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技术的历史与书籍发展史息息相关，在中国拥有上千年的流传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脆弱的书籍经过聚散转手、天灾兵焚，许多遭受损毁，有的甚至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修复古籍不仅要“整旧如旧”，保留文献的装帧风格，还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2008年6月，古籍修复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籍修复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文献修复室，杜伟生坐在座位上，他面前的工作台上摆放着已经修复好的被大理石压着的古籍书页，桌面上还放着浆糊、毛刷、喷壶等工具。杜伟生是国图古籍馆研究馆员，也是古籍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我是给书看病的，能救书的命。”
杜伟生2米长的工作台，好像一张为古籍续命的时光机，让经历岁月打磨的古籍重现光彩。
只见他用喷壶洒一片水雾，将书页字面向下舒展在工作台上，接着手持毛刷将书上的破洞边缘打湿，再将竹纸托补上，用镊子将边缘移除，就这样，一个2厘米见方的破洞在他手下补好了。
妙手回春
古籍保护传承的作用不仅是让纸张留存，留下的还有古人的文化和智慧。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八卷》是东晋时期葛洪撰写的一本医书，书内记载了古人治疗寒热疟疾的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正是从这段话中受到启发，获得了诺贝尔奖。
不过，古籍修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些古籍残破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这就需要古籍修复师们妙手回春。
“修就是修补、修饰、修整；复就是复原。所谓修书就是把书破的地方补起来、装起来。修书分三步：拆页、压平、恢复。”杜伟生解释道。
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之一《赵城金藏》刚进馆时三分之二受潮，有的甚至和黑煤混合在一起，根本不可辨认。修复师傅采用了“蒸”的办法，经卷纸被蒸汽慢慢润湿，每隔几分钟取出来晾一下，等到全软了之后再用细针将粘连的纸页挑开，最终将古籍修复如初。
在历史上，“修书”是一个高度繁荣的行业。古时图书制作难度较大，所以修书人的地位也相当高，甚至会署上修书人的名字。宋代以后，图书制作成本降低了，纸张也变得更薄，修书就成了一门手艺。在当时的汴梁、临安，这个行业曾盛行一时。裱褙等传统的装帧技术也在那时逐渐发展定型，并沿用至今。
承前启后
上世纪70年代，杜伟生从部队退役后被分配到国图，开始了修书生涯。此前，修书行业采用的是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而杜伟生则享受到了特别的待遇，所有的老师傅都教他。
“那时没有喷壶，就用刷子往书页上打水。老师傅打得特别均匀，我很难做到。我就每天午休时，拿着刷子对着地砖练习。”杜伟生说。
除了从师傅们那里学来技艺，杜伟生觉得学到更多的是作为一名修书人最该具备的态度和素养，这也是一代代修书人传下来的珍贵财富。
“过去古人把书当做有生命的东西来看。所以老师傅对书也是非常尊重，片纸只字不能丢。”
在文献修复室的一角，还摆放着锅碗瓢盆和一袋袋面粉。杜伟生熟练地将面粉倒入盆中，加入水，和面。这可不是为了做饭，而是制作古籍修复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浆糊。
“我们现在都是用自己提取的淀粉制作浆糊，要选择合适的小麦淀粉。现在全国小麦有630多种，都需要我们自己选择。”
使用传统技艺遵循古法，是古籍修复的原则一。不过，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杜伟生对于新科技在古籍修复中的应用既开放又谨慎。
“曾经用一种覆膜技术很先进，用高分子的膜打进去，书破了不用补。但这样做，书打开以后失去了纸的材质，会反光，而且不亲水，这些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老祖宗上千年的东西，相对更可靠。”
吐故纳新
当然，科技的发展也给传统工艺带来曙光。现在，古籍保护是一门综合科学，牵涉到化学、物理、文献学、艺术等多学科。杜伟生曾被一副对联难倒过。这副制作于100年前的对联和另一幅画粘在了一起，用镊子怎么揭都揭不下来。这时，杜伟生想到了生物酶。他利用这种天然的新成分来分解粘住纸张的浆糊，成功地揭下了这副对联。
对于从事古籍修复的年轻徒弟们，杜伟生也有很多期望：“我徒弟十几人，近几年新进的只有两个本科生，其他都是研究生，视野不同，认识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年轻人虽然没有经验，但他们用仪器，准确率一点不输给我。”
我国现藏古籍文献非常丰富，总数超过3000万册，但从事古籍修复的人才不足100人，真正经验丰富又了解相关科学技术的不足20人。但对于这项非遗技艺的传承，杜伟生却很有信心。
“纸张肯定会消亡，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这个小众行业还会存在下去。”
2007年，国家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但杜伟生觉得，在古籍修复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希望再提高一个层次，不仅看修书数量，还应该强调质量，把对书的保护当做一种技艺、文化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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