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I“最具影响力学术文献”40篇

《国际城市规划》创刊40周年“最具影响力学术文献”评选结果

芒福德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城市问题理论家。他著作丰富、学识渊博，对城市有独到的见解。本文对他和他的学术思想作了简要而系统的介绍。全文共分五段:一、个性特征；二、城市观；三、区域观；四、规划观；五、对现代城市建设成就的评价。今年是芒福德诞辰一百周年，本刊将连续发表这篇文章，以志纪念。

——编者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是一位具有世界声望的城市问题理论家，他的学术对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曾应欧洲一些国家的邀请参与研讨城市规划方案和城市某些重大矛盾的具体解决措施，他于1938年出版的《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并作为在法西斯占领下的波兰、荷兰和希腊地下城市规划学校的教材，其中有一本被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保存下来并带回华沙。

他著作丰富，一生撰写了三十多本书和一千余篇论文及评论。然而到目前为止，被译成汉语的只有一本《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原著于1961年出版，汉译本由倪文彦、宋俊岭翻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因而，许多中国城市规划师虽然对他的名字似有所闻，却对他的学术思想知之不多。

我之所以想研究他、介绍他，主要的倒不是因为他的著作在中国介绍得太少，而是因为他的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历和富有魅力的个性．这些，使他能以犀利的目光审视西方城市的发展，并以独到的见解作出分析、判断，这对我们正确了解西方城市的发展因果、借鉴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教训，将有极大的好处。

一、个性特征（一）一棵独立的大树

作为一个私生子，芒福德从小跟随母亲在纽约她的继父家生活．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也从来没有问过谁是他的父亲，直到他42岁时，在他夫人的坚决请求下，才从母亲那里得知这一秘密。芒福德这个姓来自一个在他出生前12年和他母亲结婚、以后又抛弃她的英国人，因而，他的姓丝毫也没有反映他的血缘关系。

继外祖父家的生活贫困，情趣不高，终日酗酒、赌博。他感到孤独、不满。在他十几岁时，他就决心有计划地学习，做另一种人，过有意义的生活。

他喜欢观察周围人家的生活。在孩童时期，他就在周末随继外祖父走遍曼哈顿：记录邻里生活，研究建筑、桥梁和街道，采集当地的标本作业余的地质调查。1915年，他第一次读到了苏格兰城市规划理论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 1854—1932）的名著《演变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 1915），深深地被格迪斯的理论所折服，认为研究城市要像生物学家对待自然环境那样把城市纳入更广阔的区域环境中去。他当即中止了大学学习，把整个曼哈顿作为他的大学，他在记录本上写道：“我当前的生活兴趣就是探索和记录城市”，要“像达尔文研究生物遗传的机理”那样去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机理”，以证实城市的演变。以后，他在多所大学选修他认为有助于研究城市的课程；虽然他获得了足够毕业的学分，但是他从来没有去领取任何学位，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他终生尊称格迪斯是他的导师。他们相互尊重，相互通信，并多次见面。然而，他们未合作共事。也许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点：一样主张从实际调查着手研究，一样勤于思考，一样在科学面前不顾个人情面，一样自信，一样倔强。

正是因为这种求实而倔强的性格，芒福德著作中的所有实例都是他亲自调查研究过的；他的论点都经过深思熟虑，往往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不从众、不媚俗、不屈从于权贵。

他是一位激进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他认为，美国应进行一场“革命”，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体系，使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福利而不是私人获益；变土地私人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公民有权要求政府保证每一个公民的收入不低于某一最低限额。他甚至把他自己的主张称为“共产主义”。然而，他不赞成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主张由一批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来领导这场“革命”，其目的不是建立红色政权，而是“更人道的”“绿色共和国”。

（二）二十世纪盛大事件的积极参加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芒福德还是一个年仅18岁、醉心于研究城市问题的大学生。他无心投入这场战争，支持美国不卷入战争的立场。然而，美国终于参战。1918年2月，他被征参加海军，学习电讯业务。同年11月，学习尚未结业，战争就结束了。

如果说芒福德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被动的，那么，他参加以后的各次重大事件都是自觉的。这说明他的思想认识已经成熟。

