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國尋常街市的舊城改造到泱泱大國的恢弘場所，從雪域高原的博物展覽到繁華都市中心的文化呈現，從對侵略者屠殺同胞的傾訴與憤怒到對大地震逝者的默哀，從伊斯蘭文明之瑰麗再現到漢族生活的繽紛鋪陳，從數億百萬平方米的城市住宅高樓，到200多所大學新校園的美麗……都有我國著名建築學家何鏡堂院士的建築作品。
“何鏡堂院士的建築，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朝氣蓬勃的，崛起中的大國的燦爛，呈現了一個激變的，在繼承中尋找突破的時代的波瀾。他壘起了一座文化之山，讓後人們——無論是建築學人或是普通百姓都無法繞開，他所塑造的精神與物質的世界將影響一代又一代人。”
以上是中國建築界大師，俞孔堅教授在2017年“何鏡堂：為激變的中國而設計”展覽的觀後感言。
何鏡堂院士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代中國建築師的傑出代表，也是中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的建築發展道路，孜孜以求，不斷摸索出一條建築設計與研究相結合的發展方式，持續不斷地探尋建築的真諦和思想哲學。他以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為理論指導，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並進行理論創新，總結出兩觀（建築的總體觀和可持續發展觀）、三性（地域性，即建築環境；文化性，即建築傳統；時代性，即建築的現代技術）等一系列思想方法，持續地創造出更多的優秀設計作品，建構了一個從理論方法到作品創作的完整體系。他以突出的技術優勢和飽滿的民族精神主持設計了一大批具有國際影響的建築作品，獲得了廣泛的影響。
本刊近期對建築大師何鏡堂院士進行了專訪，在與他深度交流中，理解他豐富的人生，領略他碩碩成果後面的建築設計理念。
何鏡堂
“兩觀三性”塑造了卓越
經濟導刊：一個建築大師是靠眼光和思想來探索建築的，它的表現力不僅僅體現在專業技術層面，同時也存在學術思想，學術道路問題。您的“兩觀三性”是一個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建築理論，在當代中國建築界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更重要的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產生的效應也具有相應的示範性意義。
何院士：我覺得中國發展到今天，必須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各行各業都要走這條道路，在不同的專業，不同的範疇，具體怎麼去踐行和實現，我們就要思考。比如我們建築設計，它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錢學森說過，建築是科學的藝術，藝術的科學。用哲學的角度來講，它既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它既是技術的，又是藝術的；這種綜合性將具體體現在我們的規劃與設計之中，在一個現代化的層面去體現一個好的建築，一個好的城市。我想在跟你重點討論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時，要強調研究中國道路必須要研究國情。
第一個問題，建築的文化特性。剛才講了，建築設計是一種藝術。它不像純技術、純物理、化學；但是它也不是純藝術，天馬行空不行。因為建築是給人使用的，不是用來欣賞的。我們常常說，建築是以人的需求作為它的出發點。檢驗一個建築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滿足人的最終要求，作為它的終極，建築應該有以人為本的思想，建築除了功能使用的要求，同時還是通過精神，通過文化起作用的。
經濟導刊：有人說，建築的外觀作用於精神，建築的內部催生情感。建築是刻在石頭上的史詩，它既是物質的財富，又是精神產品，能傳遞一定的精神內涵。歷史上每一個時期都會有一批具有很高文化品位的建築，像埃及的金字塔，雅典的帕特農神廟，它的文化和藝術感染力會成為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標誌。建築的作用能夠凝聚和拔高人的精神。
