自然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成為了時代的主題。何謂綠色發展？綠色發展就是以效率、和諧、可持續為目標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式。綠色發展對任性的、蠻橫的發展說不，對掠奪性的、以犧牲生態為代價的發展說不。綠色發展是在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約束條件下，將生態保護作為可持續發展重要支柱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
人類對自然的傷害最終都傷及了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生態系統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地球上約有32億人的生活遭受著土地退化、河水汙染和生態系統瀕臨崩潰的威脅。地球正面臨著兩個可怕的危機——其一，氣候危機；其二，生態危機。怎樣才能避免危機呢？也許，光靠技術手段無法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何況，一個問題解決之後，另一個問題又會產生。森林是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森林及其各種生物之間產生的關係，支撐著陸地生態鏈。所以，最可靠的辦法，就是保護和恢復森林。國土空間按照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的定位，劃出特定的生態功能區，實行山水林田湖草統籌協調，綜合治理。不搞大開發，共抓大保護，把自然還給自然。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國家先後實施了退耕還林工程、天然林保護工程、三北防護林工程、溼地保護工程、藍天保衛工程、江河治理工程，以及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等重大項目，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生態狀況，使神州大地的面貌和樣態持續提升，也使美麗中國的氣質和品質越來越好。
“文脈與國脈相牽，文運與國運相連”。 回眸和梳理新時代文學創作情況，我們欣喜地看到，此間，生態文學日漸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生態文學創作愈加活躍和興盛，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作品和代表性的作家。梁衡的《樹梢上的中國》、何建明的《那山，那水》、韓少功的《山南水北》、徐剛的《大森林》《守望家園》《地球傳》、李青松的《穿山甲》《把自然還給自然》《塞罕壩時間》、劉醒龍的《上上長江》、阿來《三隻蟲草》、李娟的《遙遠的向日葵地》、李成才的《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楊文豐的《病盆景》、肖亦農的《毛烏素的綠色傳奇》、胡冬林的《狐狸的微笑》、哲夫的《水土中國》、舒志剛的《野馬風雲》等作品，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記錄了這個綠色發展的時代，呈現了人與自然新的關係，生動詮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理念。
如果說，21世紀前，人類關注的是“對自然的改造”，那麼，21世紀後，人類更多地轉向了“對人自身的改造”。
是的，在改造自身的過程中，通過推動生態文明建設，我們調整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自己的關係。
生態文學所持的生態整體觀——大地完整性——即不把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價值判斷的終極尺度，這並不意味生態文學蔑視或反人類。恰恰相反，生態的整體利益是人類的根本利益和最高價值。人類只有放棄或者矯正一些糟糕的行為，不把自己作為自然的主宰，才有可能逐漸遠離生態危機。
生態文學主張，人應當過一種從容不迫的生活，同時去感受生命的教誨，在簡約中體味生活的意義。生態文學與窮奢極欲逆向而馳，它從生態問題中來，到人的靈魂裡去。我們終於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不再是抗爭與征服，而是一種融入與迴歸。我們終於認識到，人與自然是生命的共同體，應該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使命和責任。文學，是人學，而生態文學，則是生命萬物之關係學。