从2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到3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猛烈冲击着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芒福德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社的工作保证了他的稳定收入，然而，动荡的社会促使他思考社会的前途。他不像有些人那样盲目乐观，以为危机很快就会过去；也不像有些人那样悲观而一筹莫展。早在1928年，当大城市开始出现失业时，他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将被迫思考得更活跃些、现实些：人们将遭受苦难，但思想将繁荣。”他认为，美国已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十字路口，危险和机会并存。他的激进思想使他不赞成罗斯福的“新政”，他批评罗斯福“作为一个用说教治病的人，他无可挑剔，而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毫无用处，因为他不相信动手术”。他认为他在区域规划方面的研究为一场激进的运动奠定了基础。他的主张没有得到任何政治力量的支持。于是，他决心把他的精力用于撰写《重整生活》（Renewal of Life）丛书：《技术和文化》（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1945年8月6日傍晚，他从收音机中听到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使他大为震惊。尽管杜鲁门总统宣称这会缩短战争，而他却指出：“显然，他不会不想到这也会缩短人类的生存。”

他在1946年初和为数不多的人一起要求政府停止原子武器的试验，销毁全部现存的原子弹并宣布准备接受联合国对原子武器和原子能的监督和控制。他认为，由于美国已经拥有原子弹，因此，“我们有责任在保证世界安全上起带头作用”。在对政府和军界呼吁无效的情况下，他把他的工作转向科学界。40年代末，他呼吁在联合国的倡议下，召集一次世界科学家大会，就原子战争可能对人类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后果作出如实的报告。然而，除少数科学家外，多数科学家始终保持沉默。芒福德反对原子武器的活动在麦卡锡主义下被贴上了叛国的标签，甚至有人指责他曾经是一个共产党的组织者。1950年，他对美国人民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他的同胞“不要如此恐慌，不要把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当作外国势力的代理人……没有什么东西像我们中最坏的叛徒现在那样怀疑本来无可怀疑的人更有损于美国的安全和正确判断”。

他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认为“这完全是猪湾灾难的再现，它只能以另一次奠边府战役告终”。他支持马丁·路德·金争取黑人民权的斗争。

他对美国政府许多政策的批评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他的写作。然而，这些活动也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并决心用自己的方法去促进社会进步。

（三）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

芒福德是何许人，其说不一。有人说他是城市规划师，有人说他是作家，也有人说他是社会学家、人文学家、建筑学家、城市史学家……这些说法都是有根据的。

1909年，他打算当工程师而考入斯特伊弗桑特中学（Stuyvesant High School）；1912年他又决心做一名作家而进入纽约城市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1915年他读到了P. 格迪斯的新作《演变中的城市》，开始了他自我发展研究城市的人生道路。他选修过许多大学的课程，为的是以更丰富的学识为基础去研究城市，而不受大学院系设课范围的限制。他写过剧本、诗歌，评论过文学、时势，当过杂志编辑，当过大学教授。他教过建筑史、城市史、艺术史、宗教史、城市规划、美国文学……他认为自己是通才，当有学生问他的专长是什么，他笑答：“万事教授。”

他所以关心万事，是因为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城市是社区权力和文化的最集中点，生活散射的各种光芒在这里全面聚焦，并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和意义。城市是社会整体关系的形式和标志。”“思想体现在城市中，而城市的形式又转而影响思想。”他主张：“有必要在一种更合理的人道基础上重建世界”，并把这种主张体现在他的城市规划理论中。他坚信：“城市一旦消除了它有史以来的固有缺陷，它将来发挥的作用将会远超过历史上所发挥过的作用。”

我愿意称他为城市问题理论家是因为他的丰富学识始终环绕着一个中心主题——认识城市，改造城市。以多学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城市观正是他的学术魅力之所在。

二、城市观

芒福德始终是从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认识城市的，因而，他倾注全力于研究文化和城市的相互作用。他认为：