何院士：是這樣的。特別是標誌性的建築，那些國家代表性的建築，那些體現時代，體現我們民族的意識和追求的建築，它的精神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們不能僅考慮專業技術，它有文化的一面，好的建築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這是一個前提，對建築的內涵要有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個問題，建築沒有唯一性。因為文化的價值取向不同，同一個建築，有人說它好，有人卻不喜歡。建築沒有100分，它常常是多元的，要滿足不同人的需求。為什麼很多建築競標前三名評價意見分歧很大，或者出現這個方案那個方案定不下來，就是因為它沒有唯一性，它側重點不同，風格不同，這是建築的一個本質。
建築三性的和諧統一
經濟導刊：從建築的起源和發展來說，由於政治、經濟、宗教、技術等差距，以及各國各地氣候、資源等差異，各個國家和各個地方建築形態發展產生了各自的特色，沒有唯一性和共通性。在建築類型上，也沒有統一性而言，是否存在多元性和綜合性的特點？
何院士：確實存在多元性和綜合性。我總結了建築的社會性、多元性、綜合性三性。社會性是很明確的，綜合性是政治、科學、技術、文化各種因素的綜合。多元性體現出對建築的不同理解和表現。
我研究了建築的本質，它是受我們這個民族、國家和傳統文化的影響，又受各種各樣外來的影響，通過對建築多年的研究，通過大量的創作實踐，我總結出“兩觀三性”理論。“地域、文化、時代，以及建築必須要有整體觀和可持續發展觀”。
地域就是地區。華南跟東北區域氣候不同，建築要求就不同。東北要求保溫和防風沙，華南要求通風。我們廣東那個地方建築要遮陽、隔音，通風好。全世界不同地域對建築物的要求都是不同的。還有各地的傳統及文化不同，中國的幅員廣大，有中原文化，也有嶺南文化等，有漢族文化，也有新疆等少數民族文化。
文化是三種元素組成的，第一個是本土的歷史。2000多年前，秦始皇派兵到南粵，現在的廣東，就把中原文化帶過來。廣東這個地區歷史上是古代絲綢之路，它一直在和外部交流，近幾百年外來文化更多了，所以它是三種文化的交融。任何一個建築，它離不開所處地區，離不開所處環境和氣候，離不開當地的文化。各地曾經的風俗習慣、愛好都不一樣，都有傳統影響。第二個，文化是建築的最高境界。特別是一些重要的建築，常常是文化起主導作用。一個城市雖然GDP很重要，但最終那個城市有沒有持久的影響力，它的文化作用是非常大的。第三個，建築必須跟時代相結合，反映時代，建築是一個時代的寫照，時代精神決定了建築的主流方向。新的知識體系、新的思維方式，新的科學技術，必將帶來新的設計觀念，建築師必須立足創新，不斷調整自己創作思路，適應時代特點和要求，包括科學技術的發展，例如現在特別強調環保。
以上是我對建築本質的基本理解。 關鍵是不能孤立地理解這幾個要素。
錢學森圖書館
經濟導刊：您的“兩觀三性”不僅是具體的形式語言，更多是表達了一種價值觀和處理專業問題的原則，同時，它是整體性的，綜合性的，相互融合的。
何院士：我一直在研究如何把這三點融為一個整體，成為一個體系，在這個體系基礎上，我通過大量的創作實踐，總結出來兩個理論，這個理論不僅是針對中國，對全世界都是這樣考慮的。
現代化和中國特色的結合
經濟導刊：您強調地域性、文化性、時代性必須要融為一個整體，並在創作實踐的基礎上，摸索總結其規律性，並將其理論化。我看了您的傳記[1]，在這本書裡也闡釋了您的這種思想。
何院士：是的，在作者專訪中，我談了我的建築理念。上述是我對建築的理解，不管美國也好，英國也好，中國也好，考慮建築就離不開這幾條特性。
我在美國、意大利、紐約，米蘭等很多地方講過我對建築的理論的認識。我認為，搞建築必須要有理念，有理論指導，不能盲目地搞。
另外一個要談的重要問題，我們要走一條中國特色的道路。我們的道路是有曲折的，比如說，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國家還比較保守，封閉嘛。
經濟導刊：這反映在建築上也是這樣嗎？
