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锋:该听谁的?朱熹?还是王阳明?

文|刘建锋

刘建锋:该听谁的?朱熹?还是王阳明?


刘建锋:该听谁的?朱熹?还是王阳明?

源于《大学》的人生指引

近900年前,朱熹注四书之后,中国学子治学,以《大学》为入门课本。《大学》告诉我们,做人做事从“致知”开始,而“致知在格物”。

如果一个人有了“知”,他的思想观念就会实,不会浮躁或消沉,也不会骄傲或自卑。这样一来,这个人的心就会正,做事情会有分寸,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把精力放在对的事情上。如此反复,身心就得到了修炼提升,治理企业管理家庭都不在话下。再往大了说,也就有面向全国甚至放眼世界的根基了。

《大学》的原文说:“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能够正确理解这段话,做人、做事、办企业都有了指南。

刘建锋:该听谁的?朱熹?还是王阳明?


朱王之争

问题是,什么是“知”?如何做到格物而后致知?

朱熹和王阳明的门户之争,其最大的分歧 ,就在“致知”

。朱熹认为,知是理,万事万物皆有其理。任何事物,要达到目的,先要知道事物的理,致知就是找到这个理。王阳明认为,知是良知,致知就是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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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穷万物之理

朱子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的原理

了解了事物的原理,就对该事物有了“知”。亚里士多德对智慧的定义与此接近,《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定义智慧为:关于事物之根源及原理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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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办企业,企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企业服务的对象是谁?他们为什么需要企业的服务?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吗?他们如何知晓有这家企业?他们如何愿意相信?企业能盈利吗?经营这家企业需要哪些能力?

……

这些,可称之为企业的理,知道这些理,就是对企业这样事物有“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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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知而后意诚心正

有知之后,知道办企业原来是这么回事,就会依理寻找方法。能够依理行事,意就会诚,不会把事情弄歪,心也就会正。不违背经营企业道理的事,把心放在该做的事情上。这样一来,在治理企业方面,自己就得到了真正的修炼,这就是身修。身修之后企业就办得好了。有办好企业的能力,才能谈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

再比如做销售,销售的理是什么?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我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会给我带来什么损失?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购买产品或服务时,我最在意哪些因素?我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

弄清楚以上的理,销售就算是有“知”了。有知才能意诚,才能心正,才能身修,才能把销售做好。

做事情的四个步骤,道、法、术、器。知晓事情的原理,也就是“知”,然后就能根据这个理找到方法。找到方法之后,根据方法掌握相关技能,同时选择器具更快更好地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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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致良知

王阳明曾经饱受格物致知之困。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太监刘瑾专权,贬王阳明到贵州龙场驿去做驿丞。驿丞相当于一个邮电所的所长。并且,这个邮电所处在万山丛棘之中,虫蛇怪兽横行,蛊毒瘴疠弥漫,四境荒凉,人烟稀少。

刘建锋:该听谁的?朱熹?还是王阳明?

人生境界非凡的人,善于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虽然条件艰苦,但落得清净。王阳明开始格物致知,每天对着竹子格,思索竹子的来龙去脉、生长机理、用途归宿,试图探寻竹子所隐含的天理。结果,坚持到第七天病到了,只好以此才作罢。

其实,王阳明一直对朱熹“格物而致知”存疑。这次格竹失败,王阳明开始日夜反思,突然在某天半夜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具备成为圣人的天性,应该向心去求,而不是向外在事物去求,本心已具足一切。

王阳明认为自足之天性就是良知。每个人天生就有良知,只是为外在事物所蒙蔽。做任何事情,以自己的良知来判断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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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如何修行自己的良知?如何让良知恢复到本来的样子,没有被世俗污染过的样子?王阳明的修行之法是“知行合一”,存天理,灭人欲,从而实现致良知。

这里要特别注意,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并不是指知道了就要去做到的意思。而是说,起心动念的知,也同时是行。比如说起了个恶念,虽然没有付诸实施,没有形成恶果,但按“知行合一”的观点,就等于是实施了,等于有了恶果。

所以,通过“知行合一”修行,每日每时摒弃不善,扩大自己的善,最终达到止于至善。

宋明理学又被称之为新儒学,是将传统儒学与佛学兼收并蓄而产生的。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将出世的佛学和入世的儒学合二为一。

刘建锋:该听谁的?朱熹?还是王阳明?

结论

通过对王阳明和朱熹对格物致知观点的对比,我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阳明的致良知,帮助我们治心,是完善人格的最简便速效之道

而朱熹的穷尽事物之理,更能指导我们治事。在治事过程中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同时在治事过程中不断修炼提升自己。

治心与治事不可偏废。一个人,如果只顾着完善人格,不学习如何干活,这个人恐怕就接近迂腐。毕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有,不干活,吃穿用度哪里来?父母儿女靠什么养?家国又如何能兴旺?

但是,如果一个人只图干活发财,不完善自己的人格,这种人用曾国藩的话来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一个人只顾金钱没有人格,就会弄出“毒牛奶”、“地沟油”,这些行为跟未开化的“禽兽”没什么两样。

所以,既要听朱熹的,也要听阳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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