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燈，一個帶著悠遠與蒼茫氣息的名字，或許對大多數人而言，都是陌生的。它是湘西苗族地區一個窮困原始的村寨，雖距旅遊名城鳳凰不過三十二公里，但陡峭的山路和荒蕪的原野幾乎讓其與世隔絕。很少有人問道於此，它保持著原有的貧瘠與安寧。
在苗語中，“涼燈”的大意是老鷹落腳之處，由此可知其高與險。這個幾乎被人遺忘的角落，卻在十幾年前吸引並收留了一位因失戀而暫避現實的青年畫家。此後的十餘年裡，他不斷重返此地，用水墨、油畫、素描、攝影和雕塑描繪這座苗寨裡的風土人情，也用文字記錄下它的時序流轉和社會變遷。
黃於綱，畫家，1980年生於湖北石首，湖南桃江人，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自2003年至今，持續關注湘西鳳凰縣山江鎮涼燈和千潭苗寨，創作各類繪畫作品一千餘幅，出版有日記集《涼燈：山這邊的中國》。
畫者黃於綱選擇了一條別樣的藝術之路，企圖在這片偏僻寧靜的大山裡，找到內心的安頓和靈感源泉。他以涼燈為題材的藝術創作，讓許多人慕名而來，也讓這個古老的苗寨接上了現代藝術的通道。涼燈成為黃於綱離不開的第二故鄉，他發現了涼燈，涼燈也因他而為世人知曉。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涼燈：那塊田裡長出來的畫
就在一個月前，黃於綱以“涼燈：那塊田裡長出來的畫”為主題的個人畫展在北京開幕，他從上千幅涼燈畫作中挑選出百餘幅水墨和油畫，分門別類地裝訂上牆，一些巨大黝黑的畫幅如同一個個深不見底的黑洞，將人的目光往裡面吸引，需要仔細端詳，才能辨清黑暗中的人物和陳設。
黑是黃於綱涼燈畫作的主色調，也是當地的真實生活寫照——全寨的房屋都是一層的土牆瓦房，燻黑的低矮房屋裡，光線普遍黯淡，柴灶、火塘、床鋪和少量傢俱擠挨在一起，苗寨特有的黑色蚊帳和壽器也增添了黑的濃度。無論白天夜晚，屋內都沒有太明亮的光線，但黃於綱善於在黑暗中捕捉人與物的光影，發掘人性的溫暖與堅韌，他甚至曾深入地下五百米的煤炭礦井中去描繪礦工——那些繁華盛世中的真正“底層”。
《一家人》黃於綱，布面油畫，120cm×150cm，2012年
黃於綱在日記中寫道，“苗族土屋裡黑乎乎的，像有靈魂在吸引我……每戶人家黑的情調不一樣，有悲涼、有孤獨、有安靜、有幸福，每天的光線和季節變遷都會對這些情調產生重要影響，而我對它們的依戀卻愈發重了。”他的畫作並不完全寫實，而是跳開對象，產生心中的形象感受，一景一物都從真實變為抽象，他說，“畫畫不是畫對象的表面，需要將對象的魂畫出來。”
為了將涼燈苗寨的原始風貌傳達給畫展的觀眾，黃於綱將當地的一塊農田掘地一尺，把帶著稻茬和青草氣息的泥土，用幾輛卡車輾轉千里運到北京，鋪滿整個展廳。所有來參觀者都可以踏在涼燈的土地上，“切膚”感受它的溫度和質地。他還搬來了一些涼燈人用的桌椅板凳、碗櫃、門窗、蓑衣和蚊帳，並把稻穀裝進櫃子裡，最大限度地從視覺、嗅覺和觸覺上還原涼燈的生活狀態。
苗鄉人對土地有深情的眷戀，儘管當地屬於喀斯特地貌，土地並不肥沃，但無論風調雨順，還是趕上災年，他們都日復一日地在土地上辛勤勞作，不悲不懼。儘管黃於綱與那塊田地的主人已經非常熟悉，但當他提出想把泥土運走，並承諾會再帶回來，那位淳樸的老婦人還是心有不捨。這塊世代耕種的土地，無論豐歉，從沒有離開過涼燈，但經人勸說後，她還是含著淚勉強同意了，這讓黃於綱心裡很不好受。
一些村民卻羨慕地說，“土命比人命好”，人一輩子沒離開過大山，土卻能去到北京。質樸的話語讓黃於綱備受感動，這片給予他藝術滋養和情感寄託的土地，並沒有向他索取什麼，而是包容著他的想法和創作。他帶著六位苗鄉人來到北京，邀請他們參加自己的畫展，但他們卻很實在地提出，想先去看看天安門。
尋找自己的“塔希提島”
或許對大多數人來說，偏遠的苗寨涼燈代表著貧窮、落後、原始和荒蕪，但在黃於綱心裡，涼燈卻是遠離都市繁華與喧囂的淨土。從小在農村長大的湖湘子弟黃於綱，並不喜歡由鋼筋水泥和陌生人群構築的城市，他更傾心於淳樸自然、溫情脈脈的鄉野，但城鎮化的加速已經讓這樣的地方越來越罕見。
2003年冬天，正在中央美術學院就讀的黃於綱因為失戀，一個人背起行囊拿著四百塊錢上路，從北京坐了24個小時的火車到湘西，循著沈從文的足跡來到鳳凰，想找一片純樸的地方畫畫。經人指引，他翻山越嶺，徒步4個小時，終於找到了涼燈古寨。
《涼燈：山這邊的中國》
版本：巴別塔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9年3月
這是一次讓他怦然心動的偶遇，這片沒有被工業汙染的土地，以及苗鄉人的古道熱腸，讓他迅速尋回童年的記憶，他將眼前所見與沈從文筆下的人物風景重合在一起。他覺得涼燈就是自己的塔希提島和阿爾村莊，他願意將自己的藝術生命放在這裡肆意滋長，等待花開果熟。