何院士：也是這樣的。我們不知道國外的發展趨勢，缺乏基本的交流和溝通，那時，我們專業設計者出國都很難。而國外的資料很難蒐集到，信息和眼界上都有侷限性。在那個年代，儘管我們有一種自強不息，艱苦奮鬥的精神，但國家的基礎薄弱，發展相對緩慢。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對國外的發展現狀沒有基本的參考和了解，更不要說學習借鑑和趕超。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打開國門，國外的東西進來了，也可以合作了，當時我們都覺得眼界一下子打開了。
經濟導刊：剛開放的時候，國家要創造一個開放的環境，要搞好基礎設施和外商投資的環境。首先要蓋飯店，當時外國人來了都沒有地方住和辦公，那就先蓋幾個大飯店，在北京像京倫飯店、兆龍飯店、香山飯店都是外國設計所設計的。
何院士：當時五星級飯店初期建築多為外國人設計的。引進一些現代飯店設計，當時我們覺得很先進，要趕上人家首先就要學習，學習消化吸收是縮小差距和趕超的基礎。我們先引進來，接著派人出去留學、交流、參觀考察，改變我們的落後局面。
經濟導刊：當時引進的規模很大。在廣東的經濟特區，例如深圳，一個小漁村，一個貧窮的小鎮，幾年就神話般的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城市了。很多城市都拔地而起各種異國風格的建築，建築日趨多樣化，百花齊放，迅猛發展，卻沒有讓我們感到逐漸形成民族的獨有風格，多數是簡單的模仿和移植。
何院士：改革的起始階段需要大規模引進，我們與發達國家的發展與技術不在一個層面上，三個引進是實事求是的做法。當時確實引進與合作設計很多都是洋的東西，確實是比較新鮮，也確實是有很多先進的地方，但完全替代不是我們的目標，不能沒有自己的設計風格，缺乏自己的文化。我們五千年的文化歷史博大精深，很多國外設計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從我們這兒取經的。
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們有點找不到發展方向，北京的建築就體現出來了。從那種“千城一面”沒有個性的設計不斷地蛻變，一會兒是沿著長安街的建築都上大屋頂，一會兒又全是歐派風格；一會兒全用洋的，一會兒一點洋的都不要，全是本土的。一個指令下來要用我們傳統的東西，可是傳統的東西也不知道怎麼用，就蓋一個大屋頂，體現一個建築符號。來回反覆，體現出轉型階段的理念變化。
經濟導刊：表現出簡單化、概念化，在設計風格上追風，沒有形成自己的獨特理念。日本著名的建築史學家藤森照信在他的《人類與建築的歷史》一書中講述20世紀現代主義建築，探討歷史主義建築緣何消失，以及現代主義與日本傳統的關係，日本建築學者討論的問題，是我們在現代化道路上共同面對的困惑。他說，從大航海時代開始，包括工業革命時代，世界各地建築的多樣化逐漸消失，清一色地盡歸歐風，各國貌似多姿多彩，但終究還是熱了希臘羅馬哥特的剩飯，毫無創新。到了20世紀至今，19世紀全球盡染的歐洲歷史主義建築風格卻消失殆盡。如今我們漫步紐約、巴黎、羅馬、埃及，或是東京、北京，街頭建築的模樣都似同宗兄弟一般，那些鋼筋水泥製成的四方玻璃箱式建築，在世界各大都市都隨處可見。由此，有些人提出，希望突破趨同風，打破仿製趨勢，挖掘出突破性的新形態。那麼，我們在引進過程中能否趨利避害？
何院士：我們首先要打破那種教條主義的學習方式。如果學人家僅是從表面上、形式上去做，就永遠找不到結合點。其實國外好的東西確實對我們很有幫助，但是不等於外國所有東西搬來都是適用的。洋的東西不能都說是現代的、先進的，其中有精髓也有糟粕。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在建築方面始終找不出兩者之間的結合點。對此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麼是一個好的建築，怎樣才能吸收人家好的東西，並形成自己的東西。我在設計和實踐中一直注重研究傳承與創新的問題。我覺得，任何一個國家文化的發展，包括建築文化，都是在原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的建築是長期在與自然和社會的不斷適應的過程裡面發展起來的。我始終執有這樣一個概念，就是在實踐中，你合乎潮流了，合乎發展規律了，你就能夠長期持續地發展。如果你做的事情與整個時代、與整個人類社會發展背道而馳，那註定要失敗。
傳承是基礎，關鍵要創新
經濟導刊：您講的這種認識真是實踐經驗教訓裡得出來的，我們國家在建設發展中有很多經驗教訓，曾經也是這個也搞過、那個也搞過。
何院士：我們要注重傳承，但是傳承就必須立足於創新，要把握好這中間的辨證關係。沒有傳承就沒有根，就沒有血脈，就會飄浮。
