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仅就本连载（《国家命运：1839-1911》）而言，其生平就涉及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译署衙门》、《辛酉政变》和《洋务运动》四个分专题。笔者的安排是，在《译署衙门》专题中为他辟专文，其它专题涉及他的内容则穿插在不同文章中。当然，这中间难免会有交叉，笔者尽量避免重复，不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
恭亲王奕䜣，道光皇帝第六子，因多与洋人打交道，人称“鬼子六”。上文已经说过，译署衙门的设立，奕䜣是核心关键人物。从译署衙门设立到奕䜣去世，虽然中间颇有波折，但晚清外交甚至朝野政局的大框架之上，都笼罩着他的影子。
1860年9月22日，僧王于头一天在八里桥大败，咸丰皇帝仓惶北逃热河。恭亲王奕䜣被皇帝委以重任，与兵临城下的洋人周旋。一番周旋之后，两下终于罢兵言和。奕䜣在呈给皇帝哥哥请求成立译署衙门的奏折中说：“窃谓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就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5740-5741页】这段话，应当是初涉洋务外交的恭亲王最真实的心声。那一年，他27岁。
1860年在北京与列强谈判媾和的奕䜣
中国旧时的对外关系，无非一剿一抚，而自此时直至去世，奕䜣的外交生涯都围绕着一个“抚”字。为了这个“抚”字，奕䜣给自己的外交生涯定下两个原则。
羁縻相安。所谓羁縻相安，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局。当然，奕䜣主张“探源之策，在于自强”。他本人是“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最早的发起者和最积极的推进者。在他看来，与洋人平起平坐的前提是实力均等，这就需要举国“自强”。但在技不如人的情况，为避免覆亡，忍气吞声是在所难免的。译署衙门在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七（1862年5月25日）的奏折中提出：“总之办理外国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两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这正是奕䜣外交策略最真实的体现。而译署衙门在处理“夷务”上的委曲求全在朝野招致一片非议，恭亲王不得不自我辩解道：“区区下忱，局外不能尽知，臣等亦不必求人之知。惟冀与内外大小臣工同心戮力，协恭和衷。矢卧薪尝胆之忱，筹富国强兵之策。一二年后，将各省贼匪悉行扫荡，俾普天率土重庆升平，则海外幺蛮自必不敢轻视。譬人之身，正气充则邪自不入矣。惟有于要求无厌之中，设法稍加抑制，使之暂得相安，不致别生枝节。俟中国元气稍充，再图控驭之策。所谓能自胜乃能胜人者，此也。”【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526-527页】这一段，更是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其办理外交时暂时隐忍，以图后起的初衷和苦衷。
60岁的奕䜣
奕䜣在另一道奏折中有一段颇为感性的陈述，似可看出其内心的无奈与凄苦：“无如事势所迫，不能不因事制宜，两害相形，则取其轻。臣等万不得已之苦衷，是非局外人所能共谅也。”（同上书卷5第442页）
“执定条约”。所谓执定条约，就是按条约约定的内容行事。奕诉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把条约与国际法联系起来的官员。他在处理中外关系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凡事以条约内容为凭据。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必重条约”：“臣等查洋人与各国连和，所以必重条约者，盖以条约为挟持之具。故一事也，但使于彼有益，则必出全力以相争，不载入条约之内不止。迨至入约之后，字字皆成铁案。稍有出入，即挟持条约，纠缠不已。……臣等与各国办事，彼族深险狡黠，遇事矫执。或条约中本系明晰，而彼必曲申其说；或条约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据以为词。极其坚韧性成，得步进步。不独于约内所已载者难稍更改，且思于约外未载者更为增添。”（同上书卷49第4659-4660页）因此，守住条约文本有约定的内容这条底线，才是避免利益进一步损失的办法。
同治三年阴历年底，江苏某地发生一起“涉外”案件，一个英国人和两个“布国人”（普鲁士人）在乡村抢夺物品，与村民殴斗，杀死杀伤村民三人，被百姓拿获送交衙门。地方官相互推诿，不予受理。事情拖延了3天，结果，三个洋人死了两个。根据不平等条约中“领事裁判权”的约定，洋人在华犯法，应送交其本国领事处理。收到译署衙门的奏报后，朝廷专门在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1865年1月13日）明发上谕，要求各地遇不持有“执照”而擅入内地的，与华人发生争斗及其它违法行为，冒用他人“执照”或持有伪造、变造“执照”的洋人，“均著按照条约，拏交领事官惩办”，并重申，“至中外一切交涉事件甚多，并著饬令该地方官，平时将各国条约悉心检阅，不准视为具文漠不关心，致临时多所舛误。”（《清穆宗实录》卷124）虽然此事涉及的是不平等的“领事裁判权”，但也可从侧面证明，执定条约已经成为清政府对外交涉的一项基本政策。
恭亲王作为译署衙门的缔造者，其外交思想与实践直接影响和塑造了晚清时期的外交政策。而究其是非得失，那是见仁见智了。
辛酉政变后，奕䜣被封议政王，身兼军机处领班大臣、译署衙门领班大臣、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一时权势熏天。
随着慈禧对朝廷的把控日益加强，最终羽翼丰满，同治四年三月（1865年4月），奕䜣被免去议政王头衔，一撸到底。后在朝臣求情下，才保住军机处领班大臣和译署衙门的差事。慈禧发动的这场“小政变”虽然并没有将奕䜣完全排除出朝廷的权力中心，但其影响力与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晚年的奕䜣
光绪十年三月（1884年4月），慈禧突发懿旨，免去奕䜣为首的所有军机大臣职务，其译署衙门大臣职务一并被免。恭亲王彻底赋闲。史称“甲申易枢”。
甲午战争前后，奕䜣被再次启用，负责译署衙门并管理海军，协助办理军务，后复入军机处。甲午之战，奕䜣主和议。1898年6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上海《申报》刊载了一篇文章，称光绪皇帝曾在这位67岁老人病重时前去探望，恭亲王在病榻上对皇帝说：“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甲午之役，当轴者力主和议，会建三策：一、收高丽为行省，封韩王如衍圣公，优给俸禄，世袭罔替；二、遴派重兵，代守其国，以备不虞；三、以高丽为各国公共之地，俾互相钳制，以免强邻得所措手。时翁大司农（翁同龢-引者）已入军机，均格不得行，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第381-382页）该文作者称其内容来自“天津采访友人云”。叔侄榻前密语，外间何以得闻？文章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这个观点倒是与奕䜣“羁縻相安”的“抚夷”原则一以贯之。著名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先生的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可以反映奕䜣其人的性格和政治观点——“奕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请予鸿章以商让土之权）。’”这里有个小问题须说明，该书注解标注这段引文出自“黄遵宪：《马关纪事》”。但《马关纪事》是黄遵宪一组五言律诗，共5首。这5首诗中都没有上述文字，且该组诗的篇前和篇后也没有任何记事文字。这一点上显然出了问题，应存疑待查。
综观恭亲王一生的经历，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但从其几起几落的遭遇看，也难免有聪明反被聪明误之嫌。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每个人都难逃这样的命运。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九月初十（1860年10月23日）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这样评价奕䜣：“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
”（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家书》第一册第851页《致沅弟》）曾文正可谓识人！
康涛
2020年2月12日于北京无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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