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劉蘭芝和焦仲卿是一對恩愛的夫妻。
劉蘭芝多才多藝，善於家務活，終日起早摸黑地工作，卻依然遭到婆婆的嫌棄和刁難，並被遣回孃家。
焦仲卿著急地向母親求情，面對大怒的母親，他只能返回房間，對妻子許諾：“你先回孃家小住，不久之後一定上門把你迎回。”
回孃家當天，貌美的劉蘭芝精心打扮了自己，並向婆婆、小姑子道別。回到家中，表達了自己要和焦仲卿長相廝守的想法，先不討論再嫁的事情。
此言一出，卻遭到母親、哥哥的苛責，她無奈之下只能屈從。
沒過多久，在家裡的安排下，劉蘭芝就要和太守公子成親了。在成婚之日，她哭著對焦仲卿袒露心扉，相約黃泉下相見。
到了夜深人靜之時，劉蘭芝提起衣裙，脫下絲鞋，縱身跳入冰冷的池塘中。
焦仲卿聽說這件事後，悲痛不已，便在院子裡的樹下徘徊，最終在東南枝上自縊身亡。
《孔雀東南飛》
好好的一段愛情，為什麼會發展成雙雙殉情的悲劇？
婚姻破裂的導火線：難以協調的婆媳關係
漢代儒家經典之一《禮記》如是寫道：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妻之禮焉，沒身不衰。
也就是說，一個家庭中子女婚姻關係的好壞，不是取決於丈夫與妻子的關係，而是取決於兒媳是否能與公婆融洽相處。
在《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不但樣貌姣好，家務活更是做得麻溜。
她“奉事循公姥”，可在婆婆焦母眼裡卻是“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這女子不守禮節，自作主張）；
她日夜辛勤勞作“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白天黑夜辛勤勞作，柔弱孤單受盡苦），可婆婆依然毫不體諒，更是“故嫌遲”（嫌她織絹織得慢）。
在她還沒有搬離焦家時，焦母便已騎驢找馬，替自家兒子物色了新對象“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聽到兒子為老婆求情後，不但沒有一絲體諒，更是怒髮衝冠，愈發討厭劉蘭芝。
面對這樣挑剔難相處的婆婆，劉蘭芝當然也有滿腹怨言：“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不是我偷懶織絹慢，而是當你家的兒媳太難了）。
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
更令人唏噓的是，在兒子焦仲卿流露出以死相許之意時，焦母更是說出“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不要為了劉蘭芝而尋死，你貴她賤，休她不算薄情）這樣的話，她當時想的並不是如何挽留兒子的生命，而是要堅定兒子休妻的決心，蠻橫霸道、冷酷自私的形象躍然紙上。
由此可知，劉蘭芝與焦母相處得很不融洽，而焦仲卿也沒有做到有效協調，婆媳關係緊張是劉蘭芝被遣回孃家的根本原因。
那麼，又是什麼助長了婆婆的專橫霸道？
愛情中的絆腳石：封建禮教中的家長制
漢代男子休妻有7條理由，包括：不順父母、無子、淫、妒、有惡疾、多言、盜竊。在焦母眼裡，劉蘭芝犯的就是“不順父母”這一條。
這並不是因為劉蘭芝犯了多少錯，而是因為她對婆婆不夠言聽計從，不夠百依百順，做到三從四德。
劉蘭芝與小姑子、丈夫道別
兒媳因為“不順父母”遭遣，在漢代是正常不過的事情，有的甚至還被視為“孝行”而廣泛宣揚。根據《後漢書·列女傳》記載：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溯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
姜詩的妻子因為替婆婆到六七里外的江裡取水，不巧碰上大風，沒能按時回家，導致姜詩的母親口渴難耐，就被姜詩責備並遣回孃家。
這樣的事如果發生在現代社會，男子簡直會被罵得體無完膚。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雖然這些倫理規範在今天看來顯得不近人情，但在當時卻是合理的意識形態及制度規定。
所以，發生在東漢末年的《孔雀東南飛》故事中的人物身上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時代的烙印。不管劉蘭芝、焦仲卿本身對這種文化是否認同，他們沒有足夠的力氣，也根本沒有理由去反抗制度的約束。
而焦仲卿母親、劉蘭芝哥哥的霸道、獨裁行為在當時也無可厚非，因為他們只是在理所當然地行使社會賦予他們的權利——制度強暴與親情綁架。