傳承是基礎，關鍵是創新。特別現在，習主席特別強調，核心的技術必須要自己掌握。我們要立足於創新，任何東西創新的價值遠遠比原來一成不變高得多，只有創新才能推動社會發展。建築也是這樣，在傳承與創新的問題上，還應認真研究我們要傳承什麼，創新什麼。
在中國文化中，孔子也好，儒家也好，都講天人合一的和諧理念，中國幾千年歷史發展過程可以證明，一些東西只有和諧了，才能夠往前發展。建築也存在與大自然的和諧，跟當代的科學技術的和諧，跟文化傳統的和諧。我們要傳承我們幾千年建築史中比較好的技術、材料、做法，我們更要傳承建築的本體。建築是有社會性的，有多元性的，有綜合性的，建築最終是為人服務的，這是建築的本質。
我們創新什麼呢？建築創作是有文化狀態和特性的，一個建築有有形的一面，也有無形價值的一面，我認為要從地域、文化、時代三個方面去創新。從根本上講，我們文化的傳承不是簡單的符號傳承，而是文化內涵，即好的思想、好的精神的傳承。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諧的理念，這都是文化精髓。
傳承不僅僅是具體怎麼做，這是較低層面的問題。我認為，不管什麼建築，要將建築設計理念跟地域、文化、時代融合在一起來考慮。不是簡單的抄人家，這樣才能有生命力。齊白石說“學我者生，像我者死”。他的意思是說，你不要學得變成我了，已經有一個齊白石了，再來一個齊白石是沒有用的。在這方面日本做得比較好。
經濟導刊：日本在科學研究上的能力很強，得了很多諾貝爾獎，建築學上也做得很好嗎？
何院士：不錯，確實不錯。它也經歷過引進吸收階段，明治維新的時候，日本開始還比較落後，就引進模仿國外的技術，在吸收中結合自己的文化來發展，現在它那些主要的建築都是自己搞的，而且也做得很好。
今天，我們要走自己的道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需要不斷探索，大家對建築的理解，要始終立足於跟中國結合，這是一個很艱鉅的、漫長的過程。我相信我們終有一天能夠立足於世界之林。
2014年，建設部曾把我們找去談中國建築的發展，他們提出中國的建築缺少大師，缺少國際的影響，缺少國際的獎項。過去，中國建築師真正在國外搞個人展覽的很少，怎麼能讓世界瞭解你、關注你呢？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要發揚它，走出國門。
以發展的視角紀錄時代變遷
經濟導刊：去年，您的作品展在威尼斯展出反響熱烈，這說明中國的建築師能夠走出國門，在國際上施展影響。我聽說有一個國際期刊登載一篇評價文章《當代中國建築的24個關鍵詞》，其中一個關鍵詞為“中國性”，評價的代表作品就是您設計的中國館，看來，國際上認為您的作品代表了中國主流作品。您到國外去進行講學和交流，是否很明顯的感到你們已經融入主流？
何院士：應該是吧。當然，這也與國家的強盛有關係。如果國家不強大，沒有堅強的後盾，你到國外，人家根本看不起你。
以前國外只知道有幾個零星的建築師。現在他們認為我設計的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等，全是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建築。我們在國際上一炮打響，通過宣傳，我認為世界將對中國的建築逐步瞭解，慢慢地就會得到改觀。
經濟導刊： 您通過國際和國內巡展，把建築作品，還有建築思想理論帶到國際上，為國家贏得了很多榮譽。他們覺得您是一箇中國的主流建築師的代表。聽說，一些國外著名大學者和建築大師稱您是“事件建築大師”？我看過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前院長彼得·羅德的一篇評價文章，他說，您的創作成果並不是通過任何一種形式和風格特徵的重複來建立可辨識度，而是每個項目都有自身的形式邏輯和特別表達方式，而且不同項目之間看起來差異很大，很難歸結於單一的創作源泉。他在評價中說，您的創作真正的卓越之處在於地域性、文化性和時代性非同尋常的結合，在概念上回應了用特定主題來標記“事件”的要求。這是否表明你的作品被認為是有很強的時代的代表性？
何院士：這兩年我在國內外做了很多展覽，非常成功。我在北大做展覽的時候，請專門研究中國的著名美國評論家彼得.羅給我寫序，他在序裡稱我是“事件建築師”。我開始還不理解，怎麼我變成了一個“事件建築師”了？他是說，我的作品聚焦了中國一些重大的事件。
