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中央主力軍面對怎樣的困局？又是如何處理幾次危機的呢？

一、南宋初期軍隊的困局

（一）軍隊成分複雜

1、軍隊成分複雜的原因

南宋立國初期潰兵、盜匪遍佈全國，禁旅單弱，若不對這些潰兵、盜賊進行收編，則後果不堪設想。盜匪的收編是一個緊迫任務，故南宋政府在立國之初對於盜匪的收編往往是不考慮危險性後果的。也就是說，只要盜匪甘心投歸政府名下，政府便會收納。因此，出現軍隊成分複雜的主要原因是朝廷的招納盜賊、潰卒之舉。

而中央將招納叛降之事委派至各地的帥守，自行便宜。實則南宋立國前兩年，對於招降叛兵，盜匪積極性甚高，而且是以招安為主，剿不過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2、軍隊成分複雜的表現

軍隊成分複雜的表現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歸降的盜賊將領亦官亦匪；二、歸降軍隊的就糧性；三、諸大將軍隊表現出較強的盜匪之氣

因為軍隊成分的盜匪習性突出，故南宋初年的官軍往往表現出亦官亦匪之氣，叛降無常，以孔彥舟為例。

孔彥舟本名孔彥威，他是最早歸降在大元帥府的盜匪，曾經還擁軍護駕過趙構，其擁有一定數目的軍隊。但因其與帥臣權邦彥不和，而叛去為盜，更名孔彥舟。為盜後，引兵在兩淮大擾。但後又因為輜重等原因，再次歸降中央。並在紹興三年以湖南馬步軍副總管為東湖副總管，屯鄂州，並且經略洞庭湖叛亂事宜。最終叛降偽齊。

同時，因為朝廷招收了大量的盜賊、潰兵為軍，各盜賊首領歸降往往有很強的目的，最大之目的便是就糧，這也是地方武裝反覆歸降與叛亂的最直接原因。這種地方武裝力量在建炎年間與紹興初年亦官亦盜最基本的表現便是，無糧則投靠政府，得到糧餉之後，只受政府名義上支配。若政府在軍餉上表現出不濟，這些武裝力量便會叛亂。這也是南宋立國初期軍事上的有一特點，歸降軍隊的就糧性。南宋初期招降的曹成、李宏、張用等，便都屬於此一性質。

諸大將的軍隊主要是收編盜賊形成的，當時南宋幾大將的兵馬之中，盜匪都佔了很高的比例，故盜匪氣甚濃。

如至紹興五年，南宋中興幾大將的軍隊成分中，盜寇的比例如下：

岳飛軍：韓京、吳錫、馬皋、林聚、曹成、彭友、楊么、張用、馬友、傅選、李山、李橫、李道、楊勍、楊再興、劉經、李宗亮、張式、李通；

韓世忠軍：張遇、曹成、馬友、崔增、李民、範汝為、王權、張用、李宏；

張俊軍：張用、李橫、閻皋、馬進、邵青、李捧、單德忠、李敦仁、李民、王林、崔增、戚方；

劉光世軍：酈瓊、靳賽、楊世雄、祝友、邵青、夏寧、郭仲威、韓 、趙萬、馬吉、史康民。

可見，當時軍隊中盜寇的比例之高。

3、軍隊成分複雜的影響

軍隊成分複雜帶來了惡劣的影響，不僅容易出現軍亂，而且嚴重影響地方經濟的發展。

王世宗先生將南宋高宗朝的變亂分為四類，分別為：軍亂（潰軍為亂與兵變）；民變；宗教性變亂；海寇。而在南宋初期，政局未穩的情勢下，又以軍亂為主流。

以軍亂為例，建炎元年八月的杭州軍亂，便主要是潰散的勤王兵引發的。同年十月，作為皇帝護軍的御營後軍也發生了動亂。可見，因為禁旅單弱，皇帝的護衛軍隊亦都是盜匪出身，因為軍隊成分的複雜性，使得軍中紀律甚壞，軍事將領在對軍隊的絕對控制上亦存在一定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之下，軍卒作亂不足為奇。

