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数字货币（DC/EP）已小范围内测。这是央行数字货币自传出研发消息以来的首次落地测试应用。
人类进入无现金社会趋势不可逆转。
然而，第一批信用卡迈出了走向无现金支付社会的第一步。它们和分期贷款一起，在新旧购买支付手段时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新型支付方式使得消费者在决定支付金额和支付时间时有更多的选择权。然而在信贷历史上，信用卡真正的革命性本质是无抵押贷款，如果借方无力偿还，贷方的最终手段是从借方的资产总额中找钱。
人们很少谈及的是，信用卡也为银行创造了新空间。循环信用卡是美国对各类可调整利率的首次实验，成功是必然的。当时，只要市场条件有保障，这是唯一可以灵活调整放贷利率的银行工具。一旦意识到这种灵活性，循环信用卡的发展就健步如飞。银行大力向消费者宣传，生活将因信用卡而变得便捷，即便利率上涨，也可以获得信用卡。对于这一论调，尽管私下里对此顾虑重重，还是没有哪位监管者会反对，至少不会公开谴责。无论如何，谁都不希望自己被扣上阻碍这台推动国民生产总值67%的发动机运转的大帽子。"消费贷款"已经从金融词汇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然而在新的信贷环境下，比起原来的抵押消费贷款，拖欠信用卡贷款的个人风险将会更大。如果未能支付信用卡贷款，法院将会出面判决，消费者的住房或其他资产可能会一去不返。信用卡带来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是，和数世纪以来的做法一脉相承，传统意义上的担保贷款成了穷人专用。那些潜在风险更高的无担保贷款则面向中高层收入人群。信用卡公司将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放贷改头换面，贴上写着"便捷"、"安全"和"荣耀"的标签，向年轻一代消费者大力推销。
通过信用卡，利率有了循环基础，不过在这一做法盛行之前，美国国会于1968年制定《诚实借贷法》出面干预，该法隶属于更宽泛的《消费者保护法》。消费者第一次有了贷款支付知情权。
这部新法律的制定耗费了数十年。很多贷方表面上故意给出较低的利率，但实际上利率却高的出乎寻常。定期贷款和分期贷款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每当此时，新法的诞生就会多出一股动力。而信用卡的出现，则让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迫切。
这部法律带来的最终结果是，贷方必须将利率以书面形式告知借方，包括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早期的书面通知揭露了高利率，尤其当高达36%的利率被曝光之后，民众怨声载道。可是，知道自己合法地'被收取利息'，这并没有降低向美国消费者收取的不合理利息，以及'服务费'和'金融费'。"尽管人们恍然大悟，并且义愤填膺，可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信用卡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各种隐性利息费用已经深深植根于消费者信用卡之中。
十年后，国会在1968年的法律基础上新增了《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自推出信用卡之后，收债人变得越发越无法无天，这部新法律旨在保护借款人免收收债人的伤害。依照法律，消费者有权举报收债人的过分行为，例如半夜骚扰债务人，或找诸如债务人上司的第三方收债。而且很快，这部法律成了后世所称的消费者权利法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信用卡在诞生之后的三十年间因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欢迎而发展神速。然而，当利率上涨到美国历史 新高时，《重利法》的问题再度浮现出来。1980年至1981年，由于保罗·沃克尔领导的美联储推行限制性货币政策，导致利率上升至两位数。银行的收益呈负面下滑趋势，短期利率收益高于长期利率。商业票据利率很快超过15%甚至16%，已经高出纽约重利上限四个百分点。这并未影响到金钱市场的借贷，但对信用卡公司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是纽约信用卡行业，因为该州最高放贷利率比市场利率要低。
