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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文學獎，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醫學獎、和平獎，共同由瑞典著名科學家、發明家諾貝爾在其遺囑中所設立。其遺囑的部分內容如下：所有我留下的不動產，應以下列方式處理：其資金的形式，每年贈予那些在安全證劵上，建立一項基金，其利息以獎金的形式，每年贈予那些最近數年來造福於人類貢獻最大的人。……一部分贈予在文學上創作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佳的作品的人。
而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機構，即此項遺囑內容的執行機構為瑞典文學院。在此獎項被設立伊始，諾貝爾遺囑的內容即被修改。瑞典文學院將獲獎作品的範圍在時間上由“最近一年來”改為“近年來創作”，內容由“文學作品”改為“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品”。應該說，這次修改有利於更多的優秀文學、甚至人文歷史哲學作品入選此獎項。但是，在從1900年到2012年的一百多年時間裡，諾貝爾文學獎的每次評獎結果，幾乎都是譭譽參半。按照諾貝爾的遺囑，評獎標準最重要的一點是“具有理想主義”傾向，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文化語境來看，符合此項標準的作品，似乎應該是古典主義或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但從當時的文學發展來看，古典主義文學早已衰落已久，浪漫主義業已成為明日黃花，而如日中天的是自然主義和唯美主義文學。
從諾貝爾獎設立的初衷來看，諾貝爾的本義是要獎勵那些對真善美熱情謳歌，對人類未來作美好展望，對社會發展具有進步意義，給處於悲觀絕望的人們帶來希望的作品。如果我們回顧諾貝爾所生活的年代，不難發現，那正是尼采提出“上帝死了”，虛無主義陰影籠罩19世紀末西方社會的時代。諾貝爾對人類的前途既充滿憂慮，又心懷希望。但在那個年代，似乎非常缺少具有理想主義傾向且能慰藉其心靈的文學作品。感嘆之餘，他只能將希望寄託於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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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
1901年，萬眾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在頒發給法國詩人普呂多姆之後，立刻引起了一片非議之聲。瑞典文學院給普呂多姆的評語是：“表彰他的詩作，它們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藝術和卓越的心靈和智慧結晶的實證。”這次頒獎可以說是瑞典文學院忠實的執行了諾貝爾本人的遺囑，而批評和質疑的聲音卻也不可忽視。很明顯的原因是托爾斯泰、易卜生、左拉、法朗士這些當時的文學大師竟然落選。批評者們或許有各種理由支持他們自己的觀點，但瑞典文學院的頒獎顯然是無可厚非的。雖然托爾斯泰等文學大師是“最佳的”，但其作品明顯不符合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要求。尤其是左拉，據說諾貝爾生前就對左拉的作品相當反感，由此稱其為“骯髒的作家”。這也多少說明了，諾貝爾本人在藝術欣賞趣味上，確實是排斥自然主義，傾心浪漫主義的。
但是諾貝爾並不知道，在他逝後的20世紀裡，現代主義成為西方文學的主流，現實主義，包括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唯一與之抗衡的文學潮流。要想從這些對社會現實具有強烈批判傾向，對未來充滿極度悲觀看法的文學作品中尋找“理想主義”，可真是難為了瑞典文學院。因此，現代主義文學大師喬伊斯、卡夫卡、普魯斯特，後現代主義文學巨匠納博科夫、博爾赫斯、卡爾維諾，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巨擘魯迅、高爾基、德萊塞都無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是情有可原的。
左拉
可是，當後來瑞典文學院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一些同樣不具備、甚至遠離“理想主義傾向”的作家時，才導致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和質疑。尤其是有些作家的作品並不是特別優秀時，就更讓人懷疑諾貝爾文學獎的價值和意義了。因此，一百多年來，諾貝爾文學獎被質疑的聲音不斷，真正的原因並不在於很多優秀的作家沒有獲獎，一些平庸的作家反而獲獎（諾貝爾文學獎雖然是在一個多世紀裡成為影響最大的文學獎，但卻並不是水平最高的文學獎）。而是因為瑞典文學院的評獎標準，越來越偏離諾貝爾的遺囑——理想主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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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國文壇在新世紀80後青春文學稍縱即逝之後，早已成為死水一潭。而正是在這樣一個文學似乎被人遺忘的年份，諾貝爾文學獎竟然首次頒發給中國作家。莫言獲此殊榮之後，既有祝賀、讚賞，也有批評、攻訐。但無論如何，對於中國文學的發展來說，這都是一件不錯的事情。至少說明中國作家及其作品，比起以往更被國際關注了。但從這次頒獎來看，瑞典文學院對諾貝爾遺囑的背叛，似乎是更加徹底了。其實從20世紀中葉開始，瑞典文學院的評獎標準，就多少不太在乎理想主義傾向了，而且頗有標新立異之嫌。一個明顯的表現，就是對魔幻現實主義作品特別感興趣。當然，這不僅侷限於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從其北美的先驅福克納、南美的代表馬爾克斯、到日本的中堅大江健三郎，中國的繼承者的莫言。可以說，這些魔幻現實主義作品中的理想主義傾向，呈一種逐漸減少的趨勢。
如果單從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藝術水平來說，他們獲諾貝爾文學獎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卻很難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到理想主義傾向。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當初諾貝爾看過左拉的作品之後，得出的結論是“骯髒”的話，那麼他相當幸運，沒有看到這些大師的作品，不然他很可能會覺得憤怒、驚駭、甚至要嘔吐。