2006年，黃於綱以涼燈為腳本的作品《年關》，記錄下苗寨過年的悲歡離合，這個小視頻他花了八千多張手稿去完成，畫完之後再上色，最終獲得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創作一等獎，以及中國學院獎最佳美術設計。畢業前夕，系主任讓他在片尾鳴謝幾位領導和一些不相干的人，他說，“對不起，你提的這些人我一個都不會感謝，我只感謝涼燈的父老鄉親。”
這種耿介不阿的性格，讓他既不可能留校，也不願意去求職。在靠辦美術培訓班把學校的學費和欠同學的錢還清之後，他揹著畫具和黃賓虹、林風眠等人的畫冊上路，去尋找他心目中大師筆下的風景。黃於綱走遍了陝北、西北、西藏和江南，但無論走到哪裡，涼燈始終是他心頭的牽掛。
他每年都要在這裡住上兩三個月，2010年後，他乾脆與未婚妻常駐涼燈。他帶著僅有的七萬塊錢，買好了顏料和畫布，準備在這裡紮根生活和創作。一對漢族夫妻要融入苗鄉並不容易，苗族據說是蚩尤的後代，因與黃帝戰敗而向南遷徙至此，歷史上屢次發生過漢人殺苗、排苗事件，讓苗鄉人對外人頗有戒心。
語言不通、習俗迥異、生活條件艱苦，這些都足以構成現實的挑戰，但黃於綱夫妻倆下定決心，置辦了簡陋的生活用品，開荒種地，每天走村串戶，記日記，攝像攝影、寫生素描。起初，涼燈人對這位北京來的高材生頗為好奇和尊重，但隨著他畫的老人逐漸凋零離世，當地的巫師開始警告村民，不要讓這個外來人畫像，否則會被他攝取魂魄。
黃於綱尊重村民的意願，但他率直豪爽的性格和與生俱來的鄉野氣質，讓他很快融入了這個部落，贏得了大家的信任。他每次到村民家畫像，都會給畫中人“模特費”，雖然錢不多，但對貧窮的村民來說也算一筆額外收入。每家每戶的紅白喜事，他都主動去參加，和大家一起喝酒聊天。漸漸地，人們發現這個外來人與自己並沒有什麼不同，但他能寫會畫，還能幫他們處理一些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的事情，並帶來一些遊客。
在涼燈找到生命的驚喜
這個只有幾百來人的苗族村寨收容了黃於綱，而他靠著日積月累的繪畫和寫作，也走出了一條風格鮮明的藝術之路。他的啟蒙老師、油畫家蔡吉民先生曾對他說，“真正的美術作品首先是個人風格要明朗”。而他自己認為，對當代藝術來說，你可以不知道他畫的是什麼，但是你一定要知道這是他畫的。
在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之前，需要“吃百家飯”。早在學生階段，黃於綱就對國畫、油畫、刺繡、石刻、雕塑、裝置、版畫等都產生過興趣，他想借鑑各種美術語言來形成自己的風格。在涼燈，他也嘗試了各種藝術手法來刻畫和表達他眼裡的人與物。
從2014年開始，他在北京、上海、長沙和涼燈共舉行了五次畫展，他的作品和行為藝術式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很多圈內外人士的關注，他的畫作也積累起越來越高的人氣，藝術評論界也對其不吝讚美之詞。十幾年過去，他早已不是那個到處流浪的落魄青年，但他仍將根基牢牢地紮在涼燈。
過日子，生火。
自始至終，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一個居高臨下的外來者，而是與當地人感受著同樣的冷暖和悲喜。在新近出版的日記集《涼燈：山這邊的中國》中，他記錄下在涼燈的日與夜，他“從一次次葬禮和婚禮裡，讀到宿命、輪迴、繁衍、傳承和頑強不息的生命力；從土娼和殘疾嫖客的故事裡，發現深沉厚重的大愛；從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留守老人的性需求問題、務工青壯年的生存問題裡，思考社會經濟演變與旅遊業發展對於當地村民帶來的影響；從天空、月亮、星星、稻子、雜草、小蟲、秋雨，蔬菜的生長、青蛙的屍體、布穀鳥的叫聲裡，找到生命的驚喜和生活的意義……”
黃於綱對村民從憐憫中生出敬重，他歎服於他們對生命不喜不悲的通達，迫切地希望通過自己的力量來改善當地的經濟和生活環境，但他又深感藝術家對於社會問題的無力。在明白自己的責任後，他堅持著自己對藝術的見解，相信情真意切是人品和畫品之首要，他在苗鄉人的日常裡尋找生活的溫度與人性的尊嚴。
黃於綱繪畫作品欣賞：
《打盹兒》
《空山》
《秋虹 草垛》
《秋月》
《求全的母親和孩子》
《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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