我想“事件建築師”這個稱謂也許表明我的作品對中國重大歷史事件的回應，例如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汶川大地震震中紀念地所等，回應的都是民族災難的歷史事件，而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則是中國民族開始走向富強的標誌，也是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典型性設計，同樣的還有錢學森圖書館，因為“兩彈一星”也是我國走向民族振興的重要事件。
經濟導刊：時代是由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節點組成的，如鴉片戰爭、抗日戰爭、改革開放等歷史，以及世博會、奧運會、大地震等重大事件。而您的創作有一大特點是，很多建築作品是表現歷史和時代的，以及這些時代的重大事件。
何院士：對，歷史是由這些大節點組成的。我做了很多反映這些節點的建築，所以我會被稱為“事件建築師”。歷史上要談到中國這些事件，肯定要聯想這些建築。中國第一次舉行世博會，中國館是一個典型的標誌形象。
你談中國現代史上受人欺凌，不強大，中國現代的民族災難，南京大屠殺是民族災難的代表性事件，國家公祭每年都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我的作品就是要表達出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歷史，激發我們的愛國主義情懷。
侵華日軍第731 部隊罪證陳列館
表達中國的文化符號
何院士：外國人對我的第二個看法是什麼呢，他說建築師的作品一看就知道是什麼風格，就像藝術一樣。比如做SOHO建築設計的扎哈，她說一般建築師的作品都是一種類型，他們的作品，一看就是他的。而我的建築看不出來，一會這樣子，一會兒那樣子，一會兒是紅的，一會兒是黑的。她說我像“明星建築師”一樣。
經濟導刊：另外，是否她認為您的作品有強烈的差異和標記？這也表明她認為您的作品非常的多樣化，並沒有通過重複的形式或者風格特徵來建立辨別度。
何院士：叫標籤吧，這個就是明星設計師。我的設計會顯現不同的建築風格。建築必須要和它的主題、環境、地域文化等緊密結合。首先要解決功能與環境結合。另外建築也是藝術，要體現文化是傳承的，有根的，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是我們的根，如果脫離了文化，就沒有生存力量。
我是按時間、地點、條件不同來設計。但是我的理念是不變的，不同的項目，針對不同的主題，不同的條件，不同的地點，不同的地域，我會呈現出不同的建築特色，適應性更強。通過具有強烈意向的建築形體和色彩，直截了當地表達設計概念。如果說文化形象的營造可以用中國館為代表的“紅”色系來概括，熱烈的“中國紅”就更加強了這一主題。另一類作品的特質則可以表現為自然或人為的災變、苦難及其帶給我們沉重、悲愴的紀念性感受的“黑”色來體現。侵華日軍大屠殺擴建工程用“暗灰”色調，低緩匍匐的建築體量和結合基地形態綿延展開的線性軸線串聯起了一系列庭園、小廣場和隱喻著“尖刀”的建築體量，引導著參觀者的腳步，長長的路徑和邊緣鋒利，幾乎沒有窗戶的建築體，表達了深沉而有力的紀念性主題。汶川大地震震中紀念地充分地因應了山地環境，斷裂而又重新連接的形體體現出地震的破壞，象徵著災區人民的堅韌和震後重建的意志。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地是在原有遺址上建造平緩建築斜向嵌入地面，表現出一種掙扎抵抗的姿態，是對這段黑暗歷史的映射，黑灰色的碎石和帶有燃燒痕跡的條木指向建築主體，與建築一起完成無聲的紀念和反思，我設計了這種很消沉，很震撼，令人心靈顫動的建築。
建築設計都不是憑主觀臆想，首先要有一個主題定位，體現中國特色的時代特徵。假如中國館沒有中國特色，就不能叫中國館。但是又不能僅僅體現中國特色，因為上海世博會主題之一是人類科學進步，所以要把中國特色和時代精神相結合，建築形態從中國傳統文化裡得到啟發，中國館建築外形設計成像中國傳統鼎的造型，既非常中國，又非常現代。建築沒有唯一答案，但是不是無章可循。第二，我做了大量的創作實踐，第三，建築有很強的社會性，建築師要為社會負責，是有歷史責任感的，所以我們要敢於針對中國重大事件來進行設計。
探求建築的真諦和哲學思想
