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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提到譜系時，未必就會想到米歇爾·福柯，但如果我們提到譜系學，那麼就不能繞過這位20世紀末最有影響力的法國思想家了。在今天爭論福柯是結構主義者，後結構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或尼采主義者，和以前一樣沒有意義。相反，我們應該將目光放在他所研究的內容和方法上。這位廣泛研究權力、知識、癲狂、懲罰、以及性之間複雜關係的思想家，給我們帶來的思想啟迪無疑是非常豐富的。但他對於當今思想界最重要的貢獻，還在於提出了一種研究問題的新方法，這就是被他稱為譜系學的方法。按照福柯的說法，譜系學方法始於尼采，並且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即20世紀後半葉的60年代之後，已經為一些文化和哲學研究者所運用。在《譜系學和社會評論》這篇文章中，他對譜系學作了通俗易懂的說明，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其中的要點。
Michel Foucault
首先，他將其視為一種“效用批判”，“即由分散而斷斷續續的抨擊所產生的效用。”他舉了一個《反俄狄浦斯》的例子，這是由德勒茲和瓜塔裡合著的，在法國“五月風暴”時期前後相當有影響力的哲學著作。“這樣的書有的只是它自身的令人驚異的理論創新，確實沒有其他的參考源：一本書，或者毋寧說一件事情，一個事件。”福柯所說的效用或局部批判，是與整體性、同一性的形而上學研究方法相對的，他指出：“事實上，在任何情況下，試圖以整體性來思維的努力都已經被證明是對於研究工作的一種阻礙。”他所批判的這種形而上學總體性傾向，一直存在於歐洲哲學的方法論中，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時代。
譜系學方法的效用性、策略性和局部性，具有“解構”或“後現代”的特徵，但是“不能由此把它的特徵理解為遲鈍、天真或原始的經驗主義；它也不是愚蠢的折衷主義，不是那種熱烈接受隨便哪一種或每一種理論方法的機會主義。……這一批判本質上的局部特點，事實上表明瞭自治的，非中心化一類的理論生產。就是說，它是這樣一種理論生產，其有效性無須得到已確立的思想體系的許可。”這是一種獨立的開放研究方法，既不同於經驗主義的膚淺、折衷主義的平庸和機會主義的功利，也不依賴某種龐大的元敘事的支持。當福柯澄清對譜系學的一些可能存在的誤解之後，又指出了其理論性格所在：“它可以被描述成被壓制的知識的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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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系學是關於被壓制的知識，即被特定時期官方的、主流的、佔統治地位的話語霸權所壓制和遮蔽的邊緣的文化、塵封的歷史、沉默的聲音的重新發現。福柯解釋到，“一方面，我指的是那些被埋沒的，以功能主義的連續性和形式系統化作為偽裝的歷史內容。”同時，他還認為，這些被壓制的知識是被通常的科學認為是“天真”的知識，“即處於等級體系中較低位置的那些知識，低於認知和科學性所要求的水平。”而這種缺乏一致性的差異化的知識，之所以在被認為是較低的，並非真是由於其個別性、局部性和區域性，而是由於它周圍的一切對它懷有強烈的敵意而造成的。
譜系學從根本上來說是與西方形而上學基礎主義和那種訴諸於同一性和整體性的思辯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因此，“它受到某種科學主義，即受到普遍承認的知識嚴謹性的幌子的思辯方針的反對，但它與這個思辯方針所受到的排斥無關。”福柯在此基礎上，揭示了這種研究和批判方法的特徵：“譜系學研究因此不是通過一種經驗主義，甚至不是通過某種通常意義上的實證主義而發展起來的。它所真正做的是接受那種對局部的，非連續性的被認為不合格、不合法的知識加以注意的要求，反對理論整體的要求：理論整體的要求會以某種真正知識和某種什麼構成了科學及對象的隨意觀念的名義對它們進行篩選並加以等級化和秩序化。”
Roland Barthes
與近代理性形而上學和邏輯實證主義等建立在培根的經驗主義歸納法，笛卡爾的理性主義演繹法，康德的先驗形式範疇內的純粹批判等所謂的精確科學方法不同，譜系學關心的對象是一些知識的崛起，這些知識是關於鬥爭的歷史知識。其鬥爭的矛頭針對被認為是科學的話語的權力影響，這些話語的產生往往是制度化的大學的產物。
