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文章之前，菠萝想问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
一种东西，这是你的，但别人经常用，自己不常用，请问是什么呢？想必大家已经猜到答案了，没错，就是“名字”。
我国是一个重视名分和宗法的“礼仪之邦”，姓名不仅是代表个人的符号，更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
清代唐甄在《潜书·名称》中说：“名者，序长幼，辩贵贱，别嫌疑，礼之大者也。”
像《红楼梦》中人物的名称，其谐音都有着特殊的含义，如“甄士隐——真事隐、霍启——祸起、娇杏——侥幸……或讽刺，或感叹，或暗示，极具艺术魅力。
菠萝最近在阅读当代作家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发现老爷子在“借名传情”这方面可以说是继承了曹公的衣钵。虽说在阅读时我们记得最清楚的通常是书中人物的名称，可它们也恰恰是被我们忽视的存在。和精彩绝伦的故事情节相比，人物名称仿佛就是一串毫无意义的编码，但是，作为人物角色的另一张脸，“名字”对于作者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代号这么简单。
今天，就让我们以《汪曾祺经典作品集》为例，从3个方面，浅析命名在其文本中的多重作用，以便更好地理解汪曾祺在其作品中蕴藏的深刻文化内涵。
汪曾祺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形式主要分为3类：
第一类是有全名，即既有字又有名，如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沈沅、高北溟、王淡人、季甸民、云致秋、赵宗浚等；
第二类是只有简称的，如叶三、陈四、王二、薛大娘、老汪、老吕、关老爷、赵所长、戴车匠、老锡匠等；
第三类是只有绰号的，诸如陈小手、陈泥鳅、八千岁、宋侉子、詹大胖子、高大头等。
由此可以看出，汪曾祺给人物“命名”时，不仅会根据人物在社会上所处的身份地位，还参照人物的自身的性格及其人品。所以，对于作家来说，“名字”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区别身份。
“全称命名”形式
作用：既表达了作者对 “知识分子”的崇敬，又暗示了其对“道貌岸然”之徒的鄙夷
一般来说，对于医生、画家、教师等知识分子，汪曾祺均以姓、名皆备的全称为其命名，如画家季匋民、教师高北溟、医生王淡人等。
全称命名方式与人物在社会中所具有的较高的身份相称，表明人物在集团中具有受人尊敬的地位。
但即便对于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人，汪曾祺也不是一概而论，他在为人物命名时也同时会依据自己的主观情感，依据不同的语调，使“命名”同时隐蔽性地负载起作者价值评判任务。
比如对于情操高尚的“我”的老师高北溟的命名依据这样的语调:“校歌的作者是高先生……先生名鹏，字北溟，三十后，以字行。”三字一停顿的语调充满着“我”对老师的尊敬之情，在读者心中树立了一位端庄正直的君子形象。
而对于这一阶层中的“假”人物，汪曾祺也充分发挥其“命名”的技巧，如对于他所贬斥和讥讽的《金冬心》中的读书人金冬心，一开篇即是一大段毫无意义的“敬称”：
“召应博学鸿词杭郡金农字寿门别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龙梭仙客、苏伐罗吉苏伐罗，早上起来觉得很无聊。”
汪曾祺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金冬心如此多的各式各样的名号，想表达的是恰恰是自己对金冬心沽名钓誉行力的厌恶，看似是夸赞，其实是毫不留情的嘲弄。 “反讽”手法的运用，既暗示了作者对金冬心的态度，也奠定了全文的叙述基调。
2 “简称命名”形式
作用：既表现汪曾祺对于“民间”的热爱，又表现其对“政治”的疏离
对于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汪曾祺多以简称命名，诸如叶三、王二、薛大娘、老汪、老吕、关老爷等。
以上这些极为“口语化”的人物名称， 无形中缩短了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产生一股亲切感，觉得这些人物不再是和自己一样有血有肉，是真真切切的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人。
除了缩短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口语化”的命名形式也暗含了汪曾祺对民间风俗文化的热爱。
汪曾祺老爷子曾说过，“我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
然而，汪曾祺有多爱“风俗”，就有多厌恶“政治”。对于来自“官方”的有政治身份的人，汪曾祺一律以简单的以“姓+职务”的方式为其命名，很少给人物以正式的名字。
如“一个姓胡的支书”，“调来一位新所长，姓赵”，然后就在文本中称之为“胡支书”，“赵所长”。其实，这种命名方式恰恰反映出汪老爷子的创作意图，他想塑造一个完全脱离政治体制的世外桃源，他之所以如此疏远政治，就是为了避免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政治身份的人往往极少出场，即使真的出场，描写时也是简略将其一笔带过，甚至连正式的名字也没有。
汪曾祺评论别人小说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尤其坏的是《小竹》里的丈夫。温文而雅，眉清目秀。但是一个坏透了的伪君子，惯用软刀子杀人，手段狠毒，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整人，不显山不露水地把一个喜欢小竹的青年一再调动，调到无法生活的边远地区去。这样的人会不断地得到提升。这种人的名字叫做‘干部’”。
从这段近乎于刻薄的文字从，我们不难体味出汪曾祺对于“干部”这一类人物的憎恨之情。汪曾祺始终相信
“权这个东西是个古怪东西。人手里有了它，就要变人性”，也正因如此，在他的小说中，干部们是连名字都不配拥有的。3“绰号命名”形式
作用：既表达了汪曾祺对人物的称赞，又表现出汪曾祺对人物的鄙夷
绰号就是根据某人身上的一些特点，给其取一个代表性的称谓。绰号是人名的另外一个类型，相对于大名，绰号有更多的戏谑、讥讽和挖苦的成分。
汪曾祺小说中人物的绰号有两类来源：一类着眼于人的相貌特征，如詹大胖子、高大头等；另一类是根据人的性格、品质等特征，如宋侉子、八舅太爷等。
一般而言，汪曾祺在文本中会专门对某个绰号的来历加以交代。如关于“宋侉子”的来历，作者是这样叙述的：
“宋侉子是个怪人。他并不侉。他是本城土生土长，说的也是地地道道的本地话。本地人把
行为乖谬，悖乎常理，而又身材高大的人，都叫做侉子(若是身材痩小，就叫做蛮子)。宋侉子不到二十岁就被人称为侉子。”对“八舅太爷”的绰号也有一番解说：“把不讲理的人叫做‘舅舅’，讲一种胡搅蛮缠的歪理，叫做‘讲舅舅理’。”
汪老爷子在给人物起绰号时也是脑洞大开，在他的小说里，既有“宋侉子”，“八舅太爷”这类口语化的外号，也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类充满文学艺术性的绰号。
话说西南联大有一个学生名叫金昌焕，怎么说也算得是有身份的人，却有绰号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大家为什么这样叫他呢？因为这个人有许多怪异行为，其特异处有以下几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一绰号，不仅暗示了人物的身份，即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表明作者对该人物不良品行的鄙夷，为下文写他的偷窃行为作铺垫。
在汪曾祺笔下，一个简单的名字就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作用。该绰号不仅形象地概括了书中人物的外貌和性格特征，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这种命名方式因其符合民俗心理而传达出更多的文化意味。
写在最后
从以上三点来看，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并不仅仅只是用来区分的符号，还暗藏作家对于人物的隐喻， “命名”悄悄地参与到作品的构成中，成为作家用来表达倾向的重要艺术手段。现在看来，要想真正理解作家在书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我们在阅读就一定不能忽视人物名称这一重要线索。
汪曾祺《汪曾祺经典作品集》河南文艺出版社
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红莉《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北京大学出版社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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