城市是大地的产物。它们反映了农民在支配大地时的技巧。从技术上讲，它们只不过是进一步运用了这些技巧使土地变得更有成效：使家畜受到更安全的保护，使灌溉农田的水系得以调整，为谷物提供仓库。城市是起源于农业定居生活的标志。乡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影响着城市。牧人、樵夫、采矿者的知识通过城市精化为人类历史中的持久要素：纺织品、奶油、护城河、堤坝、管乐器、车床、金属、珠宝……最终都成为城市生活的工具。

城市是时间的产物。人们的一生在这个模子中冷却、凝固，把那些可能会随着生活一起消失的时刻以及他们生后将销声匿迹的革新或广泛参与，通过技艺，留下永久的痕迹。在城市中，时间变成可见的东西。这种时间结构上的多样性使城市部分避免了当前的单一刻板管理以及仅仅重复过去的一种韵律而导致的未来的单调。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复杂融合，城市生活就像劳动分工一样具有交响曲的特征：各色各样的人才，各色各样的乐器，形成了宏伟的效果，无论在音量上还是音色上都是任何单一乐器无法实现的。

城市起因于人类的社会需要，并使这些需要的表达方式和方法变得更强烈。在城市中，外来的力量和影响相互混合，它们的冲突和协调对于推进城市的发展都一样重要。互不相同的人，互不相同的兴趣和互不相同的信仰将打破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的传统束缚。在城市环境中，机械的震动会产生社会的结果；而社会的需要会转化为发明创造，这将导致工业和政治进入新的试验渠道。

这种动态的、社会学的城市观使芒福德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城市发展史。他的两部力作《城市文化》和《城市发展史》，前者用了60%、后者用了100%的篇幅，阐明了这个问题。

根据他对西方城市的考察、研究，他把城市的发展概括为6个阶段：

第一阶段：原始城市（Eopolis）农业村庄是城市的原形。它们的防御设施、贮藏设施、生活维护设施都是城市的基本内核。直到现在村庄依然是新城市得以不断产生的根。它们的形式和内容比城市持久。城市产生前有村庄，城市消亡后还有村庄。第二阶段：城邦（Polis）村庄或血缘集团聚集在一起有助于防止掠夺。那里往往有共同的圣祠和共同的集会场所，大社区中的特殊产品和技艺可以在定期的市场中进行交换。劳动的系统分工和部分功能的专业化使产量增长。于是有了剩余的手工产品和粮食，发展了商业和手工业。在早期的沿河文化中开始出现机械加工，有了水力磨坊、铺装道路和轮车。

剩余的能量和剩余的时间使人们从仅仅为了活命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有可能锻炼身体、思考问题，发展科学、艺术、医疗卫生和理论研究，开始有了数学、天文学和哲学。

然而，城邦依然是家庭的集合体，家庭组织不仅盛行于农业，也同样盛行于手工业。城邦和村庄保持着季节性和其他形式的人口流动和联系。水、建筑材料、食品、主要原料依然依靠本地区。非永久性建筑逐步变为永久性建筑，并反映出对生活、对万物的集体情感。生活方式虽已分化，但还是同质的。

第三阶段：中心城市（Metropolis） 是在差别不大的村庄或村镇群中出现的一座城市。这种城市往往利用优势的战略地位、大量的饮用水源、有利的防守地形、较好的可耕地、较易控制的陆路或水路、较安全的港湾等条件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居民，发展成为中心城市，或称“母城”。

该城市和其他区域发展贸易。随着大量外地商品的输入，促进了文化交流、新发明和打破常规，从而大大释放出文化的力量。新的社会形态的缺点也相伴而行，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却损害了农业，出现了无地的劳动力出卖者，工业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商人和银行家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个人主义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凝聚力而未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就像柏拉图时代的雅典、但丁时代的佛罗伦萨、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和埃默森时代的波士顿。