而南宋初期潰卒為盜，盜又降於政府為官兵，官兵吃敗仗後再次淪為潰兵、為盜。如此往復，成了南宋初期軍事上的一個惡性循環。

軍隊成分複雜所帶來的影響嚴重影響南宋政權穩定，故為了穩定政局，就必須改變這一狀況。隨著諸大將在境內平叛的完成，軍隊成分複雜問題就轉化到諸大將軍中，只要諸大將對軍隊進行有效訓練與管理，原本亦可改變成分複雜這一狀況。只因諸將勇怯不一，這一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故軍隊成分複雜所帶來的影響，迫使南宋中央收回兵權。

4、中央的對策

因為中央無法對諸大將有效節制，諸大帥為發展壯大自己的勢力，往往招收友軍的部隊或者是友軍所圍剿的盜寇。例如岳飛追捕曹成，曹成走投無路，歸降韓世忠等。

針對這一情況，朝廷下旨諸軍今後不得互相招收，從制度上杜絕此種情況的發生。韓世忠便提出，朝廷雖然下旨不讓諸軍互相招收，但實行得並不甚理想，需給各軍軍士做記號，以免諸軍反覆招收，造成混亂，並實行嚴格的懲罰制度。

小結：

軍隊成分問題雖然缺點重重，但是對南宋王朝來說，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南宋初期，兵力寡弱的情況下，若不是藉助於龐大的群盜兵力來維持政權，抵禦外敵，南宋王朝或許早已亡之。

南宋境內的諸股反叛勢力被消滅殆盡，南宋王朝進入到穩固時期。與北宋的穩固所不同的是，紹興五年確立的家軍體制，軍隊成分所帶來的問題轉化到家軍體制中，家軍體制的特點就是私人化，軍隊的私人性。這樣，軍隊的素質與戰鬥力就與主帥個人有著至關重要的關係，而不是南宋的軍事制度。

（二）將帥不和

1、將帥不和的成因及表現

將帥不和的最直接原因便是各將帥之間互相不服對方。將帥不和，在建炎年間表現得最為激烈的便是苗、劉因仇恨御營都統制王淵，幾人不相和而引發的建炎三年的苗劉兵變，這也是南宋初年將帥不和的最激烈表現。

進入紹興年間後，最激烈的將帥不和要數韓世忠與劉光世之間的矛盾。

劉光世與韓世忠二將的矛盾由來已久，早在建炎三年便已種下。建炎三年四月，苗劉兵變還未完全平定之時，劉光世部下統制官便與韓世忠交惡，因韓世忠極力隱忍，才不致生出大亂。七月，劉光世部下王德殺韓世忠部下，韓世忠訟於朝，王德被貶官安置，兩軍自此交惡。自此之後，兩軍相遇必起爭擾。

紹興三年六月，劉光世軍便已韓世忠軍近距離相接，為免兩軍爆發大規模衝突，劉光世主動改道。但是韓世忠對前事耿耿於懷，派軍襲其後，爆發了小規模的戰爭。事情發生後，引起了朝野關注，高宗趙構為了穩固政權，不得不親自賜書兩大將，書言以國家利益為先原則，勸慰二將。此種事情的發生，正是由於中央禁旅單弱的緣故。

可見南宋初期各將帥之間並無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的概念，睚眥必報，這必然會影響到南宋軍隊的團結，影響軍隊的戰鬥力。

2、小結：

將帥不和現象在南宋初年極為普遍，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各將帥之間互不相能，沒有很好的合作；第二，嫉賢妒能；第三，中央禁旅單弱，威信不尊，無力調解諸將之間的矛盾。將帥不和是南宋初期的一個表現形式，這一現象也只有在收兵權，由國家掌握軍隊的情況下才能緩和。

（三）將帥不從命

將帥不從命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南宋初期中央禁旅單弱，無法直接掌控軍隊指揮權，也無力與諸將相抗衡。故諸將可以憑藉手中的軍事力量，威脅中央，也可以對中央的命令陽奉陰違。

而且各種勤王武裝在招降群盜與潰兵的過程中壯大起來，這些將帥往往將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至上。

將帥不從命的例子特別之多，南宋初期的諸大將為了自身利益，皆曾違抗過中央的命令，有其以中興四大將為多。

在軍事行動上，各支武裝力量仍然有較強的自動性。諸將在行動上往往不能有效配合，這樣就一定程度上消減宋廷的軍事戰鬥力。

“南宋初期，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正規軍隊，抵抗女真人的重擔在很大程度上需依靠那些靠擴張私人軍隊並吸收流寇漸成規模的將軍們。這些人已經習慣在勢力範圍內自作主張，不喜歡中央來指手畫腳。”

