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國慶節的前一天，許立志從員工宿舍樓上跳下，墜樓身亡。
許立志，何許人也？前富士康流水線上的一名普通員工，他的另一個身份是“打工詩人接班人”。
“一顆螺絲掉在地上
在這個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輕輕一響
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個相同的夜晚
有個人掉在地上。”
日復一日地在生產線上，許立志用他敏感的心去感悟那一顆細小的螺絲釘，用詩歌來撫慰脆弱的內心。
遺憾的是，筆尖的詩句終究無法讓他擺脫現實的困惑，這個90後的青年選擇用縱身一躍的方式將生命定格在最後的詩歌裡。
" 我想再看一眼大海
目睹我半生的淚水有多汪洋
我想再爬一爬高高的山頭
試著把丟失的靈魂喊回來
我想在草原上躺著
翻閱媽媽給我的《聖經》
我還想摸一摸天空
碰一碰那抹輕輕的藍
可是這些我都辦不到了
我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所有聽說過我的人們啊
不必為我的離開感到驚訝
更不必嘆息，或者悲傷
我來時很好，去時，也很好 。"
許立志走了，但他卻因寫詩而走進了很多人的視野，併成為吳曉波策劃的紀錄片《我的詩篇》六位主角中的一員。
人人皆有詩心，生活就是藝術。
《我的詩篇》以樸實真誠的光影記錄，揭示了這群龐大的、支撐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群體最卑微、也是最真實的一面，講述的是浪漫的詩句，展現卻是浪漫詩句下痛苦的現實。
貧窮本身就是一種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會里，貧窮可能更是一種羞辱。
影片中的六位主人公，分別是充鴨絨工、礦洞裡的爆破工、製衣女工、礦工、富士康工人和叉車工，他們漂泊於故鄉與城市之間，忙碌於幽深的礦井與轟鳴的流水線，飽經人間冷暖的故事，卻用詩歌捍衛著自己的尊嚴、支撐著自己活下去。
陳年喜，陝西丹鳳人，爆破工，世界上最危險的工作之一，終日與雷管和炸藥相伴，無數次在礦山深處與死神擦肩而過。
母親患了癌症，也無法回家一趟，父親常年臥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卻無人照料。這個肩負生活重擔的中年男人，忙完一天的活計，晚上在簡陋的廠區宿舍，唯有詩歌能讓他平靜。
“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
我把岩層一次次炸裂
藉此 把一生重新組合
我微小的親人 遠在商山腳下
他們有病 身體落滿灰塵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們的晚年就能延長多少”。
鄔霞，來自四川內江，14歲開始在服裝廠裡打工，負責用熨斗熨平每一件剛從流水線上下來的衣服，她最喜歡熨的是吊帶衫。
夜裡，熨完當天最後一條連衣裙，拿起筆，便在車間漸漸暗下的燈光裡向那個可能穿上她親手熨燙的吊帶衫的姑娘示愛。
我要把每個皺褶的寬度熨得都相等
讓你在湖邊 或者草坪上
等待風吹
像花兒一樣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溼的廠服
吊帶裙 它將被打包運出車間
走向某個時尚的店面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愛你。
詩歌在這個年代，已經是離我們非常遙遠的東西了，只有中小學課本里的杜甫等人還在不停忙活。
相比於動輒上億票房的商業片，即便有著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親自策劃、站臺吆喝，這部關注詩歌和農民工的紀錄片，只能依靠“百城眾籌觀影行動”，贏得10萬人的掌聲後，才破繭成蝶般憑藉著0.1%的院線排片出現在觀眾面前。
好在，即便觀眾寥寥，即使從來不讀詩的人，看完電影，大多都會潸然淚下。
那個常年與雷管、炸藥、死神糾纏在一起的爆破工陳年喜，在被問及他的生活幾乎與詩有著萬里之遠，怎麼會堅持這樣一件無意義甚至是矯情的事情時說：
真正的詩歌真的是一種現實和心靈的史記，再低微的骨頭裡也有江河，他寫，是因為他有話要說。他想用文字記錄這個時代的世道人心和悲苦願景，併為無數沉默的靈魂發聲。
“底層如何發聲”的命題，關乎社會正義和歷史的真相，發聲才可能聽見。
藝術是什麼？英國作家馬修·阿諾德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說藝術是對生活的批判，是一種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生活中隱藏在心靈深處的緊張和焦慮的途徑，是對生存中的缺陷的解釋和解決方法。
藝術作品——小說，詩歌，戲劇，繪畫或電影等，能夠在不知不覺當中潛移默化地向我們揭示我們的生活狀態，它們有助於引導我們更正確、更審慎，更理智地理解世界。
想必很多看完《我的詩篇》的觀眾，在瞭解他們的生活、讀過他們的詩以後，面對身邊的各色農民工，都會少一份傲慢多一份理解。
在他們痴迷於iPhone所帶來的科技感時，或許會想起富士康流水線上那些如機器般的工人；當姑娘穿上華美的吊帶衫時，或許會想起那個身作汗溼的工作服還在為你寫詩的女工；當我們在城市杯光交錯中感受繁華時，或許也會想起家鄉的民族蹤跡已經逐漸走向衰亡.......
羅曼·羅蘭的《米開朗基羅》裡說，“
人最可貴之處在於看透生活的本質後，依然熱愛生活 ”。願我們每個人都能除了苟且地活著，還能有點詩和遠方，別猶如鹹魚般度過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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