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门礓礤上的模糊身影
石泉
晚上正准备洗脚上床休息，邻居陈朝阳来电话说计划中的南门河人行桥开建了，叫我同他一起去看看。
到了河边，果然有台打桩机在打桥桩基础。陈朝阳满腔喜悦地向我展望通桥后的种种便利，而我的目光却条件反射地投向了河对岸的南门礓礤（客家语音jiangjia,浠水方言音jiangque），心里遥想起南门礓礤的前世今生和历史上从南门礓礤上走过的几个模糊身影。他们都是浠水交通发展史上不能忘却的人物。
浠河古称兰溪，两岸多生兰草，其风景曾感动大文豪苏东坡。坡仙当年来浠水，看到“山下兰芽短浸溪”的西向河流，就想到人生再少也许不是幻想，写出了他致青春的豪迈——“休将白发唱黄鸡”。
但是坡仙那不朽的诗篇解决不了交通阻隔的问题，直到明朝中期，浠河（兰溪）两岸五乡的人流、物流还是靠竹簰缓解融通。南门礓礤，见证过浠河两岸人民有史以来的交通困境。
这个问题，到明成化年间才有答案。这一年，南门礓礤上走来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潘钰。
潘钰，字玉汝，江西婺源桃溪人，明成化甲辰（1484年）进士，两年后（1486年）后擢升蕲水（今浠水）知县。潘钰初入仕途，自然想干出一番事业（“筮仕有惠及民”），故一到任就去县学调研。他到达学校后，前教谕周同伦，训导杨复初、周宽和学生代表王参向其提出要求，主旨就是南河礓礤乃“邑蹃之冲，每入冬以木为桥，春涨则坏，坠溺”人多，故修桥之事，刻不容缓。
潘钰不愧为进士出身，当即想到应该修一座浮桥，“使守者敛放有时，庶可久也。”
此后，潘知县多次向上级打报告，一直没有得到批准。一次有位马姓巡抚都宪为县一级“兴革”事情咨询与他，潘抓住机遇向马递了报告，得到批准。潘又发动“义民捐金，”使资金得以落实。
潘不仅动员公务人员参加劳动，还“亲往视役”。
工程从弘治戊申年（1488年）七月开始，同年十月竣工。1488年，是浠水交通史上的里程碑——浠水河有了第一座桥。
桥的形状是：以木船为桥基，固定在河干，“砌以巨板，系以铁锥，长于河等。”“水平则放以渡，水涨则敛以候”。——也就是一座类似中国著名四大古桥之一的潮州广济桥那种启闭式结构。
工程竣工后，潘知县诗兴大发，写有《南河浮桥》一首：
南门河上往来频，有渡无桥憔悴人。
漂蚁何心求拯济，浮梁自我起经纶。
量随水势舟无数，系住河腰锁有神。
月夜水光天上下，闲来桥上数星辰。
不仅如此，潘还请与自己有“讲习之雅”的朋友、远在北京国子监当侍讲并兼东宫太子老师的程敏政，写了一篇《浮桥记》，记述修桥的简要过程。
程少有“神童”之称，为成化二年（1466年）榜眼，同时也是当年进士榜中“年龄最少者”。虽然远在北京，但对朋友修桥的重大历史意义了然于心——“而蕲水固其发轫者，然则此桥也！”程敏政的点睛之笔再一次证明了“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而不成著”的前贤宏论。
潘钰在浠水当知县九年，做了不少好事。除修南河浮桥外，还扩建了文庙，修建了尽街桥，恢复洄澜亭等等。他不仅惠政于民，还有诗集《甘棠集》遗世。
潘钰走后，浠水人为其树立《去思碑》（见清顺治版《蕲水县志》）、供入名宦祠纪念。
有关潘钰的余生信息我没有找到，只知道自他开始，后裔中出了9名进士，包括他自己正好10名，这创下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单个家庭中进士第一。可谓福报。
图3:解放初期的县城
南门礓礤上的第二个模糊身影是赵麟。
有关赵麟的史料很少，我们只知道他是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明弘治己未（1499）年任蕲水县丞，县志上说他“县治公字以及古迹之废坠者多其修举焉”。他于弘治庚申（1500）年、即来蕲第二年维修了南河浮桥。