建炎三年閏八月，針對金人迅猛南下的形勢，東京留守司在防守一陣後選擇棄守東京，宋廷為了有效利用東京留守司軍，以及想要利用勢力比較強而又遵從中央的杜充節制諸路軍馬共同抗金。一來可以抵禦金人的南侵，諸軍聯合抗戰；二來可以在戰爭中將諸軍統歸在杜充手下，進而由宋廷掌控。宋廷特意下詔，讓當時境內的諸軍皆由杜充節制，這其中不僅包括東京留守司軍，還有劉光世、韓世忠、王燮等大將。

在受杜充節制的諸軍中，以劉光世和韓世忠的兵員最多，兵勢也最為強勁。也正因為如此，二人並不願受杜充節制，移軍別處，導致兵員分散，杜充節制的軍隊減員。正是在此情況下，金軍大舉南下，前線相繼失守，金兵過江。杜充倉促間只能以“都統制陳淬督統制官岳飛、劉綱等十七人，將兵三萬人與戰。”又因王燮不策應，導致軍敗。可見在這一次的建康守衛戰中，不僅劉光世、韓世忠軍撤出了防禦戰，戰中王燮亦未服從杜充發兵策應的命令，最終僅憑東京留守司的三萬人與金軍鏖戰，以失敗而告終。

在這種關乎國家存亡的戰爭中，大將們皆不服從命令，可見當時將帥不應命的嚴重性。正因為如此，中央才必須收回兵權。

劉光世是中興四大將中違反中央命令最多的將領，建炎、紹興年間，中央多次調度劉光世軍，但是劉光世總以各種藉口，反對中央的這種調度與任命，而這種反對往往能奏效。可見中央的命令在劉光世這裡並不一定執行，最根本的原因是劉光世手中握有一支中央忌憚的軍隊。

韓世忠雖然一向頗受高宗器重，被高宗倚為長城，但是其亦多有不聽朝廷節制與命令的舉動。

而紹興十年，劉錡孤軍守衛順昌，朝廷幾番令韓世忠、張俊進兵為援，但二人皆拖延不進。同時朝廷召岳飛往淮西為援，岳飛接到命令後，也是拖延不進。可見，幾大帥對於中央的命令陽奉陰違舉動，似乎成了一種常態。因之家軍體制的穩固，故幾大帥的出發點都是站在家軍的發展上，很少能從全局上把握整個態勢，故朝廷收兵權為必然之舉。

小結：

1、將帥不從命嚴重影響了南宋軍隊的戰鬥力，無法遵循中央的大戰略，各自嚴守防區，與他將了不相及，遇事互不相援。對中央政府來說，此為巨大的威脅。只有收兵權才能解決此一問題。

2、朝廷完全控制軍事力量之前，武將的不和諧與不服從命令是很正常的事情，因為在朝廷完全掌握軍事力量之前，南宋朝廷基本上是家軍體制，報國與保存家軍實力只有在不衝突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出最大的作用。

二、南宋中央的幾次危機處理

（一）明受政變

兵變過程

建炎三年正月，為抵禦金人的南下，中央部署諸將守禦。張俊、楊惟忠、劉光世、王淵、韓世忠與範瓊皆被派往江淮一帶。行在周圍，堪當防禦之責者，惟苗傅一軍而已。行在防衛空虛，正好為苗、劉的兵變提供了充分條件。且苗傅還有御營中軍統制吳湛作內應，吳湛的中軍還擔任著防衛京城的任務。

高宗意識到了危險，故意以王淵有防江之議為藉口，將其召回行在，實則為防範即將出現的不測事變。但苗劉先下手為強。三月五日，苗傅與劉正彥反，揭榜於市。

苗劉二人擁兵至皇宮城門下，朱勝非勸降無效，高宗親自登城勸降。苗劉二人逼迫高宗交出康履，腰斬之後，又逼其退位。

高宗在毫無兵力支援的情況下，選擇了以退位為進，宣佈退位太上皇，由太子即位。趙構退位為太上皇，由其三歲的兒子即位，隆祐太后垂簾聽政，二將為輔國大臣，掌握朝廷的實際大權。