生態文學不圖熱鬧，遠離喧囂，也無意追逐物質層面的繁盛，它注重的是生命內在的豐沛和高貴。現代生活製造著垃圾，製造著汙染，也製造著浮躁、焦慮和惶恐。生態文學恰恰是提醒我們，永遠不要為了目的而忘了初衷。要適當慢下來，穩下來，要時常回頭看看來處，要時常想想我們為什麼出發。“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春夏秋冬，四時有序，山水不可顛倒，陰陽不可錯亂。雖然生態文學不能直接改變生態狀況，可改變人們的思維和觀念，甚至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則是完全可能的。
近些年，生態文學之所以呈現蓬勃的生長態勢，與主流媒體和相關刊物及網站的助推密不可分。《人民日報》“大地”副刊、《光明日報》“光明文化週末”作品版、《文藝報》副刊、“學習強國”“中國作家網”，以及《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北京文學》《大地文學》《綠葉》《黃河》《廣西文學》等刊物，不吝版面傾力推出“生態文學”主題的作品，為繁榮生態文學創作起到了強力助推作用。需要特別提及的是《人民文學》雜誌社在2019年歲末，專門出版了一本“生態文學增刊”，彙集了劉醒龍、阿來、王必勝、馮藝、黃國輝、黃詠梅、任林舉等30餘位作家的生態文學作品，在文壇乃至社會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同生態文學創作相比，生態文學理論研究和翻譯評介更為絢麗多姿。首都經貿大學、北京林業大學、蘇州大學、山東大學、蘭州交通大學等高校的專家學者對生態文學的研究，取得豐碩成果。程虹、施戰軍、李炳銀、魯樞元、李朝全、張鵬、朱明東、李樂明等或有專著，或有撰述。特別是程虹女士，長期從事美國生態文學的研究和翻譯工作，美國生態文學經典名作《醒來的森林》《低吟的荒野》《遙遠的房屋》《心靈的慰藉》，都是她翻譯並介紹到中國來的，她曾獲得首屆呀諾達生態文學獎。
還有一些學術和理論研究刊物對生態文學研究也給予了特別關注。如《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當代作家評論》《鄱陽湖學刊》《東吳學術》《環境教育》《創作評譚》等等。各地以生態文學為主題的文學活動異常活躍。廣東觀音山原本不是什麼名山，但是，近年來，通過與《人民文學》雜誌社合作，不斷推出生態文學創作活動，逐漸聞名遐邇。“生態文學”已經成為了觀音山的一張文化名片。
如果說中國代表著文化，那麼美國則代表著自然。
說到生態文學，當然繞不過美國的代表性作家愛默生。他的第一部作品就叫《論自然》，也有版本翻譯成《自然論》。他指出“自然是精神之象徵”——通過“認識自然，認識自我”。可以說，愛默生確立了美國生態文學永恆的主題。梭羅深受愛默生的影響，在瓦爾登湖岸邊生活了兩年零兩個月零兩天，寫出了名篇《瓦爾登湖》。梭羅則被視為美國文化的偶像，他也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生態文學作家，他的《瓦爾登湖》在10本構成美國人性格的書裡位居榜首。
在中國，早期生態文學的表達方式一般以第一人稱為主，文學形式以報告文學和散文居多。報告文學諸如徐剛寫沙漠化和環境問題的《穿越風沙線》《中國：另一種危機》、嶽非丘寫長江汙染問題的《只有一條長江》和邢軍紀、曹巖寫三北防護林建設的《北中國的太陽》等，可謂是第一人稱表達的範例。散文諸如葦岸寫華北大平原上動物、植物及農事活動的《大地上的事情》等影響深遠。
近年來，小說和兒童文學也佳作不斷。長篇小說有周建新寫人與海的《老灘》、陳應松寫森林的《森林沉默》，中篇小說有老藤寫生態變遷的《青山在》，以及兒童文學中陸梅寫海島的《無盡夏》，湯素蘭寫自然聖潔的《犇向綠心》、黑鶴寫動物的《黑焰》《銀狐》等等，也都可圈可點。
而在國外，生態文學的文學形式以散文隨筆較為突出，也有小說和報告文學。美國梭羅的《瓦爾登湖》《種子的信仰》、繆爾的《夏日走過山間》《等鹿來》、巴勒斯的《醒來的森林》等作品，多為散文隨筆；法國米什萊的《山》《鳥》《海》《蟲》等作品也是散文隨筆，而加拿大莫厄特的《被捕殺的困鯨》《與狼共舞》等作品多為報告文學，西頓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動物》等作品則多是小說了。
生態文學的特徵是什麼？通過研究作家的創作活動和作品，不難發現，生態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強調它的位置感——作者所處的生存位置或者空間狀態——那種置身自然中的身體和精神的體驗和感受，在作品中是必須呈現和表達的。
或許，可以這樣說，作家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認識以及那種獨特的體驗和感受，正是生態文學與一般意義文學的不同之處。
在大地和生命的意義上，生態文學任重道遠。無論是生態文學創作還是生態文學研究，都應該摒棄某種固有的價值觀，在更深刻的層面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儘管目前的中國的生態文學創作和研究出現了可喜的氣象，但也只是剛剛起步，而同時我們也不得不面對全球生存狀況繼續惡化及生態災難頻發這一現實。對於生態文學作家和研究者來說，或許會感到缺少洞察、體驗和激情，以及如何更好地表達。如此，生態文學還有更艱難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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