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奕訢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僅就本連載（《國家命運：1839-1911》）而言，其生平就涉及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譯署衙門》、《辛酉政變》和《洋務運動》四個分專題。筆者的安排是，在《譯署衙門》專題中為他闢專文，其它專題涉及他的內容則穿插在不同文章中。當然，這中間難免會有交叉，筆者儘量避免重複，不耽誤大家的寶貴時間。
恭親王奕訢，道光皇帝第六子，因多與洋人打交道，人稱“鬼子六”。上文已經說過，譯署衙門的設立，奕訢是核心關鍵人物。從譯署衙門設立到奕訢去世，雖然中間頗有波折，但晚清外交甚至朝野政局的大框架之上，都籠罩著他的影子。
1860年9月22日，僧王於頭一天在八里橋大敗，咸豐皇帝倉惶北逃熱河。恭親王奕訢被皇帝委以重任，與兵臨城下的洋人周旋。一番周旋之後，兩下終於罷兵言和。奕訢在呈給皇帝哥哥請求成立譯署衙門的奏摺中說：“竊謂大沽未敗以前，其時可剿而亦可撫；大沽既敗而後，其時能撫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戰守一無足恃，則剿亦害，撫亦害。就兩者輕重論之，不得不權宜辦理，以救目前之急。”【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1第5740-5741頁】這段話，應當是初涉洋務外交的恭親王最真實的心聲。那一年，他27歲。
1860年在北京與列強談判媾和的奕訢
中國舊時的對外關係，無非一剿一撫，而自此時直至去世，奕訢的外交生涯都圍繞著一個“撫”字。為了這個“撫”字，奕訢給自己的外交生涯定下兩個原則。
羈縻相安。所謂羈縻相安，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和局。當然，奕訢主張“探源之策，在於自強”。他本人是“自強運動”（洋務運動）最早的發起者和最積極的推進者。在他看來，與洋人平起平坐的前提是實力均等，這就需要舉國“自強”。但在技不如人的情況，為避免覆亡，忍氣吞聲是在所難免的。譯署衙門在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七（1862年5月25日）的奏摺中提出：“總之辦理外國之事，非恐決裂，即涉遷就，勢本難以兩全。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實未敢因避遷就之譏，致蹈決裂之害。”這正是奕訢外交策略最真實的體現。而譯署衙門在處理“夷務”上的委曲求全在朝野招致一片非議，恭親王不得不自我辯解道：“區區下忱，局外不能盡知，臣等亦不必求人之知。惟冀與內外大小臣工同心戮力，協恭和衷。矢臥薪嚐膽之忱，籌富國強兵之策。一二年後，將各省賊匪悉行掃蕩，俾普天率土重慶昇平，則海外么蠻自必不敢輕視。譬人之身，正氣充則邪自不入矣。惟有於要求無厭之中，設法稍加抑制，使之暫得相安，不致別生枝節。俟中國元氣稍充，再圖控馭之策。所謂能自勝乃能勝人者，此也。”【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第526-527頁】這一段，更是明白無誤地表明瞭其辦理外交時暫時隱忍，以圖後起的初衷和苦衷。
60歲的奕訢
奕訢在另一道奏摺中有一段頗為感性的陳述，似可看出其內心的無奈與悽苦：“無如事勢所迫，不能不因事制宜，兩害相形，則取其輕。臣等萬不得已之苦衷，是非局外人所能共諒也。”（同上書卷5第442頁）
“執定條約”。所謂執定條約，就是按條約約定的內容行事。奕訴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把條約與國際法聯繫起來的官員。他在處理中外關係上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凡事以條約內容為憑據。在與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他逐漸意識到“必重條約”：“臣等查洋人與各國連和，所以必重條約者，蓋以條約為挾持之具。故一事也，但使於彼有益，則必出全力以相爭，不載入條約之內不止。迨至入約之後，字字皆成鐵案。稍有出入，即挾持條約，糾纏不已。……臣等與各國辦事，彼族深險狡黠，遇事矯執。或條約中本系明晰，而彼必曲申其說；或條約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據以為詞。極其堅韌性成，得步進步。不獨於約內所已載者難稍更改，且思於約外未載者更為增添。”（同上書卷49第4659-4660頁）因此，守住條約文本有約定的內容這條底線，才是避免利益進一步損失的辦法。