為籠絡在外諸將，且苗劉二人的兵力不能與在外諸將相抗衡，不得不以提升諸將的官位與權力，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的官位皆得到了提升。但是在外諸將根本不服從新政權的命令。一來是苗劉二人與他們的兵力、權力都處在同一水平線上，諸將沒有必要服從二人；二來是新政權是通過兵變建立的，不具備合法性，及號召全國的能力。故諸將不會冒險承認這一不合法的政權。詔書下達後，張浚不受禮部尚書之命，與呂頤浩、劉光世、韓世忠舉兵討叛，以正統之論傳檄諸州，號召諸路起兵勤王。

苗劉二人的兵變引起了前線將領們的集體反對，共同舉兵討叛。三月底，諸將便兵臨杭州城下。苗劉二將幾番與聯軍交戰，都以失敗而告終。二人棄城而逃，御營中軍統制吳湛被斬殺，其職位由參與平叛的辛永宗接替，高宗順利復位。

明受政變的起因是苗傅、劉正彥二人對中央的命令不服從，加之諸將在前線防衛金人的南侵，給予了他們發動兵變的條件，且兵變得到了一部分將領的認同，兵變才得以順利進行。

宋朝政府的處理

1、剛開始，中央並無力反抗，故採取軟政策，高宗主動退位。真正地反抗是從外發動的，最先起來反抗的是在外握兵的諸大將與都督府的大臣，這也是南宋面臨問題的癥結所在。軍權不在中央，不在京畿。而是在武臣手中，在京畿之外。若這一現象不改變，則明受政變類似的事件還有可能繼續發生。

在這一政變中，諸大將是最有可能影響事態發展的人，中央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故宋廷在這一次的政變中完全是宰割的對象。最終，之所以宋廷能繼續運轉，是因為擁重兵的諸將選擇站在高宗這一方，從而高宗得以復辟。高宗也從這一次的政變中意識到，中央必須掌握軍隊，這樣才有可能防禦隨時都會發生的變亂。且武將不能擁有重兵，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威脅到政局穩定。高宗自此定下收兵權的決心。劉子健先生更指出，“此一事件的發生，造成了高宗一生對武人永遠的不信任。”其後，高宗許多收兵權、充實禁旅之策略，皆自此而變，自此而成。

（二） 淮西兵變

1、兵變成因及過程

紹興六年，窮途末路的劉豫再次興兵南下，三路伐宋。宋廷以張浚為都督，開都督府，總領前線的戰事。“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

戰鬥過程中，劉光世有撤防之舉，後經張浚責諭，皇帝出面，劉光世才進兵，完善了長江防線。

劉光世奉命出擊後，王德勝戰連連，讓淮西一線的壓力解除，偽齊的三路伐宋也宣告失敗。戰事結束後，張浚便上書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

趙構極力支持張浚之舉，甚至還貶了反對此議的另一宰相趙鼎。高宗之所以選擇張浚，是因為張浚的意旨是在收兵權，罷劉光世只不過是中央收兵權的一次嘗試。高宗讓抗戰激進的張浚重組都督府，也是希冀通過都督府在抗戰期間對諸將兵力的調配，慢慢地起到收兵權的效果。劉光世因違抗命令，導致了抗戰一度陷入危機之中，這也是與都督府收兵權相違背的。故戰後，張浚和高宗都選擇了拿資歷最老的劉光世動手，收其兵權。

張浚選擇由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前去接管淮西軍，也就是將淮西兵全都收歸到都督府名下，而都督府兵馬，皇帝是可以任意調配的，只要呂祉完全掌握淮西兵，則第一次收兵權便宣告成功。

以呂祉節制淮西軍，王德為都統制，酈瓊為副，都承旨張宗元對於這樣的安排深不以為然，請曰“瓊等畏徳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

由於張浚太急於收兵權，在淮西軍的處理上，張浚意欲淮西軍完全由都督府控制，但酈瓊在這一點的表現上與張浚的期望甚遠，且不服從中央的任命，呂祉於是懇求中央奪取酈瓊兵權，但呂祉的上表被酈瓊截獲。於是酈瓊正式起兵，“即時作亂，遂縛呂祉，及中軍統制張景、鈐轄喬仲福、劉永衡友，前知廬州趙康直、攝知廬州趙不群，以其所部七萬人悉叛歸劉豫。”