譜系學所採用的不是那種大學裡按照某種方法所進行的客觀的、科學的方法。而是一種帶有明確目的和主觀意圖，“與各種各樣試圖把知識按照與科學相關的權力等級進行登記註冊的規劃相比較、相對立，譜系學應該被視為一種試圖把歷史知識從隸屬地位中解放出來的努力，使它們能夠對抗理論化、統一化、形式化的科學話語的壓迫。”歸根結底，譜系學是對西方形而上學方法的反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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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譜系學方法出自尼采，也就是被稱為非辯證法、非體系化的研究方法。反對理想意義、無限目的論的元歷史和關於起源的研究。譜系學與形而上學最大的區別在於，它不再關心事物的起源。形而上學的研究方法是“在起源中收集事物的精確本質，最純粹的可能性，被精心置於自身之上的同一性，靜止並異於外在，偶然和連續的東西的形式。”如果說形而上學對事物的起源、同一性和目的性的尋找，是試圖找到“已然是的東西”，那麼譜系學則熱衷於在傾聽歷史的聲音中發現“完全不同的東西”，即來源、異質性和偶然性。如果說譜系學排斥對真理和科學方法的嚴格性的迷戀。那麼僅僅是因為，在這張貌似公允的、客觀的、不動任何聲色的面具之下，隱藏的卻是：“學者們的熱情，相互仇恨，狂熱的並且反覆進行的爭論以及爭強好勝的本性。”
所謂科學，並不是對事物本質的發現，更不是與事實相符的真理，而是學者們通過一定的形而上學方法，主觀構建起來的。如果說在自然領域裡，確實存在著某種永恆的規律或公理的話，那麼在人文學科裡，只存在著各種相對的、異質的、偶然的真理，這些真理的產生，是學者們權力意志的產物。當然，這些學者們受僱傭於官方的研究和教育機構，他們服務於特定的統治階層。自由和真理，往往是統治技術的發明。作為歷史上最大的形而上學和辯證法家的黑格爾，就是為普魯士帝國的官方意識形態服務的。他的西方中心論和種族優越論，他的絕對精神的合乎理性邏輯的自我發展，雖然表面上具有科學性和客觀性，但實際上卻是他的唯心主義和浪漫思想的產物。
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
任何的人文學科所宣稱的科學性真理，都不過是權力意志對事物進行透視的產物。其將自身合法化的途徑，往往是將事物發展中的偶然性、差異性排除，進而對同質性的因素進行整合和排序，進而呈現出一種合規律的因果邏輯。因此，作為與形而上學相對的譜系學，就要打破邏各斯中心主義所構造的嚴密等級秩序，找到形而上學迷宮的缺口或出口。“譜系學並不打算回溯歷史，不打算在被忘卻的散落之外重建連續性：它的任務並不是先給整個發展進程強加一個從一開始就已經註定的形式。……相反，追尋來源的複雜排序，就要堅持那些在自身散落中發生的東西；確定偶然事件、細微偏差，或反之，去確定錯誤、錯估和那產生了現時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的演算；揭示在我們所知和我們所是的東西的根底沒有真理和存在，有的只是偶然事件的外在性。”
譜系學方法的實質就是回到事物的複雜存在本身，在這一點上，它與現象學具有相似之處。但與現象學的“本質直觀”不同，譜系學並不認為回到事物本身，是一種超越主客觀的絕對科學方法。相反，它承認自身認識的有限性、侷限性和相對性，以及這種方法的來源和目的。“它不在它觀察的東西前故作審慎的消隱，不到它那裡尋找自己的規則，以便自己的每一次活動都從屬於對象，這種觀察既瞭解所觀察的東西，也瞭解自己是打哪裡去觀察的。”
如果說譜系學確實存在一種獨特的理論品格的話，那就是它的近乎天真的坦誠性，它不再宣稱自身具有科學性、客觀性和真理性。當它揭露一切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的偽裝和麵具之後，不再自欺欺人地扮演任何純粹客觀研究者的角色，而是宣稱：它試圖解除任何形而上學方法對絕對起源和同一性的追求，對偶然性、異質性、來源性的遮蔽。從而使某些被壓抑、塵封的知識和話語發出聲音。譜系學所採取的是與作為實體與屬性的這種普遍的、超時間的靜止認知模式不同的，一種變化的、歷時性的動態認知方式。福柯在此提出一種歷史感性，並指出其是作為一種嚴格的與柏拉圖主義形而上學模式相對的方法。“其一，對實在性的反諷式的和破壞性的使用，它與歷史－回憶或確認相對；其二，對同一性的分解和破壞性使用，它與歷史－連續性或傳統相對；其三，對真理的犧牲和破壞性使用，它與歷史－認知相對。總之，要以一種完全擺脫了形而上學和人道主義化記憶模式的方式來使用歷史，要使歷史成為反記憶——從而也就展開了另一種時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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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對於一些學者來說，他們並不承認有一種譜系學的研究方法，就像並不認為在學術研究之外，還存在著哲學或思想一樣。即便他們承認，也是抱著這樣一種態度，認為那是些非科學、不繫統、不規範的知識。即福柯所指出的“天真”的知識，或“微小”的真理，低於學術研究的“水平”的文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這段歷史時間我們如何向上追溯，似乎都難以到達它漫長的起源之處。知識都被特定的統治階層所壟斷，這種情況在歐洲中世紀和中國的古代宗法社會，體現的最為明顯。
