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畏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白居易的這首詠史詩，也許只是發一點詩人特有的感慨，但卻道出了歷史研究者經常會有的某種困惑。歷史的演進，偶然性的因素實在太強了，很多事如果不那麼趕巧，歷史也許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二戰時英法殘軍困守敦刻爾克，如果希特勒不輕信戈林的牛皮，下令坦克繼續猛攻，恐怕連英國人自己也認為，幾十萬英軍小命休矣。德軍地面部隊的停頓，給了英國人喘息之機，為英國保存了幾十萬生力軍。否則，下一步如果德軍進攻英倫三島，恐怕英國連守衛的都沒有。法國已經完了，英國再失敗，美國人也未必會參戰，那麼，反納粹同盟，自然就無從談起。二戰的歷史將會怎樣？天知道。
同樣，清朝最後一年，其實朝野上下也沒有多少人看出清朝要亡。辛亥年雖然革命黨人拼命革命，精心設計的廣州起義，動員了全黨的力量，近乎孤注一擲，結果，廣州起義一敗塗地。親自領軍奮戰的副領袖黃興負傷，領袖孫中山遠避美國。可是，群龍無首的武昌新軍，在誰都沒有料到的情況下，起鬨一鬧，居然大獲成功。這個武昌起義，本身就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集合。
如果不是起義爆發前幾日，起義者在漢口租界試驗炸彈失敗，他們的據點不會暴露。那麼，新軍中革命黨的領袖，就不會死的死，逃的逃。即使真的策劃成了起義，也跟此前多個起義一樣，屬於密謀家的密謀，參與者嚴重動員不足，勁頭自然不會很大，一舉成功的機會也就不大。如果不是傳說據點暴露，革命黨人花名冊落到朝廷手裡，那麼，新軍上下的恐慌，不會如此厲害。道理很簡單，誰也沒見過花名冊，誰知道那裡有誰。
於是，凡是平時跟革命黨人有過接觸，或者看過過激宣傳品的新軍士兵（人數眾多），難免不人心惶惶。從戰爭心理學角度，這種恐慌，實際上等於是一場最好的戰爭動員——為了自保，人人有拼死的決心。
當然，在1911年10月10日那個人心浮動的晚上，如果某位保皇的軍官，不去多事，出頭訓斥躁動的士兵，這層窗戶紙興許也不會有人馬上給捅破，拖上兩天，士兵發現沒事，也許恐慌就平息了。革命黨人再想鼓動造反，就沒那麼容易了。即使士兵們鼓譟起來，如果此時的湖廣總督，是個明白人，不是靠走裙帶上來的瑞澂，不急於逃跑，穩住陣腳，堅持兩天，起義也難以成功。事情都趕到一塊兒了，於是武昌起義就成功了
歷史的偶然性，使得有時歷史好像密閉容器裡的粒子，胡亂撞一氣，誰碰上誰都沒準，但其實並不盡然。歷史雖然未必像某些歷史學家講的那樣，必然有規律可循。但有些大的方向，還是有的。比如敦刻爾克大撤退，如果希特勒當時不犯錯誤，就算納粹席捲了全球，最終也維持不下去，因為這樣的極權統治，從根本上違揹人性，遲早還是會垮掉，只是垮掉的方式和時間跟現在我們已知的不一樣而已。
辛亥革命也是如此，武昌起義的成功，從根上說是因為滿清新貴的收權行為，得罪了大多數的漢人士紳，人家不再幫忙。鬧事者總會有，有人幫忙，則鬧不成事，沒人幫，事就容易成，一成，全國響應。毀了大清，成就了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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