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豐斌(原題為庚子大疫的憂傷與新世界的懷想)
“己亥末、庚子春，荊楚大疫，染者數萬……月餘、疫除、終勝……”這是近日網上流傳的一個段子，模仿後人對當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記載。而此刻，疫情仍在持續，決戰中的拐點尚未明確到來，我們還在黑暗的隧道中，尚不知隧道盡頭的亮光何時顯現。
新世紀的20年是我們突飛猛進的20年，大國崛起的光榮與夢想背後，卻因為兩次重大傳染病疫情危機，讓國人的心頭爬滿了無盡的“大國憂傷”。17年前的非典疫情，我們為健全公共衛生安全體系、完善應急管理機制做了不少“補課”工作。孰料17年後，我們又遭遇了殺傷力、危害性更遠甚前者新冠肺炎疫情危機……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本次疫情的源發地、核心重災區武漢，在2019年4月份還進行了大規模公共衛生危機應對演練，在2019年12月還作為先進典型在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會議上作經驗介紹。
逝者尚未安息，生者尚且茫然，我們必須要進行一次痛苦中的徹底反省——面對病毒肆虐，為什麼我們還是這樣猝不及防，未來我們又如何避免“哀之而不鑑之”的覆轍，在社會現實層面和公眾心理層面構建起一個真正的現代化治理體系。
在中醫藥裡有一個常識，在毒性很大的植物的旁邊，往往就伴生著擔負著“解藥”功能的花草；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也有這樣的大概率現象——歷史顯著的進步與變革往往都是在重大社會危機之後。在付出慘痛的代價之後，上下最緊迫的共識就是必須找到 “解藥”，找到良方，找到解決方案來避免同樣的劫難不再重來。
複雜性時代來臨
宅居多日，關注疫情之餘，翻看了幾本書，一本是德國學者羅薩的《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一本是人民大學教授張康之的《走向合作的社會》。這兩本書的論點激發了筆者很多思考和感慨。
羅薩的觀點認為，人類社會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加速發展的快車道上，速度愈來愈快，我們處於不進則退的宿命中，這種加速度變化使得人類的生存出現了諸多異化現象，我們的靈魂已經快要跟不上我們的腳步，人與自然、與世界的關係處於一種高度壓力和緊張的狀態中。
張康之認為，我們從農耕社會到工業文明，已經步入到一個超高速發展的信息化、全球化的後工業社會，社會加速發展會帶來諸多可能性，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我們迎來了從未有過的高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時代。
隨著信息化科技為代表的人類各項新技術領域發展快速迭代、同頻共振，人的社會化生存狀態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以往的結構化、層級化的穩定狀態被打破，邊界改寫，中心動搖，似乎我們又進入到一個重新“進化”的新代際，新物種、新模式、新業態層出不窮，我們幾千年尋找到的確定性社會格局好像失去了重心，憑藉固有的模式慣性來應對高複雜性社會一定會出錯，單純依賴自上而下的管控模式其一定會失靈。
疫情期間，一直有針對早期疫情信息披露遲緩導致嚴重後果的各種追問和聲討，地方官員辯稱無權發佈，國家疾控中心負責人等隨即被推至風口浪尖，後有網絡信息辯解，疾控中心是政府部門下面的科研事業單位，武漢疫情調研的所有情況都如實上報了，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相關條文，疾控中心直接向社會公開就是違法，它的職能就是科研和上報。那麼到底耽擱在哪兒呢？
信息披露機制權限如此嚴格森嚴，各個層級皆是恐越位、怕擔責、不敢直面社會公眾關切，統統交到上頭來決定。層層疊疊的行政機制最終成為“瞞報信息、延誤戰機”的禍因。疫情瞬息萬變，在需要全社會高度警覺和嚴加防範的關鍵時刻，我們迫切需要更多的聲音、更多的視角來預警、來吹哨，政府部門試圖把所有的事務都攬到在自己手裡，在一個日益開放的社會、劇烈變革的複雜性時代，這顯然不合時宜。
其實，病毒疫情的爆發和蔓延就是高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時代的一種典型表現。社會加速發展所帶來的人與自然、與野生動物之間的關係失衡，技術驅動所帶來的社會高流動性、強交互性以及日益變小的地球村落，都讓今天的病毒疫情變得如此肆掠猖獗。
如何應對這個社會時代的高度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學術上的概念是需要一種新的“複雜性思維”。
複雜性思維是什麼呢？筆者的理解更願意將之稱為“共同體思維”。
“社會共治”提升免疫力
我理解的共同體思維的首要層面是倡導社會共治。
面對高度複雜性時代，我們需要動員整合全社會的力量共同面對。疫情危機是整體性社會危機，人人皆是利益攸關者，概不能置身於事外。從疫情初始階段的預警吹哨，到管控舉措的全民自律配合，我們都需要信息的充分、透明、及時與共享信念的堅守；從疫情防控中國家力量的強力救濟保障，到全社會無論公共還是私有資源的充分協同支援，我們都需要大量有活力、有公信力的社會組織的積極有為；從病毒機理研究和疫苗的研製，再到有效的健康傳播，我們都需要天下醫療資源的積極響應配合。