第一次收兵權以酈瓊的叛齊而宣告失敗。

2、成因解析：

張浚的冒進！淮西兵變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張浚貿然解除了劉光世的兵權，且以一書生呂祉代替劉光世節制淮西軍。紹興七年，家軍體制已相當成熟，任何一種不成熟的換帥都必將引發動亂。而張浚急於收兵權的思想與方式正好與高宗不謀而合，所以得到了高宗大力支持。

但是高宗一味的支持，讓張浚更加冒進，當淮西軍內部的酈瓊與王德的不合事傳出之後，張浚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也就是對淮西軍進行了夾擊之勢，一旦淮西有警，幾路軍馬能夠迅速到達事發點。佈置完畢之後，張浚又命酈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誅之。張宗元表示這樣是促使酈瓊叛變，但張浚依舊不以為然，並且放縱呂祉在淮西軍的所作所為。

“儷瓊叛變也給南宋政治史一個教訓，那就是在當時的狀況之下，只要家軍不合作，基本國策就不可能執行；反過來說，由國家統制的軍事力之確立，是南宋政權自我確立的最高課題，不具這種展望的政治構想根本無意義，也不必提出。”

3、南宋政府的處理方式：

1、兵變發生後，張浚以都督府的名義意欲再次招降酈瓊，未果。高宗對兵變也作出了迅速的反應，表示只要參與兵變之官兵真心悔過，可以赦免這些人，既往不咎。

2、罷免張浚；雖然趙構多次強調張浚的罷免並不是在外諸將的作用，但實際上，中央文官層對於張浚的收兵權舉動都比較支持，只因處事太過激進，導致了淮西兵變。但文官層認為不能用兵變而罷免宰相，這是助長諸將囂張的氣焰。最終強硬收兵權的張浚還是被罷，這是中央穩定諸將的一種舉措，避免造成更大的軍事災難。

3、同時高宗還極力安撫其他諸將，重新派人前去請岳飛復出掌軍，並且召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和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穩定三大帥。隨之導致兵變的關鍵人物張浚被罷，都督府也宣佈結局。

所以在淮西兵變問題的處理上，雖然中央佔據了主動，但是在外諸將還是發揮著比較大的作用，中央不能忽視主帥對於兵變的看法與舉動。在對淮西兵變的處理上，中央也必須將諸將都考慮進去，這樣才能將軍事災難降低在最低限度。故淮西兵變的處理是中央與諸將雙重作用下的結果，體現了雙方的意願。

（三）第一次“紹興和議”

1、第一次和議的成因及過程

成因：

紹興七年，張浚以都督府的名義收兵權策略宣告失敗，導致四萬人投降偽齊，在武臣壓力下，高宗趙構不得不罷免張浚。同時也讓高宗意識到，諸大將已經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任何一項強硬的舉措都會引起諸大將的反對。故趙構借希望在和平中緩慢地收兵權。

過程

紹興八年，金國主和派上臺，正好給了宋廷和平之機。故趙構起用秦檜再次為相，全權負責與金議和事宜。

但和議條款在名分上太過苛刻，遭到絕大部分文臣的反對，在外三大將亦都表示反對，韓世忠和岳飛表現得尤為激烈，韓世忠甚至還準備在途中截殺金使，破壞和議。

武將勢力的強大，極有可能影響國家政策，雖然朝中大部分文臣與武臣在反對議和的態度上一致，但文臣反議和與武臣反議和所帶來的結果，可能會有天壤之別，故為鞏固政權，滿朝文臣對於和議最為關心的問題便是宋朝的皇帝是否要向金使行曲己之禮，因為皇帝這一態度關係到武將的態度，更關係到南宋政局的走向。

秦檜在應對三衙長官質疑的時候表示，朝廷會想盡辦法，儘量不讓三大將有舉兵的藉口，最好的辦法就是將金使的國書當先一步取到，不用皇帝行禮。

但勾龍如淵和宰執們商議取金使國書之時，卻得知中央已決定向金使行屈己之禮，也就是說宋朝中央已經完全答應了和議的所有內容，包括金使國書上寫的“詔諭江南”字樣，承認宋朝低金國一等。此議一出，輿論譁然，張燾率侍從上疏：“伏見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不以為可，民庶不以為可，軍士不以為可。”上至大臣，下至百姓，皆驚恐不安。究其原因，無非是擔心在外三大將會因此舉兵，早在先前數日便有傳言“皆雲士大夫不可屈之言，諸大將有君辱則臣辱之說，鹹欲奉兵以示威。”

