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轶事|由金融诈骗案推进的币制改革,缘何最终引发金融崩溃

引起“蝴蝶效应”的金融诈骗案

宋仁宗天圣元年,忽有民众聚集至益州府衙门集体告状,在古代这种集体性告状的例子殊为不多,尤其在政通人和的仁宗时代,于是益州知府寇瑊郑重的将告状之人请入府衙开堂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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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审案

其实案情并不复杂,当时益州市面上流行着一种由十六家钱庄发行的存款凭证,刚开始这些凭证只作为取款凭证而用,发展到后来商人们认可了该凭证,所以逐渐发展到了流通领域,没错,这就是著名的“交子”。由于刚开始这十六家钱庄准备金丰厚,故所发行的这种票据从未出过问题,然而最近却偏偏出了岔子。

由于其中几家钱庄经营不善濒临倒闭,老板甚至将储户存在钱庄中的钱拿来运转也无济于事,许多储户拿着票据过来取钱却无法兑现,甚至钱庄老板已经跑路,储户手中的交子俨然成为废纸一张,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挤兑风波,甚至其他几家钱庄也大受影响,甚至破产倒闭。

手里有交子但却无法兑换成现钱的百姓们愤怒的向府衙告状,于是有了开头的一幕。

寇瑊接到状子后,感觉很棘手,因为这十六家钱庄发行交子都是有着国家合法手续的,属于政府特许经营,最后最后寻求根源,实际上相当于国家给了他们犯罪的机会。对于这次的金融诈骗案,寇瑊给出的处理办法是联系其他发行交子的商家,共同对市面上的交子实行兑换,然后把母钱毁掉,然后逐步清盘,将交子退出流通领域。

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寇瑊的处置办法并无不妥,他不仅将储户的存款全部实施了兑换,避免了百姓的损失,同时一劳永逸的杜绝了类似的金融诈骗,可谓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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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交子

于是寇瑊将此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上报,然而不久之后,薛田代替寇瑊成为益州知府,他与转运使张若谷对“交子”再次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与寇瑊却大不相同。

薛田认为,益州经济发达,但钱币供给不足,始终影响束缚了当地的发展,而交子使用方便的特殊性,要强行废除必然会把交子逼入地下,国家更难对其实行管理,他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是这样写的。

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

同时,他虽然不赞成废除交子,但也不赞成民间机构发行交子,应当将此权利收归国有,让民间享受交子便利的同时亦可为国家赚取利润。他的这个提议得到了朝中诸大臣的认可,仁宗迅速对此作出批示,由薛田正式成立益州交子务,负责发行此类纸币,由此交子正式成为四川地区官方通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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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交子局还原图

为什么“交子”如此重要?“交子”缘何在四川地区可以成为法定货币?此次币制改革有何特点?

要回答以上问题,必然要了解一下“交子”的前世今生以及诞生因素。

交子的诞生以及大规模运用的成因。

封建时期的中国货币史,其实更像一部补救“钱荒”史,自汉武帝将铸钱权收归国有以后,政府的低效加上中国本土贵金属的缺乏使得民间一直缺钱,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钱荒。所谓钱荒,简单来说是指与经济规模相比,铸钱数量总是不足,又由于铸钱能力有限,人们在商业活动中无法拥有足够的货币进行交易,于是产生了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矛盾,以至于严重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到了唐朝,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极度繁荣的程度,但是国家发行的货币数量依然不足,但却又禁止民间私自铸钱,又由于铜钱过于难得,以至于在唐代后期各个藩镇之间甚至采取了限制货币流通,规定商人不得携带钱币离开辖区,这样一来,商人为了规避这一规定,便创造性的发明了一种新的金融工具——承兑汇票,在唐朝,这种可以异地兑付的票据叫“

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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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飞钱

飞钱的出现,是民间利用技术手段突破行政管制的一次金融创新,这种技术说起来并无难度,只需要精良的雕版印刷术即可,而唐代后期,刚好是印刷术取得飞跃性突破的时候,商人们恰恰利用了这一点。

北宋吞并后蜀之后,宋朝中央政府决定让四川地区独立发行铁钱,其市面上不允许铜钱流通,也不允许铁钱流出四川,这个决定最终将四川打造成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铁币区。由于铁不是贵金属,与金银铜的比值相差很大,所以在同等购买力的情况下,往往铁钱需要携带数倍于铜钱的量,就拿一批蜀绢来说,需要铁钱二十贯,重量达一百三十斤之多,无怪乎古代出门要带仆人,原来是有原因的啊!

宋太宗淳化四年,四川发生了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叛乱中四川各个铸币厂纷纷停工,民间马上陷入了连铁钱都没有的尴尬境地。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四川人民创造性的发明了交子,以解决铁钱携带不便的问题。

交子与唐朝的飞钱类似,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飞钱只是一种汇款工具,需要汇款本人到异地兑换货币,而交子却是在本地使用,而且具有匿名的特性,已经完全被市场认可,进入了流通领域,已经具备了现代纸币的一定特征。于是在宋真宗时期,益州知府张咏将发行交子的钱庄限定在十六家,并形成一定的联保机制,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从此交子正式成为官方承认的货币独立发行,逐渐被民间百姓所接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子逐渐成为人们经济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再也不想回到肩抗马拉的铁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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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铁钱

薛田主持的币制改革有何特点?