如果說文學批判現實，必然要描寫人類社會中的一些陰暗和醜惡的方面，但是否因此就可以放棄高雅的“審美”，而一味追求低俗的“賞醜”呢？我們不否認以左拉為代表的自然主義文學，在藝術上的創新，但在閱讀之後卻很難能給人以理想和希望，甚至讓人對人類的前途感到悲觀失望。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的作品遭到了諾貝爾的反感。同時也讓諾貝爾覺得，那些能給予人以理想和希望的文學作品是何等的寶貴。可惜，諾貝爾的遺囑執行人，卻背叛了他的意願，將獎金頒發給那些可能他不喜歡，甚至是反感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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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文學，確實非常缺乏理想的傾向和思想的深度，而從身體寫作到下半身寫作，則充滿了媚俗的姿態和肉慾的誘惑。儘管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之一的漢學家顧彬先生曾批評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而諾貝爾文學獎還是在整整20世紀，越過了魯迅、巴金、老舍、茅盾、曹禺、錢鍾書、沈從文、張承志、王小波等優秀作家，在21世紀頒發給了莫言。在中國當代作家中，莫言確實是有資格獲獎的。他的創作體現了中國傳統鄉土文化與西方藝術表現形式的結合。與先鋒派在上世紀80年代的失敗相比，莫言是相當成功的，因此他在中國當代作家中顯得很特別。作為“老百姓自己寫作”的代表作家，莫言代表的是一種民間的反啟蒙立場。他的作品與其說是一種描述，不如說是一種呈現。
這種呈現，在他的筆下，是對慾望的一種赤裸裸的感官化展示。不管我們的評論家如何借用西方的話語，如酒神藝術和狂歡詩學來解讀和闡釋及作品的意義，最終都無法遮蓋其“食色性也”的原始低俗底色。莫言的作品從客觀上觸目驚心的向我們展現了一幅中國人，更準確的說，是20世紀中國人的生存圖景。但是，他那將歷史寓言化和現實魔幻化的表現方式，卻不能不讓人懷疑，老百姓自己講述的故事，不過是茶餘飯後閒談中的假語村言。
莫言
瑞典文學院在2012年授獎給寫前現代中國的莫言，而不是寫後現代日本的村上春樹，很值得我們思考。瑞典文學院肯定了以莫言為代表的中國當代文學，而恰恰是在中國當代文學走向最低谷的時候。這是因為莫言的作品以及中國當代文學，為他們提供了一幅幅前現代中國人的生存圖景。在這些圖景中，中國社會是落後的，中國人民是愚昧的。西方後殖民主義者，將通過這一面面“中國之鏡”，來重構他們想象中的東方古國，即與他們的“文明國家”相對照的“矇昧國度”。
中國自近代西學東漸以來，在幾次大規模思想啟蒙運動的有力推動下，於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已經成功的走出了一條適合本民族發展的現代化道路。在不斷學習西方先進文明並且繼承古代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在21世紀初的今天，無論是文學還是文化，都已今非昔比。而西方後殖民主義者，卻視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偉大成果而不見，對於現代化進程中湧現出來的優秀文藝作品採取無視的態度。但同時，卻將目光放在一些中國當代作家脫離時代、迴避現實、虛構歷史、歪曲人性的作品上，試圖從中尋找前現代中國愚昧落後的因素。
而以莫言、餘華、陳忠實、賈平凹為代表的一批當代作家，思想膚淺、文化匱乏、專以描寫低俗變態、骯髒齷齪的民間故事為能事，以貌似歷史寓言、魔幻現實的先鋒手法，肆意渲染和醜化中國人民的美好形象。為西方後殖民主義看客，提供蔑視、嘲弄中國人的材料。以損害中國人民的美好形象，換取後殖民主義看客的讚賞與嘉獎，與魯迅先生當年拒絕不當的榮譽，形成鮮明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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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險家斯文•赫定來中國考察研究時，就和劉半農商量，想要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在通過魯迅的好友臺靜農寫信徵詢先生的意見時，魯迅做了如下答覆：
“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裡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麼，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魯迅
魯迅先生婉拒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表面上看來是因為謙虛，甚至有些妄自菲薄。但從上文這段話中，我們是否注意到他特別強調的“中國”以及“黃色臉皮”和“優待從寬”這些字眼？當時中國的新文學剛剛起步不久，尚未成熟，確如魯迅先生所說：“要拿這錢，還欠努力”。即便魯迅或其他作家得獎，也不過是西方人因為可憐和照顧“黃色臉皮”而施捨的嗟來之食。魯迅先生當然不會接受這種施捨來的獎項，同時也奉勸同時代的作家不要貪圖名利，接受這種有損民族自信和尊嚴的榮譽。
時至今日，雖然我中華民族早已再次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但一些西方後殖民主義者不滿甚至畏懼中國之崛起，不承認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走向進步的中國早已今非昔比，千方百計尋找東方落後於西方的理由和證據。因此，瑞典文學院在中國當代文學走向最低谷的時刻，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作品脫離時代、迴避現實、虛構歷史、扭曲人性的中國作家。帶有明顯的後殖民主義看客意圖，更是對諾貝爾遺囑的又一次嚴重背叛。作為21世紀的中國作家，對此不得不慎重對待，不要因為中國有人得獎，就以為中國當代文學取得了多麼輝煌的成就。中國文學的發展，正處於最低谷的時刻，需要更多真正熱愛文學的作家，以自己的努力創作真正贏得世界的肯定，而不是將目光放在已經遠離設立初衷的諾貝爾文學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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