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是美国之源。美国建国初期，欧洲没人看好这个由殖民性特许公司转制而来的政权——法国助战也只是让其牵制英国。那时，海外殖民地都是被贵族遥领的，去美洲寻求机会的多是被欧洲主流社会排斥、或经济破产、或避罪的人，相当于自我流放。绝大多数贵族都没有到过自己的领地，只是派管家去打理，“美国建国”在欧洲人那里就是“管家造反”。
欧洲很忙。自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以来，领主政权就进入了“战国时代”，从中，逐步形成了“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并向之演化。民族情结是欧洲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尽管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民族国家是欧洲互掐中得到的解决方案。各种思潮，包括威权、自由、帝国、资本、社会、民粹、乃至种族等等，各种“主义”均以民族国家为载体，践行其中，塑造了当地的正义理念、政治体系，调节了相互关系，但都没有消除竞争的基因。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欧洲“民族国家”的要素、形制基本成型，俾斯麦因此标榜史册。互掐中，欧洲海外殖民地多次易手，而美国则渔翁得利，沿途拣拾，到19世界末，其终由北美大陆东海岸的小片区，扩张到横跨北美大陆的大国。
到1890年代，乘工业革命浪潮，美国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依然很弱。一战没有让欧洲觉醒，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上，美国提出了“威尔逊十四条”，被很多国家奉为“国际公理”，但欧洲列强置若罔闻，依然追求民族国家的终极形态——民族帝国，接茬互掐，结果二战让自家瓦砾遍地，陷入了自己挖就的“民族国家陷阱”。
战后，美国、苏联以“冷战”（1947）对峙而主导了世界秩序，疲惫的欧洲被迫分拆进了“北约”、“华约”二大敌对阵营，沦为了别人对垒的前沿，惶惶不可终日。西欧经济因“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1947）而依附美国。为了避免战后社会的崩裂，西欧多数国家奉行社会民主主义，同期的英国转向“福利国家”（1947），而美国则在建设“中产阶级”（1951）社会——从意识形态上说，胜利者步失败者的脚印，欧洲是否打了“二场假仗”？
被夹持的日子不好过。1946年丘吉尔提议设立“欧洲合众国”，以对抗苏联，结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应声寡落。欧洲只是成立了一个泛欧组织“欧委会”（1949），来协调各国的立场与行动。
要摆脱美国的施舍和束缚、振兴欧洲，首先需要发展经济、蓄养实力。为此，法德等欧陆6国达成“煤钢同盟”（1952），形成国家级产业同盟，效果不错。而海外殖民利益则被“带头大哥”美国压制，被迫放弃（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只有前路可走了。于是走出民族国家的藩篱，设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1958），共享资源和统一的市场。欧共体发挥了较好的协调作用，并逐渐政治化，推动“欧洲一体化”。由于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花了13年才加入（1973），使得欧共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70年代，由凯恩斯主义衍生出来的“福利国家”政策效应递减，整个西方经济陷入“滞胀”之中。英国撒切尔政府率先改革，以“去国有化”、减税来激励市场竞争，带来了“新自由主义”。欧陆国家也有效仿，但并不激进。
1989年东欧剧变，1990年两德统一，1991年华约、苏联先后解体，“冷战”结束。乘着这一时机，“欧洲一体化”提速，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次年“欧洲联盟”（欧盟）成立，并吸纳前华沙成员国而“东扩”。其后，“新自由主义”透过《华盛顿共识》（1990）濡染欧洲。1999年超国家的区域货币“欧元”发行，取代欧盟内合规成员国的既有货币，于2002年流通。
欧盟、欧元的设立曾博得了很高的声誉。但它只是一个时代激情下的产物，并不完备。欧盟使欧洲内部拥有二个层级的主权、决策、行政体制，即欧盟既有自己的选举、议会、法院、行政机关和中央银行，但各成员国也是完整、独立的主权国家，各有独立的财政、司法、外交、军事政策，而社民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不互洽。欧盟没有自己的军队，各成员国自有军力，多数接受本国和北约的双重指挥。如此，欧盟政治上是一个“邦联”性质的政治同盟，经济上是以欧元为工具拓展市场的利益联盟，而不具备独立、协调的财政、司法、防务政策空间，不能覆盖成员国的全部事务，也就无法将其捏合成一个主体。这就为外部势力的介入容留了空间。
随着欧盟成员、欧元区、北约的三重扩张，也藉“全球化”的红利，欧洲经济一片繁荣，欧盟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扩张中却裹挟进了差异：政治上，邻近俄罗斯的前华约国家调转枪口，成为了战略对峙的前沿。出于历史情结和现时对俄罗斯的忌惮，其唯美国马首是瞻。而脱离前沿的国家不把经济衰败的俄罗斯作为现时威胁，不愿跟进；经济上，欧盟内部分为西北欧、东欧和南欧三大板块，前者经济质量较好、社会发展均衡，中者属于新兴市场，体系尚不完善，后者则福利超过财力，债务过高；军事上，东欧压力大，但装备、作训落后，依赖美国撑腰，西北欧和南欧远离前线，压力不足，不愿以军费兑福利；社会上，欧洲呈现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的分治区域，而因东扩、劳工移民和难民而来的穆斯林、非裔人口激增。全欧洲7.4亿人口中（含俄罗斯1.4亿人口），穆斯林已达1500万，且本土籍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低，而非本土籍人口年轻、出生率高，伊斯兰教已经在欧洲站稳脚跟；于外部，欧元与美元、英镑存在着显见的竞争，而北约东扩也刺激了俄罗斯的抗拒。