陸游《釵頭鳳》
同樣的悲劇，也在距離東漢兩千多年後的唐代重演。
詩人陸游和唐琬夫妻二人感情深厚，但唐琬不為婆婆所容，被婆婆休棄。後來，陸游另娶，唐琬也再嫁了。有一次，陸游春日出遊，偶然和唐琬再度相遇。
唐琬以酒餚殷勤款待，憶起往事的陸游十分傷感，便題詞《釵頭鳳》一首：
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詞中“東風惡，歡情薄”對破壞美滿婚姻的封建制度表示了強烈的抗議。相傳唐琬看見此詞後不久，便抑鬱而死。
這樣的愛情悲劇，都因為兒媳不為婆婆所容而起。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如同一句死亡咒語，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專橫的封建家長制無疑是千千萬萬愛情悲劇的導演，甚至奪取了無數條無辜卻又執著的生命。
劉蘭芝、焦仲卿
愛情悲劇的伏筆：戰亂時期，普通家庭的婚配
劉蘭芝被婆家壓迫，她的父親卻始終不見身影。為何在家庭中擁有絕對話事權的兩位父親不能好好溝通？
焦仲卿的家裡有焦母、小姑、焦仲卿，劉蘭芝家裡出現了劉母、劉兄、劉蘭芝，唯獨少了在故事裡本應扮演重要角色的父親們，這兩人到哪去了呢？
據不完全的文獻資料分析統計，東漢人口的峰值超過6000萬。而公元220年三國開始前後，因為戰亂，人口幾乎減少了三分之二，僅有區區2300萬。
當時的古詩詞也有相關記載。初平三年（192年），詩人王粲逃往荊州避難時，寫下“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詩句；曹操在漢末群雄的角逐中，也在《蒿里行》一詩中記錄道：
“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寥寥幾筆，寫盡了滿目瘡痍，生靈塗炭。
焦仲卿、劉蘭芝
作為《孔雀東南飛》愛情悲劇發生地的廬江，當時的局勢也是同樣的動盪不安，戰亂不停。一旦戰爭來臨，每個家庭中的成年男性就會應徵入伍，生死由天。
所以，文章中沒有提及雙方父親的最大可能便是：他們因戰亂或因疾病死去了。
讓我們一起看看文章中與之呼應的一些細節。
在劉蘭芝哥哥勸她改嫁時，劉蘭芝回答道：“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古代一直有“在家從父，父死從兄”的女訓，如果父親在世，劉蘭芝首先應該聽從父親的意見。
同樣，焦仲卿與母親訣別時說：“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兒子離開後，母親不是應該還有丈夫相伴？此處暗示了焦仲卿的父親已不在人世。
在失去頂樑柱的焦家裡，只有母親、兒子和妹妹。能想象到，在亂世尤其是缺少成年男性的家庭中，女性單獨撫養子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從文中可以看出焦仲卿的母親刁蠻專橫，喪失了良母的本性。有人認為，這是焦母因為長期過著“夫在隨夫，夫亡隨子”的寡居生活，導致感情變異，表現出了輕微的“戀子情結”。兒子是自己在世上唯一的精神寄託，對他有著絕對的掌控欲。
焦仲卿一家
而焦仲卿作為家裡唯一的男性，養家餬口的重擔責無旁貸地落到了他頭上。
一邊面對著生養自己的強硬母親，一邊面對著深愛求死的妻子，焦仲卿陷入兩難境地，他的“優柔寡斷”也是情有可原——這可是在生死和孝道之間抉擇的艱難與痛苦啊。
悲劇的助推者：以孝治國的制度
漢代提倡以孝治國，不僅有多位帝王取“孝”字作諡號，而且將《孝經》列為七經之一，實行“舉孝廉”的官吏選拔制度，即對“以孝為先”的人給予賞賜，免除徭役，並任以官職。
在這種制度的鼓勵下，“百善孝為先”得到迅速傳播，逐漸形成主流社會風氣。
在孝文化的薰陶、功利的激勵下，人們自然也將“孝”視為做人之本，即《孝經》所謂的“罪莫大於不孝”。
焦母與焦仲卿
聞名鄉里的孝行除了可以被記載在兩漢史籍中，謹遵孝道的人也會因此得到讚賞。
而對於不守孝道的人，後果則嚴重得多。
據《後漢書》卷九十三記載，一名叫甄邵的人準備升為郡守，但他的母親最近去世了。因為無暇顧及母親的後事，又不希望別人知道他“不孝”，於是他將屍體偷偷埋在馬屋裡。隨後，他先接受了封官，然後才發喪。這消息洩露出去後，他在路上被連人帶車被推到溝渠中，還捱了一陣亂鞭。待事情上報到朝廷後，甄邵被“廢錮終身”。
由此可見，在普遍重視孝道的兩漢社會，不遵“孝”制的人都會受到嚴厲的懲處。