薛田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将交子的发行权收归国有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历朝历代铸币权往往都掌握在国家手中,这是定例。更何况将交子国有化可以为国家创造无数的利润,同时以国家信誉来保证交子的正常运营,使交子的功能性作用发挥到最大,这次币制改革发行的交子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 一、与民间发行交子不同的是,国家发行的交子必须有一定量的准备金,此规定确实保证了金融稳定。
  • 二、交子有了“界”的限制,即每界三年,到了第四年发行新一届的交子,旧交子换回后销毁,这样避免了产生通货膨胀。
  • 三、交子只在本省发行,本省使用,出境后作废。
  • 四、交子实行铁币本位,它标明的面值都是用铁币来衡量。

这样一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交子不稳定的弊病,同时也维护了四川铁币的稳定,也根除了类似的金融诈骗案,可谓是一举数得。但是官方垄断发行后是否代表真的绝对可靠,它能否避免纸币贬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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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的繁荣景象

滥发交子引发的金融崩溃,竟成亡国之患。

众所周知,发行纸币一般都会与某种贵金属硬通货挂钩,或者直接与国家信誉挂钩,这样才会使得纸币汇率保持基本的稳定不至于出现普及行的通货膨胀,但从世界发行纸币的经验来看,只要发行纸币,必然会产生程度不同的通货膨胀,甚至有些国家会通过印刷钞票从社会掠夺财富人为制造通胀,宋代的政府就是这样干的。

最初仁宗的确想把交子作为一个有信誉的金融工具来使用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四川都遵守着发行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的限额,没有加印,故而交子的信誉度无比之高,甚至远高于铁币,许多地区甚至宁可多出溢价都要把铁钱换成交子,但这种情况在仁宗宝元元年发生了变化。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元昊在西夏称帝,为此宋朝迅速进入了战争状态,边关物资告急,朝廷让陕西商人运送物资到前线,但却拿不出现钱来支付这些款项,于是朝廷让四川交子局多发行了六十余万贯的交子来最终支付了这部分钱,这是交子第一次流出四川当做货币来用,而这部分多印出来的交子没有准备金作为支持,而是以国家信誉作为担保,所以对当时的货币市场有一定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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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西夏形势图

而刚好陕西地区的货币政策本来就是铜币铁币通用地区,铁币的购买力与不易携带的特性使得该地区迅速接受了交子这种新式金融工具,于是也逐渐开始使用交子。于是到了宋神宗时代,陕西设立了独立的交子发行局发行纸币,与四川交子不同的是,陕西交子既没有准备金也不进行定期回收,以至于逐渐贬值。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为了顺利的实施变法,解决目前的财政危机,神宗朝再次打起了交子的主意,让四川交子局多发行一届的交子,却没有准备金,也没有回收上届的交子,于是市面上的交子骤然增多,交子出现了折价,而政府却从这次发行的交子之中赚取了十二亿钱币之多。

只要动一动印板,就可以解决财政危机,这对神宗朝廷上下来说,这无疑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但神宗皇帝没有想到,用纸币敛财短时间内的确是敛财的好手段,但长此以往无疑是杀鸡取卵,经济会全面失控,显然执政者并未想到这一点,于是宋朝纸币发行失控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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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与会子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政府又多发行了十五万贯交子,元符元年又多发行了四十八万贯,这些纸币主要用来解决应付西夏与宋朝边境的军费开支。从这时起,政府印刷的纸币不再受数量的限制,更别提准备金了,到了徽宗皇帝时期,在蔡京主持政府工作下,本来是金融创新工具分交子,展现出了惊人破坏力的一面,引起了世界上第一次金融泡沫。

蔡京的敛财手段颇有些现代人的意识,他将交子从四川引向全国,发明了一种叫钱引得货币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天量的纸片从政府飞向民间,而民间所拥有的财富和以供生存的口粮则被收归朝廷,这样的做法最终造成了金融的崩溃,所以当金人兵临城下时,政府再也筹集不上军费以应对,于是北宋灭亡。

故北宋虽然从表面而言,是亡于金人的军事行动,但真正让它衰弱到极致的原因,其实不在于辽金夏,而是内部资源已经被盘剥到了极致,所以当金人兵临城下之时,一个国家无法作出响应,不是刺激不大,而是国家已经乏力,经济政治全面崩溃,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仁宗朝轶事|由金融诈骗案推进的币制改革,缘何最终引发金融崩溃

靖康之变

结语:

北宋交子的发明本来是利国利民的金融创新,其产生和运用开人类信用工具发展之先河,正所谓“符信一加,化土芥为金玉”,然而在商贾运行交子时虽说存在风险,但是随着市场的优胜略汰,不合格的参与者终将会被淘汰,只有这样交子这个金融工具才会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宋朝政府将交子收归国有之后,直接结束了交子最具活力的时代,在如此的条件下这次的币制改革不仅没有起到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反而被政府当做敛财工具来使用,最终引起北宋金融崩溃,国家灭亡。也正是这样,尽管中国早西方六七百年便发行了纸币,但由于政府的破坏性干预,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信用中介机构的生存空间,于是中国银行才会晚于西方六七百年产生,这是利用引用工具伤害信用本身的必然结果。

参考资料:《宋史.食货志》、《宋代经济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国货币史》、《文献通考》、《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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