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状况，主要是汴京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
《清明上河图》
看了这张图，很多人都觉得生活在宋朝的百姓比其他朝代要幸福，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认识。
在城市之外，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图里所描绘的那么美好。
从一件残酷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宋朝的百姓相比其他朝代，其实并不幸福。
杀婴习俗、广泛的杀婴现象不是开始于其他朝代，而是开始于宋朝。
极端严重压榨百姓导致出现杀婴习俗、广泛的杀婴现象，不是开始于其他朝代，而是开始于宋朝。
宋朝，不仅宋朝的战乱阶段老百姓生活悲惨，而且宋朝的和平阶段老百姓生活也很悲惨，被宋朝的严重压榨逼的出现杀婴习俗。
宋朝对百姓的沉重压榨导致宋朝出现广泛的杀婴现象，出现杀婴习俗。“不举子”即生子不育现象（杀婴现象），古代社会一般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但是，宋朝对百姓的沉重压榨导致：宋朝时期里即使其中没有自然灾害或战争动乱的阶段、宋朝仍然出现广泛的“不举子”、杀婴现象，并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杀婴习俗。（而宋朝的战乱阶段就更惨了。这里先说宋朝的和平阶段。）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县），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朱熹父亲朱松《韦斋集·戒杀子文》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陈渊《默堂先生文集·策问》也说：“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王得臣《麈史·风俗》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据《道山清话》载，宋神宗、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今属福建），“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敕止。”《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安徽、江西一带），“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即使两浙路（今上海浙圌江一带）的社会经济比宋朝其他地区发达，但是在宋朝对百姓的沉重压榨下，两浙路的一些地方杀婴弃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建德）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
宋朝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与风俗已相当普遍。“不举子”之风严重败坏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但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
宋朝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重复征收丁赋（人头税）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两税法，人头税已经被摊到夏秋两税里了。宋朝使用的两税法，本身已经含有人头税，但是，宋朝却又额外加征丁赋（人头税），
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福建“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淳熙三山志》卷十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身丁钱高达夏税的三倍之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的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沉重不堪。蔡襄接着说：“南方地狭人贫，终年佣作，仅能了得身丁，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举。”范成大也说：“处州（今浙江丽水）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宋会要辑稿·食货》也载：“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举。”赵善燎《自警篇·济人》云：“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江南东路的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生生四谛》）。
宋朝统治者残酷的人头税压榨，是民众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统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这一风俗，一方面又以超强剥削法推动这一风俗，连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
所谓宋朝是封建社会百姓生活最好的时代，实乃后世无良文人为宋朝涂脂抹粉，宋朝百姓相对其他朝代实际上生活更加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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