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時期都城東京（今河南開封）的狀況，主要是汴京以及汴河兩岸的自然風光和繁榮景象。
《清明上河圖》
看了這張圖，很多人都覺得生活在宋朝的百姓比其他朝代要幸福，其實這完全是錯誤的認識。
在城市之外，百姓的生活並沒有圖裡所描繪的那麼美好。
從一件殘酷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宋朝的百姓相比其他朝代，其實並不幸福。
殺嬰習俗、廣泛的殺嬰現象不是開始於其他朝代，而是開始於宋朝。
極端嚴重壓榨百姓導致出現殺嬰習俗、廣泛的殺嬰現象，不是開始於其他朝代，而是開始於宋朝。
宋朝，不僅宋朝的戰亂階段老百姓生活悲慘，而且宋朝的和平階段老百姓生活也很悲慘，被宋朝的嚴重壓榨逼的出現殺嬰習俗。
宋朝對百姓的沉重壓榨導致宋朝出現廣泛的殺嬰現象，出現殺嬰習俗。“不舉子”即生子不育現象（殺嬰現象），古代社會一般發生在極少數極端貧困的家庭之中，或發生在自然災害和戰爭動亂的民不聊生時期。但是，宋朝對百姓的沉重壓榨導致：宋朝時期裡即使其中沒有自然災害或戰爭動亂的階段、宋朝仍然出現廣泛的“不舉子”、殺嬰現象，並演變成一種社會習俗——殺嬰習俗。（而宋朝的戰亂階段就更慘了。這裡先說宋朝的和平階段。）
蘇軾在《與朱鄂州書一首》中說：荊湖北路（今湖北一帶），“嶽、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東坡被貶黃州（今湖北黃岡縣），見“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東坡志林》）。朱熹父親朱松《韋齋集·戒殺子文》說，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福建一帶殺溺幼嬰的風俗最盛。朱松在福建為官，“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雖有法而不能勝。”陳淵《默堂先生文集·策問》也說：“不舉子之習，惟閩中為甚。”王得臣《麈史·風俗》謂，在一般情況下，“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據《道山清話》載，宋神宗、哲宗時的宰執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今屬福建），“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為人敕止。”《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載，江南東路（今江蘇、安徽、江西一帶），“東南數州之地……男多則殺其男，女多則殺其女，習俗相傳，謂之薅子，即其土風。宣、歙（今安徽）為基，江寧（今南京）次之，饒、信（今江西）又次之。”即使兩浙路（今上海浙圌江一帶）的社會經濟比宋朝其他地區發達，但是在宋朝對百姓的沉重壓榨下，兩浙路的一些地方殺嬰棄嬰之風也很嚴重，“衢、嚴（今浙江建德）之間，田野之民，每憂口眾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舉。”
宋朝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殺嬰兒的現象與風俗已相當普遍。“不舉子”之風嚴重敗壞了社會的倫理道德，當時一些士大夫曾加以嚴厲斥責，“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宋史·範如圭傳》），要求政府嚴刑禁止。官府確也採取多種措施，企圖加以制止。但不舉子風俗並不見好轉，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還愈演愈烈。
宋朝官府不但承繼了以往各朝的苛捐雜稅，而且還增加了許多斂民新法，其中，重複徵收丁賦（人頭稅）成為廣大民眾的沉重負擔。兩稅法，人頭稅已經被攤到夏秋兩稅裡了。宋朝使用的兩稅法，本身已經含有人頭稅，但是，宋朝卻又額外加徵丁賦（人頭稅），
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談到，福建“泉州、漳州、興化軍，人戶每年輸納身丁米七鬥五升”。《淳熙三山志》卷十載，三山地區（今福州）“鹹平初，夏稅及身丁錢總二萬九千七百有餘，大中祥符四年，詔放身丁錢，獨夏稅七千六十九貫有奇”。身丁錢高達夏稅的三倍之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四說，南宋初期，荊湖南路（今湖南一帶）“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鬥者”。朱熹《朱子語類》中也說到，兩浙地區“丁錢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見宋代的各色人頭稅花樣百出，沉重不堪。蔡襄接著說：“南方地狹人貧，終年傭作，僅能了得身丁，其間不能輸納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舉。”范成大也說：“處州（今浙江麗水）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宋會要輯稿·食貨》也載：“湖州丁絹最重，至生子不舉。”趙善燎《自警篇·濟人》雲：“浙民歲輸身丁錢絹，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江南東路的太平州（今安徽當塗），“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民貧無以輸官，故生子皆溺死”（《生生四諦》）。
宋朝統治者殘酷的人頭稅壓榨，是民眾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統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這一風俗，一方面又以超強剝削法推動這一風俗，連皇帝都承認，“民為身丁錢，至生子不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二）。
所謂宋朝是封建社會百姓生活最好的時代，實乃後世無良文人為宋朝塗脂抹粉，宋朝百姓相對其他朝代實際上生活更加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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