花旗集团在罗得岛州设有信用卡分支，此时陷入了两难境地。银行利润缩水，吉米·卡特在1980年暮冬特意推行信贷管控，六个月后，即1980年11月，正值总统大选，吉米·卡特的举动让事态越发严重。
这次管控是卡特政府对高额市场利率和部分信贷模式监管空缺所做出的回应。保罗·沃克尔领导的美联储除了听之任之以外别无他法，因为它自身还现在与通货膨胀的战斗之中。政府提高了对银行储备的要求，同时针对信用卡贷方（如果他们超出特定限额）也制定了更高的准备要求。此举是通过压制信用卡公司来遏制购物者使用信用卡。这次管控很快被叫停。从1980年暮冬到一年之后，循环信贷下滑，这是自1968年循环信贷诞生以来出现的首次下滑，接着平稳了一段时间，而后再次上升。
在1968年《诚实借贷法》颁布之前，信用卡公司一直在寻找提高透支利率的方法，同时又要做到避人耳目。过往的经验证实，提高信用卡的费用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即行政管理成本增加，发卡公司提高费用是为了使消费者将来避免更多不良成本。除此之外，如果消费者每月及时还款，实际上是削减了发卡公司的收入，因为收不到透支利息，也就是说，信用卡透支的越多，发卡公司将来的收入就越多。可见，延长还款期限对利润大有好处。怀着这两个目的，年费和最低还款额度由此诞生。
年费是加在客户欠款之上的，一般收取15-20美元，最直接的结果是提高了实际收取的利息，尤其是在当时，欠款和信贷额度都要比现在低。假设一张信用卡，1000美元的信贷额度收取客户18%的利息，如果再收取15美元的年费，那么利率就会增加1.5%，换言之实际利率变成了19.5%。如果该利率超过1980年之前的重利上限，公司一定会声称这不是利息，只是一次性收费。而且这是现值收费，信用卡公司不必坐等数月才收钱。
最低支付解决了一些信用卡还款时间相对较短的问题。信用卡欠款不再被看作要在三年之后偿还的分期贷款，最低还款额的设立，既能让客户保持信用良好，又能使客户的实际还款金额少于三年后的一次性还款金额。这样一来，欠款时间延长，实际利率变的更高。所有种种都是合法的，因为最低支付旨在"帮助"减轻客户每月偿还的重压。实际上，这一做法延长了客户的背债时间，但只要欠款还在，这对信用卡公司来说不算什么。因此，最低还款额的措施可谓一举多得。
利率和重利上限的结合促使花旗、大通等大型银行构思新策略，以应对新局势。十多年来，花旗银行一直积极投身于零售银行业务。针对首次借贷的500美元，纽约的消费贷款最高利率为18%；贷款金额增加，利率就变为12%，这使得消费者能够享受短暂的欢愉。当时，花旗银行的企业客户基础利率超过17%。这就导致了套利问题，消费者用信用卡借钱，如果信贷额度足够高，他们的还款利率就能低于市场利率，因此，很多人就拿这笔钱去购买财政部债券，收益还能高出4%-5%。这是信用卡和循环贷造成的出人意料的问题之一。
在高额利率的背景下，花旗银行声称，虽然《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暂时放松了《重利法》，但其信用卡业务还是损失了1亿美元。最后，该银行向持卡者征收了15美元的费用，相当于将利率上调到19.8%。此外，银行还要求，凡是有欠款的客户，如果欠款超过720美元，则最低还款额为欠款的1/36，即20美元，而此前客户只需要支付5美元。对最低还款额的调整无疑折射出花旗银行之前的顾虑。
但是，各类费用的增加还是无法彻底弥补流失的收入。1978年，美国高等法院接到一个案子，大大推动了信用卡运动。内布拉斯加州一家银行在货币监理部门注册后，成了国家性质的组织，其向明尼苏达州的客户收取的利息超过了该州的重利上限。因此，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马奎特国家银行声称，"银行美国卡"供应商奥马哈第一服务公司必须因为收取高额利率受到法律制裁，但遭到了最高法院的否决，理由是，1864年的《国家银行法》只要求被指定为"国家性质"的银行遵守原籍州的《重利法》（如果有的话），和客户用卡的地点无关。换言之，供应商受制于布拉斯加州的《重利法》，无须服从明尼苏达州的《重利法》。