第四阶段：巨型城市（Megalopolis）城市在资本主义神话的作用下，规模和权力愈来愈大，生产和分配手段的拥有者使生活的其他特征都从属于他们的获利和显示财富，使城市开始衰退．用军事手段掠夺物质财富；用贸易、法律程序取得财政控制。离农业基地愈来愈远，供应线愈来愈脆弱。权欲削弱了生活其他方面的魅力，助长了侵略性企业和企业性侵略。当道德感无足轻重，求知欲却日益显得重要。为了赚钱，在艺术、文学、建筑、语言等方面也出现了标准化倾向。机械复制代替了原来的艺术；庞大代替了造形；体量代替了意义。机械论在一切部门都取得胜利：被动、手工无用论、官僚主义。生活的所有部门都崇尚抽象的量：最大的纪念碑、最高的建筑物、最贵的材料、最大规模的食品供应、最多的崇拜者、最集中的人口数额。教育也在求量，填鸭式和百科全书式教育处于主导地位；包罗万象的巨型城市，是具体化的百科全书，也主宰着一切．知识脱离生活，工业脱离实际需要，生活自身也在解体、失去特色，最后变得杂乱无章、虚弱不堪。其代表是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公元2世纪的罗马、10世纪的拜占庭、18世纪的巴黎、20世纪的纽约。

城市从一种联合的手段、一种文化避难所变成瓦解的手段，并日益构成对文化的威胁。较小的城市也被纳入巨型城市的网络：它们仿效巨型城市的恶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们没有大城市中仍然保留的较高层次的学习机构。暴力威胁日益增长。随着力量的积累和规模的增大，情况愈来愈糟。

第五阶段：专制城市（Tyrannopolis）在经济、社会舞台上普遍呈现寄生现象。由于财政的原因，较高层次的文化活动陷于瘫痪状态，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包含着炫耀和铺张。政治变成了各个集团对财源的争夺。掠夺性的手段取代了贸易和平等交易：赤裸裸地剥削殖民地和腹地；商业萧条周期加快，军事工业大发展。经济和政治的统治者已经顾不上仅有的行政礼仪：争官、争权、搜刮钱财、吹牛拍马、裙带关系，贪污、勒索在政府和商务中盛行．道德全面沦丧，不负社会责任：每一个团体、每一个人，见什么拿什么。生产阶级和消费阶级的鸿沟扩大。不断增加的流氓无产阶级，要面包、要机会、过分强调群众运动。生活的每一个部门都盛行挂名职务。武装的暴徒和堕落的军人索取“保护费”。有组织的掠夺和敲诈是商业和市政企业的“正常”附属物。统治者的行为犹如罪犯，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受到尊敬。

内部的和外部的帝国主义战争导致饥饿、疾病流行，生活伤风败俗，对未来失去信心。城市和国家破产，企图以对外战争为手段来建立秩序。出现暴徒专政（希特勒、墨索里尼）。

第六阶段：死城（Nekropolis）战争、饥荒和疾病破坏了城市和乡村。城市只剩躯壳。那些留在城市中的人已无力进行原有的市政服务或维持原有的城市生活。街道失修，杂草丛生，水管干枯，商店空空荡荡。在偏远的村庄依然保持着古老的文化，虽然也有所崩溃，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巨型城市先是变成一个栖身的巢穴，继而他的居民逐步离散。废墟被沙土覆盖，如巴比伦、尼尼微、罗马。

虽然芒福德对城市的发展阶段作了上述概括，他对城市的未来并没有持悲观的态度。他认为，只要人们改过自新，城市是可以复苏的。他在1972年获得美国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发表即席讲话，借用《圣经·约拿书》中的故事，把自己比作约拿：尼尼微人奢靡无度，上帝派约拿去那里宣布“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里的人们及时悔改，从而免遭灾祸。

