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快遞行業全面復工貼緊“安全”標籤
一道考題啟動的檢察公益訴訟實踐
衡水市檢察院與衡水市郵政管理局對中通快遞、郵政快遞和順豐快遞衡水分揀中心進行聯合督導檢查現場。
正義網衡水4月15日電(記者於瀟)“市檢察院在疫情防控的緊要關頭,充分發揮公益訴訟檢察職能,通過部署實戰課題的方式,既鍛鍊提升了隊伍素質,又提升了郵政快遞業的安全意識,可以看作是統籌疫情防控和檢察履職的雙豐收,為他們的工作點贊。”聽說檢察院給郵政快遞企業做了一次“體檢”,一番瞭解,全國人大代表、河北安平京安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魏志民給出了以上評價。
引起代表關注的這個“體檢”,是河北省衡水市檢察院圍繞“快遞安全”開展的一項公益訴訟檢察工作。之所以聚焦這個行業,用衡水市檢察院檢察長周宏偉的話講,確有必要。
“全市郵政快遞企業已全面實現復工復產,日處理郵件快件穩定在40萬件以上,這已經超過了去年同期水平。在疫情防控不鬆懈的節骨眼上,郵政快遞行業的全面復工復產,會不會帶來安全風險?”按照周宏偉的思考,對郵政快遞行業的這次“體檢”,一定要發現全面復工復產形勢下的安全生產漏洞和不足,為安全生產提供服務和保障。
一道“試題”開啟的檢察公益訴訟實踐
“一定要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把檢察工作做優做實做細。”伴隨著這種觀察,周宏偉給市第七檢察部(公益訴訟檢察部門)佈置了工作——在郵政快遞企業全面復工復產的形勢下,如何確保郵政快遞安全,避免發生安全生產事故或導致重大疫情風險?
接到這個任務,第七檢察部負責人于振忠就開始了思考:立足職能,檢察機關如何服務保障好郵政快遞行業的安全生產?於法有據,行之有效,檢察監督該如何發力?
幾經走訪,于振忠發現,按照目前郵政快遞行業的監管格局,衡水市下轄的區縣並未設有具體的監管機構,然而,在快遞業務上而言,區縣一級卻佔據著快遞的大頭。因此,快遞企行業在區縣一級的風險隱患——日常監管不到位,與這個特殊的體制機制有著密切關係,而這也檢察監督的發力點。
“組織一場全市範圍內的考試,既要解決問題實際,又要提升公益訴訟監督的能力。”一番思考,于振忠有了想法,下一盤“大棋”——藉助各基層檢察公益訴訟部門的力量,問診郵政快遞行業的安全生產,既練兵又要做好實操工作。
越是非常時期,能力不足的問題越容易凸顯,越要重視培訓。“各區縣檢察院要把考試以實戰的標準進行安排部署,用一週的時間,完成調查核實,並形成有針對性的訴前審查報告和檢察建議書。”經過和分管副檢察長商議,並向河北省檢察院第八檢察部彙報,于振忠向各基層院公益訴訟檢察部門,發佈了考試通知。
為了更好地答題,通知還有提示:要認真查找郵政快遞業復工復產及營業場所、從業人員、運輸車輛、寄遞驗視、個人信息保護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性地完成訴前審查報告和檢察建議書的製作。通知提示拉啟了考試的大幕。
“答卷的質量很高。”令于振忠沒有想到的是,面對這道考題,各區縣的公益訴訟檢察官並未止步在紙面上做文章,而是通過走訪調查、查閱法律法規、聯繫疫情防控政策、集體研討等,“確實發現了一些問題。”于振忠說。
多發的隱患:快遞收發點成為“菜市場”
衡水市檢察院與衡水市郵政管理局對中通快遞、郵政快遞和順豐快遞衡水分揀中心進行聯合督導檢查現場。
“一些快遞企業的安全意識教育亟待加強,很多快遞企業的疫情防護培訓流於形式,這些隱患給疫情防控工作帶來隱患。假如有確診病例,這些隱患將會導致行動軌跡的追蹤中斷。”
胡康,是武強縣檢察院的檢察官,在收到衡水市檢察院“考試”通知的當天,就和同事們著手開始對本縣域內的郵政速遞、天天快遞、韻達快遞、申通速遞、圓通快遞、順豐快遞、百事匯通、中通速遞等八家快遞企業進行走訪調查。
“快遞件露天堆放;有快遞員在接收快遞時,並未要求客戶必須戴口罩;一些企業對快遞物品消毒不及時不規範,雖說有消毒記錄,但仔細詢問,就會發現所謂的消毒只是形式,沒有執行到位。”經過兩天的調查,胡康掌握了一些情況。
胡康他們發現,在縣域內的快遞企業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快遞件無區別混裝,收寄件驗視制度不健全,寄遞物品登記不全等問題。在胡康看來,這些疏漏,與員工疫情防範意識差、自我保護意識不高、安全意識教育亟待加強有著密切關係。