同治三年陰曆年底，江蘇某地發生一起“涉外”案件，一個英國人和兩個“布國人”（普魯士人）在鄉村搶奪物品，與村民毆鬥，殺死殺傷村民三人，被百姓拿獲送交衙門。地方官相互推諉，不予受理。事情拖延了3天，結果，三個洋人死了兩個。根據不平等條約中“領事裁判權”的約定，洋人在華犯法，應送交其本國領事處理。收到譯署衙門的奏報後，朝廷專門在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1865年1月13日）明發上諭，要求各地遇不持有“執照”而擅入內地的，與華人發生爭鬥及其它違法行為，冒用他人“執照”或持有偽造、變造“執照”的洋人，“均著按照條約，拏交領事官懲辦”，並重申，“至中外一切交涉事件甚多，並著飭令該地方官，平時將各國條約悉心檢閱，不準視為具文漠不關心，致臨時多所舛誤。”（《清穆宗實錄》卷124）雖然此事涉及的是不平等的“領事裁判權”，但也可從側面證明，執定條約已經成為清政府對外交涉的一項基本政策。
恭親王作為譯署衙門的締造者，其外交思想與實踐直接影響和塑造了晚清時期的外交政策。而究其是非得失，那是見仁見智了。
辛酉政變後，奕訢被封議政王，身兼軍機處領班大臣、譯署衙門領班大臣、宗人府宗令和總管內務府大臣，一時權勢熏天。
隨著慈禧對朝廷的把控日益加強，最終羽翼豐滿，同治四年三月（1865年4月），奕訢被免去議政王頭銜，一擼到底。後在朝臣求情下，才保住軍機處領班大臣和譯署衙門的差事。慈禧發動的這場“小政變”雖然並沒有將奕訢完全排除出朝廷的權力中心，但其影響力與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語。
晚年的奕訢
光緒十年三月（1884年4月），慈禧突發懿旨，免去奕訢為首的所有軍機大臣職務，其譯署衙門大臣職務一併被免。恭親王徹底賦閒。史稱“甲申易樞”。
甲午戰爭前後，奕訢被再次啟用，負責譯署衙門並管理海軍，協助辦理軍務，後復入軍機處。甲午之戰，奕訢主和議。1898年6月27日（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九）上海《申報》刊載了一篇文章，稱光緒皇帝曾在這位67歲老人病重時前去探望，恭親王在病榻上對皇帝說：“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甲午之役，當軸者力主和議，會建三策：一、收高麗為行省，封韓王如衍聖公，優給俸祿，世襲罔替；二、遴派重兵，代守其國，以備不虞；三、以高麗為各國公共之地，俾互相鉗制，以免強鄰得所措手。時翁大司農（翁同龢-引者）已入軍機，均格不得行，惟一味誇張，力主開戰。以致十數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覆於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機會，德據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龍，法貰廣州灣，此後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農階之厲也。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三冊第381-382頁）該文作者稱其內容來自“天津採訪友人云”。叔侄榻前密語，外間何以得聞？文章的真實性值得懷疑。但這個觀點倒是與奕訢“羈縻相安”的“撫夷”原則一以貫之。著名近代史專家陳旭麓先生的遺作《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一書中，有這樣一段內容，可以反映奕訢其人的性格和政治觀點——“奕說：‘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請予鴻章以商讓土之權）。’”這裡有個小問題須說明，該書註解標註這段引文出自“黃遵憲：《馬關紀事》”。但《馬關紀事》是黃遵憲一組五言律詩，共5首。這5首詩中都沒有上述文字，且該組詩的篇前和篇後也沒有任何記事文字。這一點上顯然出了問題，應存疑待查。
綜觀恭親王一生的經歷，這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但從其幾起幾落的遭遇看，也難免有聰明反被聰明誤之嫌。在那個時代的中國，每個人都難逃這樣的命運。曾國藩在咸豐十年九月初十（1860年10月23日）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這樣評價奕訢：“恭親王之賢，吾亦屢見之而熟聞之，然其舉止輕浮，聰明太露，多謀多改。若駐京太久，聖駕遠離，恐日久亦難盡愜人心。
”（嶽麓版《曾國藩全集·家書》第一冊第851頁《致沅弟》）曾文正可謂識人！
康濤
2020年2月12日於北京無遺樓
閱讀更多 人心中的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