因此，不難理解為何在《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被婆婆遣回孃家時，丈夫焦仲卿替劉蘭芝求情，雖然向母親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抗爭，但無論他是迫於母親的專橫，抑或被社會鋪天蓋地的孝倫理折服，當時的他根本無法扭轉事態的發展。
他只能“默無聲，再拜還入戶”（焦仲卿默然不語，拜別母親回到房間），然後無奈地對妻子說：“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我是不會休妻的，可母親逼迫難違）。
落寞的劉蘭芝
而劉蘭芝回到孃家後，面對母親、哥哥安排自己再嫁的事宜，雖然也曾據理力爭，但最後還是被迫應允下來：“我有親父母，逼迫兼阿兄”（逼迫我的不僅是我的母親，更有那橫暴的兄長）。
區區兩人的綿薄之力，又怎能和封建制度下的孝道抗衡？可事實是，深深相愛的兩人根本不打算向現實低頭。
封建時期的叛逆：“舉身赴清池”、“自掛東南枝”
經歷了被遣回婆家、被丈夫誤解的劉蘭芝，卻又深陷情網，最終和焦仲卿相約自盡，一個“舉身赴清池”（跳入清冷的池塘），一個“自掛東南枝”（在朝向東南方的樹枝上自縊），悲劇收場。
在婚姻關係中，我們與配偶相處的模式,其實是在重新經歷自己過去與父母的相處模式。
原生家庭的影響也是造成《孔雀東南飛》悲劇產生的一個主要因素——無論是優柔寡斷的焦仲卿，還是性格剛烈的劉蘭芝，他們鮮明的性格特徵也奠定了他們人生的悲劇。
劉蘭芝舉身赴清池
劉蘭芝，“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可以看出閨閣時期的劉蘭芝十分聰明能幹。而從她離開焦家時，從容不迫地打扮自己；心如刀割時，讓母親回絕媒人的說親，怨而不怒地回擊哥哥的指責等可以看出，她個性獨立、有主見，性格還有點剛烈，她對婆婆的恭順只是言行上的。
焦仲卿，在母親過於強勢的原生家庭中成長，以致與長大後遇到問題缺乏主見。當他面臨兩難選擇時，便將性格中的懦弱和膽怯歸咎於母親強勢的逼迫。這似乎能解釋為什麼焦仲卿在婆媳矛盾爆發時，不能很好地保護自己的妻子。
所以，當焦仲卿無法滿足母親，卻又因深愛劉蘭芝想做出自己的選擇時，只能採取極端而叛逆的方式來處理——追隨劉蘭芝，自我了斷，逃避現實。
焦仲卿自掛東南枝
其實，就當時的婚嫁習俗與孝道觀念看，劉蘭芝和焦仲卿在婚姻離合上沒必要選擇自盡。
漢代時期改嫁不僅在貴族之間流行，在平民百姓眼裡也是極為常見的事。
“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咱們都是受到家長的逼迫，你和我都一樣），在這樣的情況下，兩人縱使不能再結成夫婦，也可以各自選擇再嫁或再娶，不至於要走到自殺的地步。
當然，文學作品歌頌的是焦仲卿和劉蘭芝之間至死不渝的愛情，不願受制於家長權威與社會禮制，情願以死明志。
寫在最後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既是開頭，亦是終結。失偶的孔雀飛向東南，飛上五里就要徘徊反顧，留戀配偶。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在劉蘭芝與焦仲卿的婚姻生活中，他們彼此相愛，但卻因原生家庭給予的性格、家庭的壓力、社會的壓迫而不得不黃泉相見，譜寫了一部徹徹底底的愛情悲劇。
直到《孔雀東南飛》故事的最後，焦、劉兩家才醒悟過來，“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焦劉兩家要求將焦仲卿、劉蘭芝以夫妻之禮合葬，地點選在華山旁邊），兩家人本意不是置一對夫妻於死地，而是希望他們有更好的歸宿。
可惜悲劇早已無法挽回。
在焦、劉的墳頭，松柏和梧桐枝繁葉茂，常有鴛鴦棲息
唐太宗曾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孔雀東南飛》反映了婚姻家庭的悲劇，更是為後人敲響了警鐘。
作為過來人的父母，應該以尊重子女人格平等和個人意願為前提，以一種和善的方式去給予孩子一些經驗而不是採用變相的逼迫，強加在孩子的身上。
這樣的婚姻，不僅沒有愛，更沒有一絲情，甚至會把人逼向絕路。
假如你也和伴侶步入了婚姻，更需要兩個人用心、用情、用愛去經營。但是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作為丈夫，必要時充當婆婆和妻子之間的關係緩衝劑，也是不可推辭的責任。
能把家庭關係處理得遊刃有餘，也是男人的一種能力。
除非，你能多買一套房子，讓媽媽和老婆分開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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