艱深晦澀的拉丁文和高雅的文言文，是佔有統治地位的社會階層，教士或儒者專門掌握和使用的書面語言。在那時古代重要的知識和文化，都由他們所掌握的。用更明晰的表達方式來說，他們掌握著關於真理的話語權。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作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他深知知識，也就是文化對於一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學而優則仕”，似乎對於解釋培根這句話的意思，再適合不過了。
歐洲啟蒙運動的一項重要的成果，就是“百科全書”的編纂。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等思想家已經充分地認識到，知識和理性對於那個時代民眾的重要性。從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到福柯的“知識就是權力”，僅僅只有一步之遙，但卻跨越了近三百年的時間。在這一過程中，歐洲和世界所發生的變化之大，用前所未有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但有一點似乎沒有變，那就是對時代的啟蒙。
從18世紀末康德的《什麼是啟蒙》到20世紀末福柯的《什麼是批判》，由現代性的理性啟蒙，到後現代的反理性或超理性的啟蒙。雖然從形式到內涵都有所不同，但是我們可以說，兩者都來源於被壓迫的知識的反抗。當一種處於邊緣的話語，成為佔主流的意識形態，並且以形而上學的方式被固定和僵化為科學真理，並且服務於新的社會統治階層時，那麼它就必然會重新遭到被壓制的邊緣知識的反抗。
正如福柯所揭示的：“一切規則，其自身是空洞、野蠻、無目的的；它們制定出來服務於一定對象，屈從於某些人的意願。歷史的偉大遊戲，屬於佔有法則的人，屬於佔據使用法則的位置的人，屬於喬裝改扮、歪曲規則、顛倒地運用規則、使它們反過來反對規則制定者的人；這種人，將自己引入複雜的裝置中，讓它運轉起來，最終使統治者為他們自己的規則所統治。人們所能重複的不同出現，並非同一意義的連續體現；而是取代、替換、轉移、喬裝的征服和系統迴歸的結果。如果說解釋是要逐漸揭示起源中隱匿的意義，那麼只有形而上學才能解釋人性的生成變化。但如果解釋是藉助暴力和欺瞞對自身並無本質意義的規則系統的佔有，是將它置於一定方向，使它屈從於新的意願、進入新的遊戲、服從二級規則，那麼人性的生成變化就是一系列解釋。那麼，譜系學就是解釋史：作為不同解釋出現的道德、觀念、形而上學概念的歷史，自由觀念和禁慾生活的歷史。要把它們作為程序舞臺上的事件顯現出來。”這就是知識和權力話語所運行的規則，以及譜系學的意義。
無論是用理性科學反對矇昧黑暗的中世紀神學，還是用生命意志來反對啟蒙現代性的科學理性話語，最後都會進入一種新的形而上學圈套之中。而只有對形而上學本身的拒斥，才有可能防止一種知識話語再次進入其巨大的異化迷宮之中。因此，譜系學方法，就不只具有一種方法論的意義，而是代表著民間的、邊緣的、弱勢的文化聲音，對於佔主流地位的話語霸權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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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系學並不宣稱其在邊緣和民間文化中所挖掘和發現的知識是科學的、客觀的、真理性的，而是承認自身的有限性、主觀性和相對性，意在拒絕被形而上學重新擺置到一種話語霸權的地位。作為一種小知識，它尋求的是一種自由、獨立和平等的權利，它在打破形而上學堅固的城堡之後，不再佔領這個空洞和僵化的形式，以免重新建造新的知識等級制，使某些曾經被壓抑的知識，再度成為新的主流和權威話語。它不受權力意志的誘惑而成為“真理”，因為真理意味著排他性的霸權，即一種知識對另外的知識合理性的剝奪。真理無論以何種面目出現，都是權力意志帶著公正、合理、客觀的面具出現的暴君。
譜系學要求一種生存的權利，而不是統治的權力。它追求意義，就像遊牧民追尋廣闊藍天中的白雲和大漠中豐美的水草；它將會像一個勇敢的騎士，不斷地攻打城堡中的暴君和領主，解放被壓迫的民眾，但它不願意自己成為統治者，只想與那些被解放的民眾成為朋友。它將自身的力量用於顛覆和解放，但並不用作統治和壓迫。譜系學是一種“遊牧哲學”，它作為一種解構形而上學的新方法，不僅是在顛覆“真理”的權威地位，同時也在創造意義和維護差異。它的目標是實現多元的意義共存，而不是一元真理的統治。它以對話的方式使意義增值，是一種自由、開放、快樂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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