何院士：建築要評標，所有設計都要競標。我靠什麼做呢，第一，靠理念作為後盾，針對每一個建築的特點，我要把它解題。第二，我之所以迴歸大學，是要通過項目把設計、研究和人才培養結合起來，現在不都講究產學研嗎？我們既是一個設計單位，搞設計，又是一個研究單位，並進行人才培養。而且把它融在一起，成為現在這個時代一種三結合的模式。這樣我就有很大的團隊。我的團隊既要有理論，又要有人才，還要有團隊精神。 我們面對這麼多影響因素，就要講辯證思維，抓主要矛盾。
經濟導刊：我看您的傳記裡頭多處提到學習毛主席著作。您剛參加工作時，就已經在反覆地讀《矛盾論》和《實踐論》。我認為您的建築理念和思維中，有哲學思想基礎，它體現於您的方法論和認識論，這一點是特別重要的。
何院士：特別重要，特別清晰。哲學基礎指導我怎麼抓主要矛盾，在所有因素的影響中，我總結了“地域、文化、時代”，這六個字即是主要矛盾。我要求我的團隊思考對建築有影響的因素，要分析主要的矛盾是什麼，主要的定位是什麼。比如對中國館的設計理念，我定了八個字，“中國特色，時代精神”。沒有中國特色不能叫中國館，但必須體現時代要求，時代的思想觀念的要求，以及現代時代科學技術的要求，將兩方面的要求融合。
中國館承載著地方發展中的“中華智慧”的文化主題，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當代演繹。中國館的設計，從中國傳統的和諧觀哲學思想中，表達中國的文化符號，它喚起了我們對歷代建築的根本聯想，但並不是照搬，而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代表了中國，真正實現了“中國”的標誌性。中國館既有中國特色，它又是一個現代化完備的建築，架空起來通風非常好，見太陽，它本身就是一個環保建築。
我設計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這個館的定位是“從戰爭到和平”。不僅讓大家瞭解這場真正的災難，震撼心靈，永遠不忘記這段歷史；最重要的是促進人類共同走向和平，這是我們的目標。不是通過這個館讓我們去仇恨日本，要在設計中體現共同走向文明才是和平。我們要在設計中表達很高的境界。此前，我看過世界上很多建築，他們主要強調災難。比如說，德國的大屠殺紀念館，猶太人進到裡面整個災難的過程都表現出來。但是卻沒有體現出什麼意境。我們的和平宮非常漂亮，最後就是一片寧靜、和平的氣氛，而和平之前我要反思，冥思嘛。就像寫一本小說一樣，有序言，有開頭，有主題的高潮，高潮以後結尾，有回想，這樣去寫。建築也是這樣，到大屠殺看完之後，你會震撼，而最後讓你有珍視和平、熱愛和平的強烈慾望。地震館也有主題，就是從記憶到希望，讓我們記得這樣一個事件，這是一個自然災害，它不是一個人為的災害。最終呼喚人類共同走向人與大自然和諧，這就要靠學會分析各種各樣的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表達你的主題，寫一本書也要抓住綱領，這個是很重要的。
建築大師的職業態度
經濟導刊：您已經是院士，年紀較大了，為什麼還要參加很多大工程的競標，不斷的琢磨創新？而且每天奔波於各地，親自參加很多大型項目的競標，很多年輕一些的院士都已超脫具體工程了？
何院士：像我這樣的年齡，為什麼還要參加很多代表國家的大工程呢？如果你不參與你根本連機會都沒有。這就是因為我們有點勇氣，敢於競爭。當然這就要敢於創新，而創新是國家發展進步的關鍵。
經濟導刊：您取得這麼多的成績，成功的經驗是什麼？
何院士：好多人問我這個問題，我說沒什麼特別經驗，就有兩條。
第一條，找準方向，跟社會同步發展。當你做的工作與社會的需求是同步的，只要你努力就可以發展。我的努力跟國家、跟民族、跟社會的發展是同步的，不能跟它反方向，方向正確，就有可能成功。
第二，要有人生目標。很多人都立志，年輕人都下決心，立一個志願。等到五六十歲回頭再看，一些人做得很成功，大部分人都不是很成功的。我們要找好實現目標的辦法，這也是相當重要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雖然是學校第一個碩士研究生，但是分配專業不對口。1973年調到輕工業部的造紙廠，文化革命結束時，我已近40歲了。鄧小平主持工作後，才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那時候我就考慮人生，要怎麼樣發展。我一直想搞建築設計創作， 就開始籌劃，找一個能夠充分發揮作用的單位。我是廣東人，20世紀80年代初，母校希望我回去。我就想，光是搞設計還不行，還得跟研究結合，這樣促使你不斷思考，不斷提高。我要找一個可以把設計、研究跟教學相結合的單位，只有學校具備這個條件。所以1983年的5月4日，我從北京調回學校。這是時代的變化，也是我人生經歷的一大變化。1983年至2017年，我都在學校任職。這就讓我找到一個方向，這時候國家正在大發展，我就緊跟國家的發展。
