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冀州扶柳县一卫姓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额高头方，眼小唇厚，体黑如漆，形貌丑陋。这孩子天生在左臂外侧，多长一块肉，能“肉瘤”似的上下活动，时人称为“印手”，他就是道安。此人后成为中国佛教的创始人，世人皆称“印手菩萨”。
道安出生于312年，正是北方“五胡乱华”而生灵涂碳的前期阶段。《资治通鉴》载：“309年，石勒寇信都（冀州古城），杀冀州剌史王斌……”，冀州真正进入了战乱。
受战乱影响，道安幼失双亲，被外兄抚养长大。他七岁上学，十二岁出家。一生精研佛理，矢志弘法。
《高僧传》开篇记载“释道安，姓卫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荫为外兄孔氏所养。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乡邻嗟异。至年十二出家。神智聪敏。”
西晋末年，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流社会里，朝廷对初传佛教并不认同。那个时代，虽然科举尚未形成，但察举制度已经施行。朝廷已经将才能之士和品德之人，纳入了选拔机制，岁举孝廉就是做官的主要途径。那么，道安出身“家世英儒”，根子里与儒学有着极深的渊源，又“七岁读书，再览能诵。如此聪慧和本事，为什么不专心儒学，而进入了佛门？
这里要介绍一位中国佛教初期的代表人物，后来成为道安师父的著名高僧佛图澄。
佛图澄（232－348），西域人。据记载此人活了117岁。这是一位深受历代佛教教徒敬仰的僧人，在中国佛教界，享有“神僧”的称号。此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发展佛教的僧人。
据《晋书》《高僧传》等记载，佛图澄于公元310年来到洛阳，其本意是在洛阳建立寺院，传播佛教。正赶上“五胡乱华”的匈奴刘曜率兵攻打洛阳。他看到战争野蛮残暴，大量平民无辜滥杀后，主动投到刘曜部将石勒手下，通过预测战争胜负，和其他“神通”手段，取得了石勒的信任，顺利成为石勒军事集团的军政顾问。石勒、石虎先后在中原大地建立政权30多年，是“五胡乱华”的主要力量，但佛图澄一直受到石氏的信奉和尊崇。佛图澄也一直努力，以因果报应和慈悲诫杀的教义进行劝谏。尽管石勒、石虎从没改变过战争的屠杀政策，但佛图澄的劝谏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这个过程，史料记载：“（勒）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止可以道术为教，因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华，光色耀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谏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销，在彗孛见于上……勒甚悦之。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信佛”
也就是说，在佛图澄努力下，那些被杀的人，十有八九因佛图澄劝解而蒙救。在那战乱滥杀的年代，30年来因佛图澄解救者何止成千成万！这些人出于对佛图澄的感恩与敬仰，从而信奉了佛教。
因此，由于佛图澄的努力，当时后赵佛教发展极为迅速，“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
道安从出生到不惑之年，一直处在石氏的后赵时期。道安出生地扶柳，也处于古冀州的腹深地带。道安幼年时，由于佛图澄的努力，加上政权对佛教的支持，在后赵的势力范围内，“独尊儒术”的主流观念，已完全被佛教信仰所替代。因此，道安一个“神智聪敏”孩子在少年出家，正是社会主流的表现。
更能说明的是，在道安时代，其家乡扶柳县令的女儿，是史载著名的比丘尼智贤。一个县令的女儿出家佛门，且成为名尼，当时佛教兴盛可见一斑。释宝唱《比丘尼传》记载：“智贤，本姓赵。常山人也。父珍扶柳县令。贤幼有雅操志槩贞立。及在缁衣戒行修备。神情凝远旷然不杂。”
从《比丘尼传》中“晋太和中年七十余”判断，晋太和年（366－371），智贤已七十多岁，那么智贤与道安或基本同龄，或比道安大不过十几岁。正是道安这个时代。
当时佛教全盛发展，主要在后赵政权的范围和区域。道安处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个时期，活动于冀州区域的先后有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这些势力范围，都是远古冀州的大部分区域。据《高僧传》《比丘尼传》等记载，道安时代，冀州区域出高僧名尼一百多人。应该说，是冀州的高僧名尼，通过创寺立塔、讲经授教、收徒弘法等手段，以及持戒修身的人格魅力，亲历亲为地带动了全国佛教的大发展。因此，冀州道安文化研究会王其谭先生，认为冀州是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是中国佛教的圣地，也是有理有据的。
王其谭拟出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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