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旗智酷首席評論員 唐 鵬丨作者
智慧城市的建設與發展經歷從“玄學”、“顯學”再到“生物學”的認知變遷。在智慧城市的“玄學”時代，筆者曾經不止一次在行業峰會、內部講座中看到個別專家的PPT中提到智慧城市與《易經》、風水的關係；進入智慧城市的“顯學”時代，從系統集成商到地產商都可以將智慧城市作為進入市場的合法性依據，像一道辟邪符一樣貼在各個企業的城市解決方案PPT的封面頁，並進行如痴如醉的闡釋；現在看來，中國的智慧城市已經進入了“生物學”時代，“大腦”、“神經系統”等已經層出不窮，技術的原教旨主義者希望以此把握和搶佔智慧城市的制高點與市場控制權。
山東壽光洪水捲走的英魂尚未瞑目、滴滴順風車幾乎成為了單身女性的“靈車”……信奉“技術沒有價值觀”的極客以及數字時代的商業領導者們，在這時西裝革履地侃侃而談論網絡、數據、平臺如何讓城市更美好，是不是缺乏了基本的道德自省與時代自覺？那些讓大家日賺億萬的技術到底給城市中的市民帶來了什麼？是9毛錢就可以拼團購買的冒牌牙膏，還是將人作為“數據礦工”夜以繼日地為納斯達克的股價獻祭？在城市災難面前，技術在決策者、組織與市民中間到底充當了怎樣的角色？
今天我們談智慧城市應該談點什麼？
因為國家安全的關係，“智慧地球”概念在被IBM提出之後就在中國迅速隕落，中國企業成功地從IBM、思科、微軟、谷歌們的手中接過了“智慧城市”的槍，全面接管了“智慧城市”的概念，並在中國本土擁有絕對的闡釋權。從神州數碼、中興通訊、華為開始，是它們在進行中國智慧城市市場的用戶教育，而騰訊、阿里的加入更多的是提升智慧城市建設的“用戶意識”，作為在社交、電商、遊戲等領域服務近十億商業用戶和個人用戶的互聯網平臺，他們的商業模式、思維方式與市場策略都與之前的廠商大相徑庭，這不算智慧城市市場的一股清流，但是為中國智慧城市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那麼，如今秣兵歷馬浩浩蕩蕩進入智慧城市市場的平安集團呢？它憑什麼？
有媒體提出了中國智慧城市市場的“PATH”概念，成功地將平安集團推上智慧城市第一梯隊的戰車。根據作者對“PATH”的解釋，“平安對應全面、阿里對應商業、騰訊對應連接、華為對應基礎”，大意是“平安什麼都可以做”，但阿里、騰訊、華為各有所長，言下之意就是能力不全但各有千秋。另外，根據各家的公關通稿可以看到，阿里主推的是ET城市大腦，騰訊最新提出了“超級大腦”，華為則稱要打造“以新 ICT，打造智慧城市神經系統”……對於領先企業而言，似乎都開始從人體器官上選擇自身的市場定位，但畢竟，一座城市只需要一個“大腦”。
在一個需要垂直打擊、逐一攻城、定點清除的市場，應如何理解“平安對應全面”的“全面”呢？用互聯網產品經理的思維，面面俱到即是虛無、即是萬金油，即是沒有痛點。這或許是作為一個巨無霸的金融集團、智慧城市賽場新秀的虛無主義。文章稱“平安優勢一在於全面，二在於抓住最核心領域—財政和醫療（城市的生死和人的生死）。作為本賽道的新玩家，平安集團聚焦“大金融資產”和“大醫療健康”兩大產業，平安智慧城則緊靠平安主業，依託智能認知、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四大核心技術，構建了“1+N”平臺體系”，如果翻譯一下，平安集團執行的是以金融資本驅動、以智慧康養產業為切入點的智慧城市戰略。
就像阿里以電商服務為依託，以阿里云為旗幟進軍智慧城市市場，騰訊以社交關係為支撐，以微信及小程序領旗未來城市戰略，平安依託的是旗下龐大的金融資產，那麼到底什麼是平安進軍智慧城市的先遣軍？如果翻一翻平安的商業履歷就可知道，“平安好醫生”或許就是平安智慧城市戰略下真正的“標的物”。2018年5月4日，平安好醫生登陸港交所，創下2018年以來港股最大規模IPO。平安好醫生才是一個符合資本市場對智慧城市的胃口的、一個健康醫療+保險+互聯網的好故事。在智慧醫療市場，平安好醫生從用戶端發力，以互聯網流量思維搭建醫療電商平臺，以迅猛的資源投入並在短短三年裡收穫海量用戶，主攻的事2D市場（to doctor）。而騰訊投資的微醫則切入供給側，以嵌入醫療機構、連接醫生的方式優化組合醫療供應鏈，構建HMO體系，主攻2O市場（to organization）。智慧醫療對於平安而言，這是一個在未開化的市場真正與老玩家站在同一競爭平臺的新機會。至於平安智慧城市能力的“全面”、所謂的“智能認知、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四大核心技術”，都是應景的客套話而已。
時隔十年，智慧城市在跌跌宕宕的發展進程中市場輿論被再次引爆，不僅是政策、資本以及技術的驅動，更是城市化進程中的現實使然——鄉村已逐一“淪陷”，而城市的房價和服務並不歡迎新市民，人已經對城市感到無所適從。重慶市原市長、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也重點闡述了智慧城市發展觀，這可能是國內目前首次真正用城市經濟學思維來理解智慧城市發展需求與方向，