“這些都是安全隱患,需要行政監管的發力。”胡康說,比如取件人員信息登記不準確這項,如果發生安全隱患,於疫情防控而言,又將是一起“無頭帳”。
“位於東環南路的德邦快遞、百世快運營業網點,營業場所沒有消毒記錄、也沒有寄件人、投攬工作人員的溫度記錄,也未對工作人員配發防護用品。
位於勝利南路與幸福東街交叉口南側的圓通快遞營業網點,沒有對工作人員是否領取防護用品進行記錄;工作人員操作不規範:沒有佩戴防護用品、對寄件人的記錄不全。”
……
這些情況,是棗強縣檢察官喬彬潔在走訪中發現的問題。除了快遞網點的管理不到位之外,喬彬傑還發現,在疫情期間,由於居民小區實行外來人員的防疫管制,原本可上門派送的快遞或外賣,卻在小區門口聚集。這樣一來,門口被擺成了地攤,小區門外就成了“菜市場”,這在客觀上造成了人口的聚集。
追問其原因,喬彬潔認為,快遞企業對全面復工所需的物資籌備不充分,部分員工也沒有清醒正確認識到疫情防護的重要性,特別是行政監管的缺位,導致了已復工的郵政快遞企業存在安全隱患,不僅給一線投遞人員帶來感染風險,而且還會給公共安全帶來巨大隱患。
臨近“閉卷”時間,于振忠一共收到了11份訴前審查報告和11份檢察建議書,在這些“答卷”中,類似這樣的調查並不少見。
“總體來說,訴前審查報告和檢察建議書的質量很高,都能從案件線索來源、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情況及證據、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情況及證據、行政機關的法定職責等角度去展開論證,特別是檢察建議,都能立足於行政機關的監管職責,而且提出的措施也具有實際操作性的。”于振忠說,各基層院檢察官都走到一線,去調查和發現問題,不少問題都具有通性,其中也不乏一些“犀利”的問題。
“等”外探索:為全面復工復產提供檢察力量
衡水市檢察院與衡水市郵政管理局對中通快遞、郵政快遞和順豐快遞衡水分揀中心進行聯合督導檢查現場。
在對各基層院的“答卷”進行分析總結後,衡水市檢察院第七檢察部整理出郵政快遞企業在加快全面復工復中集中存在的安全隱患和問題。儘管在事實層面已經查證出安全隱患,也對行政機關的法定職責和履職情況進行了充分了解,但作為公益訴訟保護的“等”外新領域探索,積極、審慎穩妥,是在工作必須堅持的立場。
“全面推進復工復產,疫情防控的階段性成效仍需進一步鞏固。在這個角度上而言,確保郵政快遞企業生產安全,防止發生疫情或重大疫情風險正是當下緊迫的任務工作。”于振忠說。
為了更好地把握“等”外的必要性,于振忠翻閱了相關的法律規定以及部門條例,特別是疫情防控工作開展以來,對於快遞行業的相關規範要求。“快遞企業及其員工在這種安全生產方面的僥倖心理,既不符合法律規定,也與疫情期間的行業規範相背,必須要及時得到糾正。,行政監管必須要更加嚴格此時,如果行政機關的監管跟不上,很難想象任由發展所導致的危險後果。”他說。
考慮到當下形勢,衡水市檢察院第一時間與衡水市郵政管理局進行溝通,指出其在履行郵政快遞業監管職責中存在的薄弱環節和制度漏洞。在收到情況反饋通報後,衡水市郵政管理局更是在第一時間下發通知,要求各地企業對相關情況進行整改。
據悉,在溝通中,衡水市檢察院認真落實最高檢關於採取了一種稱之為“行政公益訴訟磋商”的程序的要求,就各基層檢察機關在調查中發現的問題情況向衡水市郵政管理局及時交換了意見。對此,于振忠解釋說,在疫情防控時期,採取磋商程序,不僅能夠提高工作效率,避免隱患發展為事故,而且更容易使相關行政部門接受檢察機關的建議。“疫情防控工作。本來就擔子重,這個時候,檢察機關的監督必須注重方式,做到‘幫忙不添亂’。”于振忠說。
“檢察機關的這些工作,促進了全市郵政快遞企業規範安全生產,對我們而言,也是依法充分履行郵政監督職責的有力監督。”衡水市郵政管理局負責人表示,為更好地落實檢察機關在磋商時提出的整改建議,他們還主動邀請檢察官一同前往問題集中的營業網點,進行現場督導檢查。
把“考試”作為綜合培訓、辦案的一項工作,在周宏偉看來,這次公益訴訟實戰考試是一次有益的嘗試與探索。在培訓和辦案之外,對於“等”外新領域探索的考量,也夾雜著對公益訴訟工作研究與思考,而這,也與最高檢提出的“培訓+辦案+研究”的實戰培訓要求不謀而合。
“疫情改變了購物習慣,由此也帶來了潛在風險。快遞行業承擔著社會基本服務功能,是疫情防控期間的重點服務行業,在推進全面復工復產的背景下,檢察公益訴訟的監督也是服務保障大局的一種體現。”周宏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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