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是愚人節，可對於在監獄裡度過了15年4個月，即5611天的吳春紅來說，這天被無罪釋放了卻是千真萬確。
2004年河南民權縣周崗村兩名兒童“毒鼠強”中毒，一死一傷。吳春紅被認定為因糾紛而投毒報復的兇手，三次以故意殺人罪被判死緩。之後16年間，他與家人持續上訴。2020年4月1日，吳春紅被宣判無罪，當庭釋放。
正義女神：白袍，象徵道德無瑕，剛正不阿；矇眼，因為司法純靠理智，不靠誤人的感官印象（圖侵刪））
失去自由的5611天，意味著什麼？
時間意味著時間本身，不過是一點一滴艱難累積而成。對於吳春紅的父母親，這些年是一場痛苦的“等兒歸”，對於他的妻子，則是一場難熬的“盼夫回”。
他被抓的時候，12歲的女兒剛上初中，更小的兒子的身高還沒過他的肩頭。出來時，女兒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兒子也長的比他高了半個多頭。
對於吳春紅自己，這些年的牢獄生活，是分分秒秒、年年月月數著在過，是委屈和絕望，又是堅持和希冀，是16年，真的很長。
自由意味著自由之外，不是走出來就能獲得。 吳春紅在走出法院的那一刻，他好像自由了，可帶著滿身的病痛和滿目瘡痍的內心，還有與社會不可避免的脫節，這條通往自由的路還很長，走得也會很艱辛。
2003年左右，吳春紅與家人 （圖來自新京報）
2020年，吳春紅出獄後與兒子（圖來自新京報）
誰該道歉？誰該負責？
也許吳春紅能讓大家想起一個更有名的案件——呼格案 。這是1996年4月發生在呼和浩特的一起強姦殺人案，報案人呼格吉勒圖被公安機關認定為兇手，後在同年6月對其執行了死刑。2005年真兇浮出水面，案件重審，最終法庭審判呼格吉勒圖無罪。
在這起案件中，最後道歉和負責的是該案中對呼格刑訊逼供，沒有遵從程序正義的專案組組長馮志偉，以及其背後那套存在過失的司法系統。
如今的吳春紅，又該找誰去說理呢？當然還是這套司法系統以及背後操縱他的人。當時的法院判定其構成犯罪的證據是否充分？在審訊的過程中是否對嫌疑人進行了刑訊逼供？對於嫌疑人翻供細節和證人證詞是否真正清晰？是否始終堅持了“疑罪從無”的原則？吳春紅應該得到這些問題認真的回答。
“誰冤枉我，誰給我道歉”，這是吳春紅堅定的要求。除了當初錯判案件的司法機構人員，我相信他也同樣想聽到曾經誤解、冤枉過他的那些周邊人、陌生人一句真誠的“對不起”。
十八歲的呼格吉勒圖（ 圖來自網絡）
為何冤假錯案屢見不鮮？
證據不夠，口供來湊。無論是本次的吳春紅案還是當年的呼格案，都存在“重口供，輕證據”的現象，儘管後來嫌疑人極力翻供。在其背後折射的便是司法實踐中對於程序正義這個“看得見的正義”的巨大忽視。沒有充足的證據和完整的司法程序作為支撐，這樣偵破的案件和做出的判決無異於空中樓閣。
我不要你覺得你沒罪，我要我覺得你有罪。澎湃新聞一篇報道中寫到：吳春紅無罪判決書顯示當事人曾稱被刑訊逼供。嚴打時期的呼格案也被證實進行了刑訊逼供。
刑訊逼供是公安機關審訊的一種非法手段，其背後除了追求迅速破案，取得績效考核的邏輯，更深層的是一種“有罪推定”的錯誤觀念。這種“有罪推定”下的刑訊逼供從古代衙門斷案時便開始使用，那時官府斷案沒有先進的痕跡檢測技術，沒有“天網”監控，沒有DNA識別技術，刑訊逼供便是審訊者的“大招”。
“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原則不僅要在司法實踐中口號喊得響亮，更要嵌入整套司法體系之中，深入其中每個人的內心。
正義會遲到，但不會缺席?
每次發生冤假錯案並且最終平反，都會有人發出“正義會遲到，但不會缺席”的聲音。但請注意，這是一種適合宏觀的敘事，而非關注個體的話語。
正義關乎社會和文明，遲到需要被寬容和原諒。冤假錯案確實讓人痛心，它暴露了我們在司法實踐中的許多問題，為我們提供了血的經驗和教訓。
法治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這樣的錯誤大概難以避免。但如果有糾錯的決心和相應的機制，我們便可以對“正義能夠準時到達”增一份信心，多一點耐心。
正義也關乎個體和生命，遲到不該被漠視和遺忘。對於個體而言，一次冤假錯案便足以毀掉他的一生。沒有人能夠抵抗國家機器和大眾輿論對無辜的自己的碾壓和討伐。
一次正義的遲到，對於社會、文明或歷史而言，是一次激濁揚清和自我修正，它們可以等，但是個體等不了，因為他可能等不到。就像是吳春紅等到了，可呼格沒有。
改判吳春紅無罪的《再審判書》（ 圖來自新京報）
參考文獻：
百秋 賈敬華 刑事冤假錯案的法社會學分析
澎湃新聞 吳春紅無罪判決書顯示當事人曾稱被刑訊逼供，體檢表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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