從黃奇帆先生的演講中，我看到的是：中國智慧城市需要的不是“PATH”，而是“PEOPLE”。黃奇帆先生曾在2010-2016年擔任重慶市市長，所以對智慧城市的認知和理解依然具有“市長意志”的印跡。他認為“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化的升級版，是未來城市的高級形態，是以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支撐、致力於城市發展的智慧化，使城市具有智慧感知、反應、調控能力，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顯然，從一座城市的市長角度而言，城市具有“智慧感知、反應、調控能力”依然是最為關切的因子。
比較有意思的是，黃奇帆先生從“人口”與“增長”的角度闡釋了智慧城市的發展底線與訴求。他表示，我們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不能只關注那些“高大上”的東西，還必須“接地氣”，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落戶城市、紮根城市，為城市提供人力資源供給，讓農民工共享城市機遇。而以智慧城市促進城市“精明增長”，很重要的一環就是配置好土地房屋資源。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做到心中有“數”。如何在有限的資源和空間裡營造符合現代人需要的人居生活環境，最近湧現比較多的是城市規劃領域的思考。而對“人口”與“增長”的關注，這在此前是鮮少涉及的，畢竟，數字技術的信徒與代言人都認為技術“人定信天”。
此外，黃奇帆還對一些智慧城市的發展思路與論調提出了較為剋制的批評。他認為，智慧城市建設中，尤其要避免熱衷於搞“大規劃”“大方案”卻不務實功、不作細功的傾向。回顧智慧城市十年，每三五年就要推出一稿的“智慧城市發展規劃”或“智慧城市建設行動方案”，我們再來看看那些發佈了此類政策文件甚至在國內外獲獎的城市，他們的城市智慧化到底到了什麼地步？以眼花繚亂的技術裝點得精緻而冷漠城市，這或許是過去我們在城市智慧化上取得的“突出成就”，技術的侵蝕顯得過於迅速，智慧城市需要一場“人文主義”的洗禮。
黃奇帆還指出，任何城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依託城市群來發展。城市不是孤立的生命體，未來智慧城市的發展不僅需要考慮在城市群中的定位，同時需要考慮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定位。波士頓諮詢全球主席博克納博士在第二屆世界智能大會上表示，全球化讓競爭不再是國家之間的競爭，更多的是城市與城市的競爭。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讓未來城市成為宜居之地，讓人們能夠在城市裡能夠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為城市作出貢獻，獲得歸屬感。
當我們還沉浸在數字技術改變城市的遐想中，谷歌下面的slidewalk實驗室在加拿大多倫多的智慧城市實驗讓市民並不買賬，一座佈滿攝像頭和傳感器的城市讓市民失去了生活的安全感。可見，就算是以“不作惡”著稱的谷歌，也暫時無法找到一條讓技術與市民友好相處的合適路徑。用數字技術美化的智慧城市運行藍圖，人成為一種附庸或確保城市運行更高效的齒輪，將城市治理的技術無所不用其極作為未來城市的創新成果，這是一種一廂情願。那些沒有市民參與、更談不上市民意識的智慧城市項目，除了項目預算驗收的部門，誰會關心它的生死呢？
縱觀城市發展史，從農耕、機械、電力到信息時代，每一次技術變革都是一次為滿足人的慾望對城市的強行“肢解”與想當然的“規劃佈局”，將高鐵站建在荒無人煙的郊區的規劃部門、將社區到地鐵的人行道挖得千瘡百孔的市政部門、將以前下班路上隨手就會帶點東西回家的街邊小賣部強行封住只留兩個窗戶的城管部門……他們的初衷都是以“未來”與“發展”為出發點，但是，城市的生長方式遠遠超過人的想象力，超出了傲慢的權力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能力，城市不是規劃出來的，它有自身的發展邏輯。
我們永遠不可對智慧城市未來發展抱有一種天然的樂觀，也時刻不能放棄一種擔心：從系統集成商用“軟件+硬件”堆砌的“智慧城市”帶來的“無感”的市民體驗，到平臺服務商用“數據+算法”建構的“智慧城市”帶來“無處可逃”的倫理困境，我們與機器在未來城市應如何相處？
閱讀更多 數旗智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