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泰晤士报》为何评价他是中国官场最大的恶魔,和珅不如他

1911年5月 17 日,《泰晤士报》 发表长文《中国首任总理》。这是 西方媒体介绍庆亲王奕劻履历最为 详尽的一次。当时,中国刚刚进行 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责任内阁,庆亲王出任首任内阁总理。

文章认为,庆亲王多年来都 是中国官场最大的“恶魔”,但却享有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高度信 任,“他的履历总是与中国的灾难 相关联”,“没有建设性、没有爱国 心,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做过任何荣 耀的事”,“监察者们徒劳地弹劾他, 媒体提及他时只有诅咒,但他毫发 无损,并且权力日增”。

1911年《泰晤士报》为何评价他是中国官场最大的恶魔,和珅不如他

后世有人称庆亲王为大清“首富”,毕竟没有数据支持,但从各 种正史野史推测,尤其是他在清亡 之后依然过着奢华的生活,可以推断他至少能名 列大清富豪榜的前茅。据说,他仅在汇丰银行就 有 200 万两白银以上的巨额存款。 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庆亲王, 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高调” 得足以在中国历史的贪官群内成为“拉仇恨”的 冠军。 其实考诸史料,庆亲王本人的个性并不高调。 晚清改革开放中,参与中央主要工作的四大 王爷——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恭、惇、 醇三人,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六、七子,咸丰皇 帝的弟弟,属于“近支亲贵”,先天资源十分丰足。 在他们这些“凤凰”面前,庆亲王就如同“草鸡”。 但“草鸡”也有“草鸡”的优势,特别谙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特别能办事,特别能察言观色, 尤其特别能服低做小。

天资源的旁系宗室,庆亲王只能依靠后天的努力,多笼络那些能办事、 尤其能办大事的人,以便形成合力。 野史传言,光绪驾崩时,有人 甚至想拥戴庆亲王之子载振,这虽 是野叟村言,却也代表部分官心民 意。几位王爷有一个共同之处,就 是都在实践中学会了谦虚谨慎,戒 骄戒躁,尤其在领导面前多反省、 多自我批评。这其中,做得最好的 就是庆亲王,他的身段最低。当然, 因为出身的问题,他也缺乏“强项” 的资本。其次是醇亲王,这位皇帝 的本生父,最拿手的就是以柔克刚, 绵里藏针,闷声不响发大财。然后 是恭亲王,在慈禧太后的不断敲打 下,恭亲王从以批评太后为主,逐 渐转变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 之后就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做得最 差强人意的是惇亲王,他时不时地要和太后抗上 一抗、闹上一闹,这与其说他有所图,不如说是 他的心态平衡问题,当然,他也不敢真玩,以装傻卖萌为主,留条退路,便于大家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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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之外,当然还得乖巧。恭亲王未必就对 官场潜规则陌生,但他的高贵身份、卓越才华以 及巨大的影响力,令他可以不屑于这种面子游戏, 当然最后又不得不服低做小。庆亲王则不仅对官场游戏烂熟于心,而且没有高贵身份带来的精神 负担,敢于放下身段,婉转歌喉,亲身实践厚黑学。 凭庆亲王那点远支血统,能爬到这种“不 胜寒”的地位,已经是奇迹。在大清特色的官场 里,此时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 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 属,对大多数的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 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 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 :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 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或许,这才是庆亲王高调贪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庆亲王区别于 和珅的关键之处:他从来不对皇权产生任何威胁。

1911年《泰晤士报》为何评价他是中国官场最大的恶魔,和珅不如他

大清亡国 5 年后,庆亲王去世,宣统皇帝赐 谥曰“密”,意思是追补前过,隐责其应对大清 国的灭亡负责。这是他一生受到的最大处分。 一只“大老虎”,在其呼啸山岗的时候,没 打 ;在其日渐式微,成了“老老虎”时,依然没 打 ;直到他成为一只“死老虎”的时候,才开始 打,却打得如此温柔,看上去倒更像是在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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