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是愚人节，可对于在监狱里度过了15年4个月，即5611天的吴春红来说，这天被无罪释放了却是千真万确。
2004年河南民权县周岗村两名儿童“毒鼠强”中毒，一死一伤。吴春红被认定为因纠纷而投毒报复的凶手，三次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之后16年间，他与家人持续上诉。2020年4月1日，吴春红被宣判无罪，当庭释放。
正义女神：白袍，象征道德无瑕，刚正不阿；蒙眼，因为司法纯靠理智，不靠误人的感官印象（图侵删））
失去自由的5611天，意味着什么？
时间意味着时间本身，不过是一点一滴艰难累积而成。对于吴春红的父母亲，这些年是一场痛苦的“等儿归”，对于他的妻子，则是一场难熬的“盼夫回”。
他被抓的时候，12岁的女儿刚上初中，更小的儿子的身高还没过他的肩头。出来时，女儿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儿子也长的比他高了半个多头。
对于吴春红自己，这些年的牢狱生活，是分分秒秒、年年月月数着在过，是委屈和绝望，又是坚持和希冀，是16年，真的很长。
自由意味着自由之外，不是走出来就能获得。 吴春红在走出法院的那一刻，他好像自由了，可带着满身的病痛和满目疮痍的内心，还有与社会不可避免的脱节，这条通往自由的路还很长，走得也会很艰辛。
2003年左右，吴春红与家人 （图来自新京报）
2020年，吴春红出狱后与儿子（图来自新京报）
谁该道歉？谁该负责？
也许吴春红能让大家想起一个更有名的案件——呼格案 。这是1996年4月发生在呼和浩特的一起强奸杀人案，报案人呼格吉勒图被公安机关认定为凶手，后在同年6月对其执行了死刑。2005年真凶浮出水面，案件重审，最终法庭审判呼格吉勒图无罪。
在这起案件中，最后道歉和负责的是该案中对呼格刑讯逼供，没有遵从程序正义的专案组组长冯志伟，以及其背后那套存在过失的司法系统。
如今的吴春红，又该找谁去说理呢？当然还是这套司法系统以及背后操纵他的人。当时的法院判定其构成犯罪的证据是否充分？在审讯的过程中是否对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对于嫌疑人翻供细节和证人证词是否真正清晰？是否始终坚持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吴春红应该得到这些问题认真的回答。
“谁冤枉我，谁给我道歉”，这是吴春红坚定的要求。除了当初错判案件的司法机构人员，我相信他也同样想听到曾经误解、冤枉过他的那些周边人、陌生人一句真诚的“对不起”。
十八岁的呼格吉勒图（ 图来自网络）
为何冤假错案屡见不鲜？
证据不够，口供来凑。无论是本次的吴春红案还是当年的呼格案，都存在“重口供，轻证据”的现象，尽管后来嫌疑人极力翻供。在其背后折射的便是司法实践中对于程序正义这个“看得见的正义”的巨大忽视。没有充足的证据和完整的司法程序作为支撑，这样侦破的案件和做出的判决无异于空中楼阁。
我不要你觉得你没罪，我要我觉得你有罪。澎湃新闻一篇报道中写到：吴春红无罪判决书显示当事人曾称被刑讯逼供。严打时期的呼格案也被证实进行了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是公安机关审讯的一种非法手段，其背后除了追求迅速破案，取得绩效考核的逻辑，更深层的是一种“有罪推定”的错误观念。这种“有罪推定”下的刑讯逼供从古代衙门断案时便开始使用，那时官府断案没有先进的痕迹检测技术，没有“天网”监控，没有DNA识别技术，刑讯逼供便是审讯者的“大招”。
“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不仅要在司法实践中口号喊得响亮，更要嵌入整套司法体系之中，深入其中每个人的内心。
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每次发生冤假错案并且最终平反，都会有人发出“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的声音。但请注意，这是一种适合宏观的叙事，而非关注个体的话语。
正义关乎社会和文明，迟到需要被宽容和原谅。冤假错案确实让人痛心，它暴露了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血的经验和教训。
法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这样的错误大概难以避免。但如果有纠错的决心和相应的机制，我们便可以对“正义能够准时到达”增一份信心，多一点耐心。
正义也关乎个体和生命，迟到不该被漠视和遗忘。对于个体而言，一次冤假错案便足以毁掉他的一生。没有人能够抵抗国家机器和大众舆论对无辜的自己的碾压和讨伐。
一次正义的迟到，对于社会、文明或历史而言，是一次激浊扬清和自我修正，它们可以等，但是个体等不了，因为他可能等不到。就像是吴春红等到了，可呼格没有。
改判吴春红无罪的《再审判书》（ 图来自新京报）
参考文献：
百秋 贾敬华 刑事冤假错案的法社会学分析
澎湃新闻 吴春红无罪判决书显示当事人曾称被刑讯逼供，体检表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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