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史上最任性的皇帝，连续28不上早朝，大臣的奏折也不批复，也不归还，消极怠工。他就是明神宗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史称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四年九月开始，他就开始不怎么早朝。到了万历十八年，简直就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说自己“腰酸腿软，行立不便”，连年度的元旦朝贺都取消了。
明神宗
万历三十年到四十年的过程中，部员六部大员缺失严重（最高达到仅存30%），科道官居然缺失94名，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作为地方最高的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长官，居然缺官高达66名，古代王朝与地方的直接联系者知府、巡按御史、巡抚大量出缺。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中央财政、教育、国防等部均无人执掌，各省政府主官大量出缺，25个市的市长长期缺失，全国检察院纪委主官缺失达3/4。
但是，他继位的前期却是励精图治，大刀阔斧改革，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国家一度达到“万历中兴”的局面。为什么一个这么有雄心壮志的人，会变成这样呢？
一、直接原因，早朝的礼仪繁杂。据《明历十五年》记载，在参加早朝之前，有资格参加的所有军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宫门在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进入宫门，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说话、咳嗽、吐痰或者步履不稳重等属于适宜“失仪”的官员姓名，听侯参处。一切就绪以后，皇帝驾到，鸣放鞭炮，百官在赞礼官的口令下转身，向皇帝叩头。鸿胪寺官员高唱退休及派赴各省任职的官员姓名，被唱到的人又另行对皇帝行礼谢恩，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员鱼贯进入大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提出问题或做出必要的答复，这一套早朝节目在日出时开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结束，每天如此极少例外。
每天这样的早朝，就算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也会觉得持之以恒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直视为畏途。万历之前几代皇帝已经对此感到厌倦，虽说早朝一事到他的时候已经精简了许多。根据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这不朝，还有一些祭祀典礼都不要求一定要让皇帝出席。所以后来万历皇帝不上早朝也顺理成章。
二、因立太子事情和百官闹翻。万历在14岁时和恭妃王氏结婚，就是后来的孝靖皇太后。她本来只是太后宫里的一位宫女，一直和万历眉来眼去，一来二去，发生关系后有了身孕。这个事情让太后知道，太后不但不责怪万历，而且非常高兴，要让他册封王氏。不久，王氏生了一个男孩朱常洛，就是后来继位的明光宗。
王恭妃
本来他是不愿立朱常洛为太子。他在和王氏结婚之前，曾经在全国选妃，而且一天册封九嫔。其中，有一个女子，他很是欢喜。此人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她就是后来的郑贵妃。她对待万历和别的嫔妃不一样，她敢于挑逗和嘲笑他，但是关键时，又会鼓励他，给他信心，万历对她非常信任和依赖。郑贵妃很懂驭人之术，知道万历虽然贵为天子，但是在很多事情上却处处受阻，性格是既柔且弱，她的这样一抑一扬，让万历很受用。
朱常洛
不久，郑氏也生了一个孩子朱常洵。万历非常喜欢他，想要立他为太子。但是群臣都出来阻止他，觉得这样会违背祖制和封建礼制，势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列传第一百二十一》：十四年二月，应麟首抗疏言：“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伏请俯察舆情，收还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请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然臣所议者末，未及其本也。陛下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宗社之庆长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遍召大珰谕曰：“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手击案者再。诸珰环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
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殊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词激烈，让明神宗激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我册封郑贵妃，并不是考虑立太子的事情，为什么大臣要这样误会我。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明神宗对此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却极其恼火，这样也让明神宗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
朱常洵
万历皇帝也曾胸怀大志，想要做出一番大作为，成为一代明君。但是立后与立太子之事使他认识到，即使是九五至尊，也无法做到随心所欲，看似至高无上的权利，也一样受到约束。深受打击的他对朝政不再抱有期望，那个满怀壮志的少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消极怠工，他不再管理朝廷政事，甚至不再上朝。
三、沉迷酒色。在张居正去世之前，万历的一切都在张居正、冯保、太后的严格管控之下，让他过的非常压抑。有段时间，有个太监为了让他解闷，给他安排了极尽欢乐的夜宴。把宫里的一处别墅，装扮成仙境一般，有湖泊、石桥、宝塔、风景宜人，有上千只白鹤点缀其间。万历身穿锦绣衣衫，腰悬宝刀，在群人的簇拥下，经常带着酒意在园中横冲直撞，高兴得不行。但是，有一次，在夜宴上，他让两位宫女唱荤曲，对方不会，他立刻龙颜大怒要把她们斩首。结果是太监出来劝说，最后只是截去他们的长发以象征斩首。当时，还有随从人员对皇帝的行动作了劝谏，此人也被拖出去责打一顿。这场闹剧最后还是让冯保和太后知道。太后大怒，要废掉这个失德之君，要立他的皇弟潞王为皇帝。最后是万历向太后下跪认错，恳求开恩，才答应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由此，可以看出，在三个人的严密监控下，万历这皇帝的日子是多么憋屈。难得有释放的机会，就会狠狠地放纵自我，这也给他后来的沉溺酒色埋下了伏笔。直到张居正去世后，他亲自主政。这时太后也开始不怎么管他了，冯保也给政敌攻击倒台。终于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了，他开始报复性地享受，去做自己以前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疯狂地放纵自我。
再有，张居正被政敌清算时，被罗列了一大串罪状：欺君毒民，接受贿赂，任用私人，结党营私等等。这一切对万历的冲击非常大，让他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和不平衡，人生价值观发生混乱。张私生活如此奢侈，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但是，却让他节俭，他身居九五之尊，被限制到给宫女赏赐的钱都掏不出来，只能记账来日兑现。这也让他对当时的朝廷腐败心灰意冷，加速了他的“怠政”。
据《明史·周弘禴传》记载，“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多留中不下。”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写《酒色财气四箴疏》：“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邹漪《启祯野乘》卷一《冯恭定传》中也说到明神宗荒于酒色：“因曲蘖而驩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
《明史钞略》记载万历二十一年皇太后万寿时，神宗在暖阁召见王锡爵：……上曰：“朕知道了。”锡爵又奏：“今日见了皇上，不知再见何时？”上曰：“朕也要先生每常相见，不料朕体不时动火。”爵对：“动火原是小疾，望皇上清心寡欲，保养圣躬，以遂群臣愿见之望。
这些都记载了万历开始沉迷酒色，荒于政事，而且身体每况日下。
总的来说，万历的“不早朝，不任命”的行为，是有意的用自己身为“人”的一面来反抗文官集团的规范设置，故意与其不合作。在人事上，不提拔下级官员的行为，等于让整个文官集团所追求的名利都化为泡影。他想通过这种消极怠政的方式，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愿望却难以实现，而且无法言明。同时，还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就此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孤独和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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