欧盟、欧元区、欧洲北约三者的成员国并不重合（26:19:28），使得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上难以达成统一、协调的政策，总是左支右绌，效用低下。在内部经济平缓增长、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时，这些缺陷尚不明显，而一旦内、外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些缺陷就成为了“止不住血的伤口”。
虽然意识形态上趋同，但欧洲与美国在诸多方面的见解、利益并不重合。1999年，在肢解南联盟的行动中，多个欧洲北约国家没有参与。2001年“9.11事件”爆发，欧洲部分国家参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2001），但对其后的“伊拉克战争”（2003）积极性不高，被美国讥为“旧欧洲”——这与当时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等以意识形态更迁而论的“新、旧欧洲”不是一回事。
欧洲参与中东事务，除了该地为其旧势力范围外，核心原因是欧洲油气资源短缺。在美国三哩岛（1979）、前苏联切尔诺贝利（1986）和日本福岛（2011）核电事故之后，欧洲民众抵制核能，而“新能源”缓不济急，迫使各国不得不寻求稳定、多元的能源供给。油气主要来源于北海、中东和俄罗斯。前者尚不敷用，只有依赖向后二者进口，为此，在判定俄罗斯没有恶意的前提下，欧洲愿意与其妥协——这是欧洲与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最大的分歧。欧洲认同美国“均衡但内耗”的中东政策，但中东乱局并不符合其诉求，故其极力推进“伊核协议谈判”（2006-2015）。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欧盟成员经济质量差异大、财政纪律松懈、欧盟缺乏内部赈济机制，暴露出的问题显然比美国还大，危机中“欧猪四国”（PIGS）财政几近崩溃，致使经济问题向社会问题、同盟关系蔓延。为此，欧盟通过《里斯本条约》（2009），以限制成员国财政、福利的方式换取对其债务危机的拯救。否则，欧元市场就将崩溃，欧盟也就失凭而解体。
——早期的美国也是一个“邦联”体系，在星条旗下各州相互竞争。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1803），确立了其拥有宪法解释权、对国会立法、政府政令的审查权，从而将“邦联”捏合成“联邦”，意义深远。欧洲法院只能根据欧盟法律裁定成员国的行为和纠纷，而对成员国的立法、行政没有审查权。因此，欧盟只是欧洲的“周天子”。
接踵而来的“阿拉伯之春”（2010）导致战乱不断，中东、北非难民涌入欧洲，使其不堪重负。美国以页岩油实现“能源自给”后，即退出“伊核协议”（2018），让中东态势复杂，以抬高油价、挤进欧洲市场。这加大了双方的分歧。
在中国问题上，欧、美也不同辙。2018年，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欧洲进入中国市场比美国早、且面广，产业链接度更高，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口角外——新教欧洲讲究意识形态，双方并无现实利益冲突，因此中国市场对欧洲的意义重大。虽然《瓦森纳协定》（1996）束缚了欧盟的手脚，但这与美国将中国设为“战略对手”显然不同。
经济危机和难民潮叠加，让英国选择了“脱欧”（2016）。北海油气田使其与欧盟在利益上并不一致，而更类近于美国。2011年人口普查中，英国白人比例为87%，且非白人新生儿比率高于白人2倍多。若接收难民，白人比例就将更低，到2055年或将丧失主导地位。为此，即便是成本高昂，英国也要“脱欧”。这让欧盟从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回次席。
欧盟疲乏的原因是：（1）《马约》并没有消除本土散乱的民族主义意识，导致欧盟无力跨越“民族国家陷阱”。基于历史记忆，欧洲小国对于法、德的强势并不认同，也对当下法、德利用经济优势冲击本土产业也多有诘难；（2）美国是主导欧洲的外部因素。美国向欧洲提供军事庇护，诸多小国愿接受其势力，以平衡法、德的强势。
既拉欧洲分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成本，又抑制欧洲的重新强大，是美国的战略想定——“管家”不是免费的，其实是“太上皇”，而北约就是其把控欧洲的“牵牛绳”。为摆脱美国的牵引、消除民族性顾虑、向成员国提供主权级公共产品，以实现欧洲真正的“统一”，法、德领导人多次呼吁建立“欧盟军队”，以摆脱美国透过北约对欧洲的钳制，但由于上述原因，也应声寡落。
当2020年由新冠疫情、油价暴跌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爆发时，欧盟应变能力弱、协调与处置能力差的缺陷暴露无遗。长期的“新自由主义”使欧盟成员国的财政潜力已被严重削弱，在疫情、舆情压力下，相互封锁、“打劫”、指责，缺乏统一行动，离心情绪显著加大、并公开化。这迫使欧盟向意大利道歉。
欧洲央行则突破常识、置《里斯本条约》于不顾，连无抵押债券都收，已沦为了挽救颓势、弥合分歧的“扫地僧”，欧元成了“止血贴”。货币放水只是镇痛吗啡，治标不治本。对“量化宽松”的争夺又会让成员国产生裂隙——看来，不是所有的扫地僧都是老法师。
现实地说，近30年运行下来，欧盟没有达到多数成员国的期望。“欧盟将往何处去？”这是当事国和全球的大事。欧洲的强大，对于平衡美国的“独霸”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目前只有其具备此实力。但危机会重塑世界格局，欧洲也不能豁免。其结果或将是：（1）欧盟解体、欧元崩溃，成员国形成西欧、东欧、南欧和中立国四个区域，政治上更依附于美国——这是美国的期望；（2）欧盟、欧元存续，但必须改革。改革力度、效用与压力成正比，而未必是领袖、精英的想定。
上述二种变化中，欧洲都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实现后者的先决条件，是欧洲内部跨越“民族国家陷阱”、摒弃垂死的“新自由主义”、统一认知。中国从东周疲弱到秦汉统一，历时500年，打出了“大一统”的认知，中间也只是盟主称“霸”——现代人不至于要重复一遍吧？
20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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