他指出，历史上所以布满了各种社区的葬身之地，是因为它们没有学会和自然以及其他社区协调共处的艺术。他提醒人们不要把理性分析的逻辑阶段系统和生活现实混为一谈。生活的现实和文化的现实表明，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统一尺度的层迭块，有些部分会分裂为自成体系的小块。一种文化的衰败过程往往出现在它的中期。突发的灾难和伤害都会使正当中年的文化走向衰老。同样，最机械化的文化在其最终阶段也能返老还童。即使发展到巨型城市阶段，文化并不仅仅局限在世界型城市中，即使在专制城市的最后状态，专制也只能部分有效。在偏远地段，不论是政府、是军队、还是文化机构都不能控制一切。在城市和村庄中依然存在着其他的记忆、其他的背景和其他的希望；虽然有外在的专制枷锁，它们基本上未受限制。在巨型城市经济的全盛时期，某些区域中心依然部分处于运转循环之外：某些事业的失败、某些机会的丧失、或某种生活价值的坚强信念，都会使它们未能享有大城市的虚假增长和繁荣。一旦专制城市加速衰退和瓦解，大城市沦为废墟，这类中心虽然受到震撼，但仍然继续存在，一旦消除了大城市及其政治、经济管理专制体系的重负，它们会生活得更健康。在意大利的古罗马文化瓦解以后，马赛和其他一些普罗旺斯城镇就发挥过这种功能。这一事实，以及它们和拜占庭、阿拉伯属地的密切联系，使它们在中世纪初期普罗旺斯文化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市的生命过程在本质上不同于一般高级生物体。城市可以局部成长、部分死亡、自我更新。城市文化可以从遥远或长久的孕育中突然新生；它们可以借助于多种文化的寿命来延续它们的物质组织；它们可以通过移植其他地区健康社区或健康文化的组织而显现出新的生命。

总之，文化的根很深．即使疾病使冠部枯萎，基部还会另发新芽，这些新芽有时会繁盛地长成新的枝干和冠部。当一座城市发展到巨型城市阶段，显然在走下坡路，这就需要社会作出极大的努力去克服这种惯性，改变运动的方向，制止原有的解体过程。

重构大城市仅靠制定当地的交通规划或建筑法规等等是不够的，必须改变大城市的基本经济模式：必须制止人口增长，不再增加造成拥挤的机械设施，制止建成区的不断蔓延，制止难以控制的巨大和不合理的“宏伟”。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心人和陶冶人。如果说今天的社会已经瘫痪，这不是因为没有改变的手段，而是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目标，就没有方向，没有一致，也就没有有效的实际行动．

显然，芒福德对于城市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也有相当深度，这对我们很有教益。但是并不能说，他的理论无懈可击．譬如说，他把不同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的城市交错编纂成一个统一的城市发展阶段系统，这在逻辑上显然不够周严。这就使他不得不要求人们“不要把理性分析的逻辑阶段系统和生活现实混为一谈”，而且，也使他对城市有可能返老还童的解释，现象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使人难以捉摸。

其实，城市集中反映了社会的整体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城市。因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造就了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每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兴衰以及城市自身所处自然、社会条件的变化，影响着城市的兴衰。城市的发展阶段和城市的兴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概念的混乱就可能引起逻辑的混乱．

然而，我们不必苛求芒福德。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思想方法，这是正常现象。如果我们强求一致，不仅办不到，而且会使自己作茧自缚、闭目塞听，失去吸取外来营养的机会．

在芒福德关于城市的论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城市发展前景的看法。

在1938年出版的《城市文化》中，他已系统地阐述了城市发展的6个阶段。可以看出，他对巨型城市、专制城市和死城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专制统治的影响。但是，这并非出于一时冲动的即兴之作，而是他通过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有较深刻的认识。因为直到1970年，他照旧坚持原有的看法。他在《城市文化》再版前言中写道，他的这种认识“仍然处于现行思想的前列，因而在再版时我丝毫不犹豫地未改一个字”。

正是有这种坚定的信念，他才提出警告，“必须改变大城市的基本经济模式”，“没有目标，就没有方向，没有一致”，“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心人和陶冶人”。虽然他在这方面，除了寄希望于人类的良知外，未能拿出任何具体方案，但是，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因为，他所说的“关心人和陶冶人”的“基本经济模式”，实际上已经涉及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推论是可信的，求证却十分困难。至今，有谁能说得清楚！

在当今世界上，许多人还陶醉在资本主义制度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的美梦之中，身处西方世界的芒福德却勇敢地向世人敲起警钟。世界上曾有不少有识之士用毕生的精力探求真理，向这道难题冲击，虽然目前尚无答案，他们都是令人尊敬的英雄，其中应该包括芒福德。只要有人敢于不断向这道难题冲击，答案终究会找到的。

作者：金经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文首发于《国外城市规划》（《国际城市规划》曾用名）1995年1期，pp51-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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