經濟導刊：在這個過程中，您也遇到三個轉折點，但是都是要自己做出判斷和選擇：第一個是您1983年下定決心從北京回廣東發展；第二個是您愛人和孩子要去美國，你面臨選擇去留，這對你也是一個考驗。第三個是當了院士以後重新奮鬥，在國家大發展中緊跟需求，找到新的突破口。
何院士：除了這兩個選擇，我還有三個節點。第一，1983年，我決定回母校。回來第三天，正好碰到一個設計競賽，深圳科學館。深圳科學館當時是深圳的八大文化設施之一，是很重要的一個建築，我就抓住了這個機會，從此一腳邁入門檻。
經濟導刊：這是您的第一個作品嗎？
何院士：這是我轉向建築設計的第一個作品。我那時候剛調回廣東，住在招待所裡面，還沒分到房子。我一聽到這個消息就預感機會來了，我就跟我夫人商量，馬上借了幾個工人，做了20天設計和模型。交卷前一天晚上，一個通宵把模型做好，第二天一早就坐車到深圳，中午交卷，下午評標就通知我中標了，這是打響人生的第一炮。當時我就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我說今後我做的每一個設計，都要做到三到位：第一，任何工程必須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作品來做，認認真真做，不是應付，更不是掙錢，每一個都要做成精品。第二，要做到這個精品能夠拿到設計獎。第三，必須對這個精品進行總結，寫論文。一直到現在，我每做一個重要工程，都有作品，有設計獎、有論文。這叫做三到位。
經濟導刊：後來我看您發表了好多論文，還出版了好幾本專著。
何院士：對，我第一個獲獎作品就是深圳科學館，獲得國家二等獎。在《建築學報》發表論文，就是《造型、功能、空間與格調——談深圳科學館的設計》。後來我就按照這樣一個模式，我主持的所有的重要工程都要出好的作品，獲建築獎，發表論文。已在《建築學報》發表了六七十篇的論文。
從1983年開始，我發展得很快，用了16年時間，1999年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而且是我們學校第一個自己培養的院士。後來我總結這段人生經歷時有兩點體會，首先要找到正確的發展方向，你的大方向跟國家發展應是同步的。第二，在業務發展上要找到方式，要有持久性。也就是我上面講的三到位。
經濟導刊：在工程院院士裡，建築學科的院士多嗎？
何院士：到目前為止十來位吧。因為建築面是很大的嘛，有歷史，有園林，各方面都有，我是前五位吧。
經濟導刊：您對自己要求非常高啊，要做到這些會付出很大的努力，也是很艱難的。
何院士：真的很艱辛，但沒有這種奮鬥你不可能實現理想，所以好多媒體這樣報道我，一個45歲起步的建築師，前半生是空白，說我是用了幾年的時間，做到了一般人要幾十年做得出來的事情。就是厚積薄發吧。
經濟導刊：這樣您理論結合實際，三結合也做到了。
何院士：對。我當了院士後，我們校長、書記給我總結了成功源於這八個字，“勤奮、才能、人品、技藝”。要想成功，這八個字缺一不可。1997年我當了副院長了，2002年就當院長，前年才退下來。
剛才講了我的三大人生轉折的決定，第一，從北京回廣東。第二，是否出國。我夫人的家庭是華僑 ，她通過家庭關係申請我們全家移民美國，1992年美國使館通知通過了我們全家移民，我就馬上做出決定我不去。我的夫人就帶我的兩個小孩去美國讀書了。我的夫人大半年後也回來了，這個決定很重要。第三，重新奮鬥。1999年我當了院士之後，我下了一個決心，萬里長征重新開始，那時候正好遇到全國城市大建設，教育大發展，這給我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何鏡堂在北京大學做演講
校園規劃的掌門人
經濟導刊：全國大學都開始擴招，這給您帶來什麼機會？當時全國範圍內校園規劃設計和施工建設的數量驚人，據說您是在以“魚骨式”建築平面佈局的全新面貌發展？
何院士：浙江大學首先將4個學校合併。有70多個單位報名參加招標，我帶我的學生參加，中標了。從那時起步就不可收拾了，我開始研究大學的建築，時至今日，我們團隊參與了很多校園規劃，在全國搞了300多個校園規劃，遍佈大疆南北，我本人就主持了100多所大學的校園規劃。人家說我是“校園掌門人”。不斷地有新作品出來，技術奮鬥不停步，這一條非常重要。好多人以為我一生很順利，其實我前半生是不順的，沒辦法發揮作用。45歲之前沒有作品，但是我積累了知識，做了思想準備，奠基了對事業的熱愛和追求，抓住機會，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找到辦法，就堅持下去。我的主要作品是在這十年、八年的，是當院士之後，好多人的成果都是在當院士之前，我要堅持與時俱進，不斷地探索中國特色的道路怎麼走，探索一條適合於中國建築創作的一個道路、方法和理論，包括中國的理念、文化，也包括怎麼做人，也包括思維方法和理論創新。