该案之后，花旗银行又为自己的信用卡业务找到了新空间。
花旗和大通曼哈顿（均为全国性机构）等银行纷纷跑到环境更加友好的州去购置地产。银行以往的经验果然十分有用，信用卡不是银行的核心业务，金融和信用卡分支可以设在美国国内任何一个欢迎它们的地方。不久，这些银行就发现，很多州都表现出了殷勤的态度，即便这意味着会让那些州看起来是在向东部的金钱利益卑躬屈膝。
花旗银行在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了归宿。南科他州虽然有重利上限，但该州表示，只要花旗银行愿意到这里投资，重利上限就可以废除。花旗银行觉得机不可失。于是，该州立法机构三下五除二就废除了所有的上限。1980年，该州在一次立法会议上宣布采用新的银行法，允许其他州的银行控股公司获取当地银行特许权。1980年年末，花旗银行同意在该州苏瀑市成立业务基地。这里的劳动力充足，没有企业或个人所得税，而且比起其他城市的州，这里劳动力成本并不昂贵。
并不只是南达科他州在极力吸引银行机构。大通曼哈顿其他家银行不像花旗银行那样离家千万里，但也成功说服特拉华州废除了《重利法》。
其他消费金融企业抓住机遇，沿着大通的足迹，开始寻找足迹的信用卡业务基地。不少零售连锁店也创立了信用卡中心，从而加入了这一队伍。由此看来，废除 《重利法》能够带来盈利，于是，一些小型银行也效仿花旗和大通，要求各自所在的州废止《重利法》。
很多州的《重利法》最终被废止是因为其本身存在漏洞。花旗银行行长约翰·瑞德就暗示，当金融机构发现漏洞，很多时候监管者会鼓励他们充分利用。金融机构一马当先，监管部门默许鼓励，这股制度改革浪潮渐渐席卷美国，未来更是汹涌。
消费者信贷浪潮受到了几方势力的共同推动，其中包括《破产法》的修改。消费放贷者们铆足了劲儿要提供更多的无担保信贷，国会通过比以前更加自由的《破产法》，从而大大推动了债务革命。以往宣告破产是为了保护贷方不要因为借方拖欠受损，新法律的宗旨则是保护借方，直到他们拖延还款后恢复信贷。这将产生深远而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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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美国国会一鼓作气修改了破产条规，旨在让现行法律更加灵活。1978年之前，破产诉讼不断攀升，法院忙的焦头烂额。法院允许重组，其实是给有希望的企业或个人充足的时间，在保护资产的同时重整旗鼓。同样有更多人表示，法律过于自由化，有人会利用其逃避其不愿意偿还的债务。而在这些反对声的背后，美国的信贷越发唾手可得，因为破产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而不用担心受罚判刑。
破产案中最常见的就是债务过多，对消费者而言，自然是指消费债务过重。仅1986年一年，个人破产案总数就超过40万件，是十年前的两倍。反对者认为，这是新出台的灵活法律造成的直接恶果，他们更加有理由相信，这是那些肆意挥霍的消费者们不愿面对债务所带来的的后果。
1983年之后，经济复苏，作为家庭可支配收入一部分的消费者债务开始增加。信用卡强势增长，大大刺激了复苏的步伐。为了提高收益，信用卡公司为那些高风险群体，例如大学生和低收入人群——提供有限额的信贷。乍看之下，新的《破产法》和便捷的信贷似乎没有明显增加信用卡拖欠率，如果一直是这样，那么边缘群体将获得更多的信贷，只不过年利率更高。
这一趋势说明，消费者信贷行业已经采用的组合观念，推动了信贷的民主化。但是，随着信贷形式的丰富化，要想保持信贷增长，就得创新融资技巧。20世纪80年代，银行的首要宗旨是尽可能保持资产负债表干净。1983年，股票市场出现牛市，至于能否长久，银行对资本的需求是否会持续，在当时都难有定论。银行专注于减少债务，并探寻赚钱的新途径。银行需要更多创新。银行业务继续繁荣，直到所有消费者信贷开始爬上它们的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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