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下半年吧，一天黄昏，和一个写小说的朋友坐在阳台上聊天。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黄昏和一个非常好的阳台，可以看见凤凰山半山腰庙宇顶上金黄的琉璃瓦，也可以看见立新湖碧翠的湖波。现在想起来，那更是一个金黄且碧翠的聊天，我们聊到各自要写一个小说。在此之前的蛮长时间，我们均陷在无从下笔的惆怅里和俗务缠身的倦怠里，不知写什么，也不想写什么。那天晚上，我们却相约写起来，他说了他的故事，我也说了我的故事，都为自己的故事激动。
那天晚上，朋友走后，我打开了尘封久矣的电脑，新建了一个“天堂凹有落/长篇小说”的文档，还列了一个长长的人物表。在列这个人物表的时候，一个个鲜活的面孔迅速地转到我的脑子里，都是我见过或者听过的一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他们像春运时广州火车站站台上的归客，推搡着要挤上“天堂凹”这部返乡的列车。但因为承载量有限，我无法一一接纳，哪怕有些人也嘴噙车票，我也只能推开他们，请别人去抒写他们的命运。
上了我这趟列车的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人，德宝、小四川、福林、雪梅、春妹、李元庆，等等，他们要么是我的乡党亲戚，要么是我的工友同事，要么是我的采访对象，要么我曾从别人的嘴里听过他们的故事。当然，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由于人物命运安排的需要，我对那天晚上列的人物表进行过多次调整，将一些际遇雷同的人进行了合并，也拿掉了几个虽然可爱但无足轻重的人物，也加了些虚构和臆测的东西，所以，哪怕是被我写进了小说的读者，现在要想从小说里寻觅自己的影子也有些难度，我躲在一边偷偷地笑，得意于自己的小聪明。
尽管如此，在这里，我仍然将这部小说当作还原真实的写作。这也是我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对自己许下的一个愿。小而言之，这是我个人追求的写作风格，我崇拜现实主义；大而言之，我愿意书写一部能真实反映打工群落30年生存状态的“时间简史”，我想重新追索像韭菜般割了一茬又一茬的打工者的命运轨迹，还原他们这些年在深圳这块土地上行走、谋生、挣扎、沉浮的路线图。唯其如此，在书写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地舍弃虚华浮幻的抒情因子，也尽可能舍弃摇曳生姿的文学手法，甚至尽可能舍弃斑斓精美的词句，以近乎白描、近乎摄影、近乎流水式纪录的方式去讲述他们，展示其粗砺、鄙俗的生活原态。现在想起来，这或许正是会遭人诟病的地方。长期以来，所谓的“打工文学”正是因为这种粗砺、鄙俗被拒绝在主流文学之外，我无翻案的宏愿，更无言志载道的雄心，我只是一个用傻瓜机的摄影发烧友，将沿途所见咔咔嚓嚓地拍下，把这些曝光太过或者曝光不足的照片以供后世参照，于之文学或无意义，于之社会学或有那么一丁点儿意思也难说，让人记住深圳的历史上曾经生活着那么一大群叫做农民工的人，他们以自己的青春和血汗喂养着城市，等城市的翅膀硬了，他们却颓然离去。
需要指出来的是，上述的情况也并非深圳孤例，几乎世界上的每一座新兴城市的崛起都要以牺牲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且，本书所录亦并非旨在揭露和控诉，它只想告诉读者，深圳有另一种活着，有另一种洋溢着生命之美却似乎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活着。
趁这个机会，我也想说说“天堂凹”这个名字。天堂凹源之于东莞塘厦的一个叫做天堂围的地方。十好几年前，在我最失意的时候，我曾经在毗邻天堂围的深圳观澜牛湖上过几天班，夕阳西下，心愁烟起，看着路牌上醒目的天堂围三个字，令人向往。我至少有两个朋友以“天堂围”作标题写过文章，包括那个写小说的朋友，我不好再拣现了，就易了一字，谓之天堂凹。我喜欢这个名字，深圳是天堂，我们生活在天堂的缺口上。
本书出版之际，正值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看新闻说，由于不少工厂倒闭，很多打工人被迫踏上归乡一途，离开了“天堂凹”。这亦暗合了我小说的结尾，小说家言能谶现实乎？一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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