文化自信的力量
經濟導刊：您可能在這個過程中，也去過很多國家考察，有學術上的交流，還有前一段，您的作品也在國內外進行展覽，尤其是在歐美國家，聽說引起了轟動，好評如潮。以前我們是學人家，現在國外的這些同行或者學術界的人，他們是怎麼看咱們國家現在建築學領域的發展、設計水平？您剛才說，我們與別的國家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咱們還處在飛躍發展階段，而人家都逐步停滯了，慢下來了。我們有很多實踐機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僅學了人家，我們也在創造我們自己。其實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考和實踐充分展現了這個特點。
何院士：我認為，在這方面我們還是處於起步階段，做得還不夠。好多人對中國仍然不瞭解，比如說，我到一些著名大學演講和進行展覽，原來中國的主要建築，那些高水平的建築，我們並沒有出去宣傳。我前年去威尼斯展出，過去中國出去展的都是皮毛，沒有反映中國真正的面貌，人家以為中國就是搞那麼一點東西。國外對我們中國的發展，始終有懷疑，他們不瞭解中國，這是很重要的因素。但一旦他們瞭解之後，就很認可我們的水平和能力，他們也願意跟我們合作。
這幾年，我們參加了很多國際競賽，都是同臺競標。比如這次雄安新區起步區規劃設計的競標，大部分是請外國人，第二輪的設計只有3個是中國的單位，其他幾乎都是外國的機構。我們也參加了雄安新區起步城市競標，被評為優秀方案。海南島自貿港海口江東新區的規劃設計項目，我們一舉奪得三個獎項的第一名。國外來的建築師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強手，我們中國建築師在競標中要應對這麼多國家的建築師，我們即使被淘汰也是自然的。我們不是不怕輸，不過輸多了就贏了。關鍵是要是有好的理念，好的團隊，好的人才，有好的平臺和團隊把它們融合在一起。
經濟導刊：4 月2 日，中國貿促會發布了2020 年迪拜世博會中國館最新建築設計方案，並公佈您擔任迪拜世博會設計總顧問，您能介紹一下它的特點嗎？有沒有可能將來也是像“一帶一路”似的，你們更加註重國際化，走出去發展，到那些發展中國家去設計。我看了你們的設計後，覺得將來有這樣的發展機會。
何院士：很有可能。我們最近去了迪拜，迪拜世博會中國館將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新和機遇”為主題，外觀取自中國傳統的紅燈籠，代表光明、團圓、吉祥和幸福。但是開始的時候，外國人對中國不是那麼認可，總覺得我們還不如他們，這跟國家的強大有關係。例如，美國不認同你的時候，連底下的人都不認同的，但是我們頂住他們，也不跟他鬥，而是不斷激發我們自己的奮鬥，迅速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經濟導刊：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定自信了。
何院士：對，現在我們不會輸給他們了。建國70週年，全國評了300個大獎，我們單位中了15個獎。
經濟導刊：這麼高密度啊。您真是老當益壯啊！
何院士：其中我本人主持的有13個獎。排在全國第一名，這個不容易。現在真正像我這麼大年齡的院士，沒有像我這樣還敢於去招標、競標，他們一般都不願意再去競標，輸了不好看。我自己認為輸了沒關係，要放得開就贏了。我們是在中國走向復興之路的新時代，走向現代化和國際化的道路上，也是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之路。
* 本文由本刊季節專訪、執筆。
[1] 周荊華：《何鏡堂傳》，人民出版社、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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