天下一家，共生共在。所謂共赴國難、共克時艱就是要倡導一個開放性的社會協作共治時代的到來。
當然，迎接社會共治的前提是我們需要營造一個健康健全的社會生態和文明體系，這個“生態”體系不再是依附於縱向金字塔型機制上的花草盆景一般的擺設，而是橫向開闊的、茂盛的、充滿生物多樣性的有機體系。這樣的社會文明“生態”才能繁育出昌明盛世，才能有效的涵養和提升我們的“免疫力”和軟實力，來抵禦和緩衝各種危機、災難的侵襲。
大政府小社會不是現代社會生態，倘若縱向大國威權體制和橫向社會生態協同共生，進而有效推動社會協同共治，這應該是我們面對未來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必須要做的功課。
重塑“新綱常”
共同體思維需要社會共治，共治的前提需要以法治為前提為保障。但是，面對高複雜性時代，僅僅依靠現有的法律體系還是不充分的，法律從本質上還是一種經驗性的理性簡化思維，並不能充分有效應對加速變遷的高複雜性社會中所帶來的種種新問題。這個時候需要倫理道德、信念信仰的力量來成為硬核底座。說到底，內心深處遵紀守法、尊重法治，本質上也是一種人的道德倫理性行為。
越是快速變革時代、越是在危難時刻，就越需要找到一片堅實的根基，尋找最廣泛的社會認同。新時代需要新綱常的重建，危急時刻可能是最佳的重建機遇。2008年汶川地震被稱為公民意識覺醒元年，那一年民心凝聚所迸發出的正能量令世人震驚。反過來，拆解道德倫理傳統、缺失信仰信念、充滿精緻實用等社會戾氣的時代是真正的危機四伏的時代。北大教授何懷宏在《新綱常》一書的扉頁上寫到：“中國勢必走向一個共和的社會，然而，再沒有什麼社會比共和社會更需要所有公民的德性···………如果它沒有確立自己的道德根基，就將中道夭折乃至社會崩潰。”
我們需要重建敬天、親地、孝親、尊師、愛國的信仰體系，我們需要弘揚誠實正直公正的德行品性，不講假話大話空話鬼話，不再只惟上逢迎而不顧民生之維艱。
歷史告訴我們，健康社會的永續傳承不只是“政統”維度，流淌著生命力的“道統”血脈也至關重要，是整個國家民族身心安放之處。
健康的“新世界”
高複雜性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我們前所未有地走進了網絡社會。本次疫情期間，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全民都宅在家裡，造就了有史以來人類最大規模的一次長時間網絡化生存。
本來中國移動互聯時代就已經走在世界前沿，可以預見，在這次疫情的痛苦經歷後，網絡空間的數字化生存水平在中國又必然有一次大幅度提升。其重要性和人在自然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裡的生存狀態相比，網絡空間具有了愈來愈多的包容性、整合性勢能，不單純是人的衣食住行都已經離不開網絡，同時網絡時代的信息傳遞、公共意見表達、知識生產與獲得的模式也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網絡不僅成為了社會各個領域中的變革加速器，更重要的是，網絡還承載了越來越多的公共領域職能。顯然，危機之下的社會治理方式尤其是網絡輿情的管控也必然隨之發生變化，一個開放協作的社會共治時代需要我們與時俱進，病毒可以封堵，輿情則只能疏導。
前幾天筆者看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所做的一個疫情新聞調研報告，該報告中分析研究了今年元月份有關疫情的輿情報道情況，結論是“疫情前期媒體發聲受阻，導致預警滯後”，報告中有一段文字讀來頗覺意味深長——“湖北媒體從文章的總體傾向上來看，與北京、廣東相比更偏正面，其正面報道遠大於廣東、北京媒體，為負面報道的159倍。”報告中指出：造成恐慌的不是真相而是真相的缺席………要正視災難的破壞性，不要急唱讚歌。
從李文亮大夫的網絡公祭行動，所有人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所有人都知道問題的解決方案。說多了不利於安定團結——輿論把控越緊、正面報道越多，那個地方隱藏的問題就極可能更多更可怕。
好在“沒有一個冬天不能逾越，沒有一個春天不會到來！”，經歷這場慘痛的大考，讓我們祈禱明天吧！明天我們不僅有強大的醫療科技保障，有更開放更健全更高效的社會治理機制，我們還擁有一個健康的社會空間——不僅有乾淨的藍天、碧水、土壤，還有人人敢講真話的氛圍，有救死扶傷的人間大愛，有自律節制的尊重與信任……這一切，其實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底色。
人，生來就不是被打敗的！憑藉我們高貴的勇氣、信念、愛和協作，所有病毒終將被戰勝。
這段時間，有個極拖沓的神劇作正在電視上播出，劇名倒是很有寓意、很有正能量——《新世界》，但願，不久之後，我們又會迎來一個真實的、健康的、如願的新世界。
王豐斌
Wang Fengbin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王豐斌——法人雜誌社前總編輯，多年從事公共傳播、品牌管理、家族文化傳承的研究與實踐，北大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秘書長、華中師大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兼職教授，歡迎喜好閱讀思考關心世事蒼生的朋友們來交流。」
閱讀更多 天目潮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