南门礓礤上的第三个模糊身影是王伯。
王伯是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人，正德辛巳（1521）年由举人擢升蕲水知县，到任后即重修了南河浮桥。
南门礓礤上的第五个模糊身影是侯爵。
侯爵是四川宁川卫（今成都市）人，明正德庚辰（1520）年由举人接替王伯任知县。他在职期间，也接替王伯维修了南河浮桥。
南门礓礤上的第六个模糊身影是龚鼎孳。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他是蕲水县有史以来年龄最小，做官最大，争议最多的人物。他于明崇祯甲戊（1634）年中进士，乙亥（1635）年任蕲水知县，辛巳（1641）年离任，一共在蕲水待了六年。
有关龚鼎孳在蕲水的履职情况将专文记述。他在蕲水期间，也维修了南河浮桥，并为其取名永济桥。
南门礓礤上的第七个模糊身影是刘佑。
刘佑，字云麓，河北曲周人，由岁贡（科举选拔形式之一，每岁由府、县推荐贡于京师的廪生，可供吏部遴选）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任蕲水知县。县志上称此人“风雅豁达”，这很符合燕赵侠士的特点。他的工资基本用于捐赠，不仅用俸禄所捐完成了前任李德馨未修完的学宫，还在玉台山修建了枕浠阁等公益项目。其豁达可见一斑。
刘维修南河浮桥的办法就是在带头捐资的前提下，广泛发动富人捐资。刘还请浠水当时最有名的大儒黄正色为他写了一篇《南河官渡募文》（见乾隆版《蕲水县志》）。
黄正色，字美中，号慈云，明崇祯丙子年（1636年）举人，曾任芜湖知县，明亡后，无意为官，但作为前朝遗老和复社骨干，声名远播。刘找他发声，自是聪明之举。
虽然我们没有找到刘佑修桥的相关记载，但他的作为已是令人感动。
刘佑也许还感动过上级，与部分知县不知去向不同，刘佑任职到期后“迁泰州牧”（牧在此为借用，实指知府），当上了地级干部。
南门礓礤上的第八个模糊身影是李振宗。
李振宗，字欲仙，浙江嘉善魏塘镇人，康熙甲辰（1664年）进士，康熙十八年（1679年）任蕲水知县。李在任期间也重修了县学、城隍庙、济民仓等等，他在康熙二十三（1684年）年也加固了南河浮桥。
李在加固浮桥后也请当时的黄州府同知董维祺写了一篇《浠水浮桥记》。董是满族，字尔介，号守斋，鞍山人，后由黄州府同知升任涪州（今重庆涪陵）知府，在涪陵因留有“白鹤梁”（在长江水下博物馆）三个大字而扬名神州。
值得一提的是，字欲仙的李振宗很有诗名，行事也俱诗人风格。比如他在重葺尽街桥后，认为“尽”字不吉利，并将其改为生生桥（取生生不息之意），专门作记阐释其理由。
由于现存的历史资料不全，如今已找不到修葺南河浮桥的完整记载，但是我相信历代的县官们会时有作为的。
这些封建时代的官员都已走进历史的深处，只留给我们一个模糊的身影，但他们的脚步在浠水的历史上留下过深深的印迹，正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呤唱的那样——
兰花虽枯萎，馨香沁心脾。
原闻一多纪念馆副馆长朱兴中老师曾感动于历代封建士大夫的情怀，专门赋诗曰：
南门礓礤上，身影不模糊。代有造福者，中国士大夫。
石泉，实名阎生权，1961年生，浠水阎河人。1978年赴西藏工作。曾历任行署秘书科科长，行署副秘书长兼受援办主任、地委常务副秘书长兼地直工委书记、专员助理兼经贸委主任、兼交通局党委书记等职。2009年从日喀则行署退休。
比较关注经济理论和文化事业，曾主持一些经济课题研究，参与过《中国旅游大辞典》、《商业文化学》和《林芝区域文化丛书》等书籍的编写，兼任过日喀则文联筹委会主席，主持编辑《珠穆朗玛》和《绿雪》文学期刊（现改名《后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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