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家裡看《清平樂》，雖然有些受不了帝后cp的糾結、以及張妼晗的賤，但不得不說，這是一部讓人很愉快的電視劇——仁宗的寬仁溫和、北宋士大夫高昂的精神氣象、文官體制的制衡與中和，都體現出中國古代高度的政治文明。和清宮戲中的“拖出去打死”“奴才”“賤人就是矯情”相比，《清平樂》要“中國”得多。在這周，我們圍繞北宋的政治、文化、文學，推出系列微信，與你一同走進那個迷人的時代。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最長的皇帝，《宋史》本紀說他“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對仁宗朝四十二年治跡的總體評價是：“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這段評價還是相當公允的。儘管有種種外患內政上的問題，但仁宗一朝無論如何還是宋朝的治世，除卻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頗有些盛世氣象。
治世的出現，與仁宗“恭儉仁恕”的個人秉性與治國方針有關，他不是一個奮發有為的英主，甚至在歷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聲譽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遊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軟，對後宮女色也有相當的興趣。但他最大的優點就是寬容仁厚，能容忍各種激烈的批評意見，哪怕是對他私生活妄加非議，聽了也從不挾憤報復。
有關仁宗仁慈寬厚的遺聞軼事特別多，雖不無箭垛效應，但也折射了歷史的光影。有一天早晨，他對近臣說起昨天夜裡失眠腹飢，想吃燒羊肉。近臣問他為什麼不降旨取索，他回答說：“宮禁每有取索，外間便為定製。我怕自此以後每夜都要宰羊，殺生害物。”
大臣王德用進獻佳麗送入後宮，諫官王素極論此事，仁宗對他說：“你是王旦之子，我是真宗之子，與他人不同，自是世交。德用確有其事，她們在朕左右，也很親近，且留之如何?”王素說：“我欲所論，正是親近!”仁宗有所感悟，命近侍賜德用所進之女各錢三百貫即令出宮，當即報來。王素表示：只要採納進諫，不必如此緊急。仁宗說：“朕雖為帝王，但人情相同。倘若見她們眼淚鼻涕地不願出宮，恐怕也就不忍心趕她們了。你就在這裡等回報吧。”不久，內侍來報“事已了當”。
君主制是家長制的放大。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下，必定是才俊如雲；但有時，在一個平易而寬厚的家長下，子弟倒也頗有出息。仁宗朝人才之盛，似屬後者。在他的治下，不僅臺諫官，即便其他官員和士大夫，也都能暢所欲言，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
有一件軼聞最能說明仁宗朝言論的寬容度。據說仁宗“尤惡深文”，有一個舉子獻詩成都知府說：“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這詩是完全可視為反詩的，知府囚械了此人，上報了此事，仁宗卻說：“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才寫的，可給他一個遠小州郡的司戶參軍做做。”不必究詰這事的準確度，即便是附會，也真實反映了仁宗的為政風格。這種仁恕寬容對“忠厚之政”的風氣，對人才的作育培養，都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說到仁宗朝人才，在宋朝歷史上真可謂是首屈一指的，可以開列一長串名單：政治上被稱為名臣的就有呂夷簡、范仲淹、魯宗道、薛奎、蔡齊、陳堯佐、韓億、杜衍、龐籍、吳育、王堯臣、包拯、範祥、孔道輔、餘靖、胡宿、田況、王素、韓琦、富弼、文彥博、種世衡、狄青、王德用等；
活躍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趙槩、吳奎、張方平、唐介、趙抃、呂誨、範鎮、曾公亮、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呂公弼、呂大防、呂惠卿、曾布、章惇、韓絳、韓維、韓忠彥、傅堯俞、彭汝礪、範純仁、範純禮、劉摯、王巖叟等一大批人才，實際上也都是仁宗一朝養育而成的。
文學藝術上有張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堯臣、蘇舜欽、蘇洵、歐陽修(以上文學，蘇軾、黃庭堅兼擅書法)、蔡襄(書法)、燕文貴、武宗元、許道寧、趙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詵(以上繪畫)等。思想學術上有孫奭、劉敞(以上經學)、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以上哲學)、張載、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呂大臨(以上理學)、宋敏求、範祖禹、劉恕、劉攽(以上史學)等。科學技術上有王惟一、錢乙、燕肅、畢昇、沈括、賈憲、蘇頌等。正如蘇軾所說：“仁宗之世，號為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為用。”而明代李贄更認為：仁宗一朝，“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這裡只就政治人才略說其犖犖大者。
（學生時代被支配的恐懼來了）
第一個是范仲淹。南宋人以為“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元朝人說他“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宋代是士大夫自覺意識最高漲的時代，一種嶄新的精神面貌已經浮現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要說有宋儒氣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則開出來的，故而朱熹說“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文正是仲淹的諡號)。作為一種人格典範，他對後人影響深遠，完全當得起他在《嚴先生祠堂記》裡所推崇的“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他在《岳陽樓記》裡所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真是一種光風霽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李贄對他的人格精神評價最高，甚至以為“宋亡，範公不亡也”。（中略）
再說富弼。司馬光稱讚他“溫良寬厚，凡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慶曆二年(1042年)，契丹瞅準宋夏交戰之際，趁火打劫挑起邊界爭端，派遣使者向宋索要所謂關南之地。宋朝正被西夏折騰得焦頭爛額，更擔心與遼朝激化矛盾，落得腹背受敵的境地，想遣使赴遼，被選者都因恐遼症推諉不行。呂夷簡一直對富弼不滿，便讓他出使。好友歐陽修引用唐朝顏真卿出使見李希烈而被害的故事，希望富弼不要去，他置之不理，臨行對仁宗說：“主憂臣辱，我不敢貪生怕死!”（中略）他在宋朝明顯不利的情勢下，不辱使命，在對遼外交上展現了卓越才能，次年就遷為樞密副使。其後，他在仁宗至和二年與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兩度入相，與韓琦同為三朝重臣。
文彥博早在慶曆七年(1047年)就位至參知政事，年僅四十二歲。這年十一月冬至那天，貝州(今河北清河)發生了王則領導的士兵起義。王則原是涿州(今河北涿縣)人，因饑荒流落貝州，投了駐紮當地的宣毅軍，當上了小校。為了消除人民的反抗因素，宋代改進了唐末五代以來的募兵制，用心良苦地把“獷暴之民收隸尺籍”，讓他們參軍吃糧，把民間桀驁危險的力量納入軍隊的管束。在宋太祖看來，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這種募兵制是消弭民眾叛亂的最佳方案。於是，飢寒交迫的農夫，遊手好閒的流民，都被投進了軍隊的大染缸。動亂根苗雖然暫時被轉移進軍隊掩藏了起來，但一旦有風吹草動的誘導因素，就會轉化為兵變形式爆發出來。宋代兵變相對頻繁，原因即在於此。
王則的信徒廣佈於河北、山東一帶，約定明年元旦在河北同時起事。事發以後，宋朝一邊在各州郡大索“妖黨”，被俘者不計其數；一邊立即派出知開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前往進剿。次年正月，文彥博見貝州仍未攻克，便主動請命。事平當月，文彥博就進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也不把功勞都攬在自己頭上，稱讚明鎬“才大可用”，推薦他做了參知政事。
至和二年(1055年)，他再次入相。次年正月，仁宗在上朝時突然發病，扶入宮禁。文彥博考慮到政局大計，當即要求內侍及時通報仁宗病情，否則行以軍法，同時與其他宰執在宮中日夜輪流值班。知開封府王素說有禁兵告發都虞候謀亂，文彥博瞭解到那個都虞候決無謀叛事，便與同時任相的劉沆以誣陷罪簽署了斬決那個士卒的命令，確保軍隊的穩定。
不久，兩個司天官受內侍武繼隆的指使，上書請求皇后聽政。文彥博拿到書狀後，也不給其他宰執看，找來那兩個司天官說：“司天官干預大政，可是罪當滅族的!今後可不能再犯。”然後把這事通報給其他宰執，其他宰執都憤怒地表示應將這些僭言之輩斬首，文彥博則以為：倘若斬首，皇后不安。直到仁宗病情恢復，文彥博與富弼等才回私第。史稱文彥博“凝簡莊重，顧眄有威”，歷仕四朝，任將相五十餘年。元祐更化時，他受司馬光推薦，以八十一歲高齡第三次入相，平章軍國重事，成為元老重臣的一種象徵。仁宗朝的武將……
（是不是也很好奇，好奇就去讀書吧！4·23就要到了，讀起來！！）
本文摘自虞雲國著《細說宋朝》，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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