高宗與秦檜屈己接受和議是一次冒險之舉，如若和議成功，撫偏裨的策略便會繼續得到實施，沒有戰爭的刺激，諸將的權力、兵力不可能再繼續增加，不假時日，家軍自然潛移默化的轉化為屯駐大軍。如若和議失敗，引起三大將舉兵，則將引發一場內亂，這次和議的成功與否將決定南宋今後政治的走向。

行屈己之禮一說一經公佈，臨安及周邊數城的百姓夜不能寐，恐出意外之變的強烈反應，亦讓高宗和秦檜不得不重新檢索這一次的冒險舉動。為了降低風險係數，秦檜亦想在和議禮數之上再做文章，儘量不招惹三大將。諸文臣亦都表示，中央最好別擅作主張，需邀三大將前來，共同商議對策，趙構久不答。可見對於三大將在南宋的地位與作用，趙構亦有無可奈何之感，三大將已是意外發生的最大根源，只有三大將的舉動才能威脅到南宋政局的穩定。

軍民的反對議和之聲相當激烈，群情不勝其憤，針對軍民皆反對皇帝行屈己之禮的態勢，高宗不得不採取慎重的方式，最後以為徽宗守孝三年，不能行禮為藉口，由宰相秦檜全權代理受書儀式。

和議既成之後，為了籠絡武臣，中央故意將武臣全都加官進爵，並且其所領將官並進秩一等，“詔韓世忠、張俊、岳飛所部統制統領將官八百十三員，各進秩一等。”

南宋政府的危機處理：

1、趙構打情感牌，在和議中加了一條歸還宋徽宗梓宮與生母韋太后。雖然文武臣都反對議和，但是誰也不能阻止宋高宗盡孝。

2、秦檜集團的努力；提出了高宗需為徽宗皇帝守孝三年，不必向金人行屈己之禮，緩解了這一危機。

3、引導輿論；和議規定，中原之地皆克復，尤其是汴京祖宗陵寢可歸，這對天下臣民來說，意義非凡。秦檜集團對此大肆宣傳，故三大將在和議達成之時，皆未舉兵。

4、籠絡三大將；和議達成之後，為了進一步籠絡諸將，確保緩慢收兵權策略實施，以免發生意外之變。中央為三大將加官進爵，且將諸大將屬下之將兵，全都進秩一等。這一處理，十分成熟，中央完成佔據了主動。

雖然宋廷與金簽訂第一次“紹興和議”，具有一定的冒險，但是宋廷中央運用成熟的手段，化解了這一危機，使得在和平中緩慢地收諸將兵權成為可能之舉。

（四）收兵權

1、收兵權的過程及危機

紹興十年金人撕毀和約，秦檜宰相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所有針對和議的指責也全都指向了秦檜，在外諸將隨時都有可能起兵聲討秦檜。

不過高宗與秦檜認清形勢後，很快便作出了新的部署，二人的抗戰態度變得異常強硬。高宗積極調度前線，派遣文官前往諸軍中專責軍餉，宰相秦檜亦表示欲往江上節制諸路軍馬，一致抗敵。實則是轉移諸將視線、轉移國內輿論之舉。同時，提升三大將地位。這種積極的抗戰態度，加上金兵迅猛南下，讓在外諸將無暇顧及簽署和議的秦檜，轉而在中央的支持下積極抗戰，秦檜也就避免了免相的危險。

南宋諸軍在前線戰場上捷報連連，尤其是岳飛軍，一直打到汴京城南四十里的朱仙鎮，“自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豪傑期日興兵，眾所揭旗，皆以‘嶽’為號，聞風響應。”中原豪傑所揭旗並不是“宋”，亦不是“趙”，而是“嶽”，這不得不讓南宋統治者感到震撼，為了政局穩定，中央必須改變這一局面。

金軍南下遇到了頑強的抵抗，南宋諸路軍馬取得了節節勝利，金兵連連敗退，兀朮亦在敗退中意識到，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南宋的軍隊已經成型，具有相當強的戰鬥力，雙方實力趨向於均衡狀態，金軍要想一舉消滅南宋王朝並不可能，於是金人再次提出議和。

對於金人的再次議和請求，高宗與秦檜並不敢貿然答應。紹興八年的議和便是一個教訓，在南宋家軍取得輝煌勝利的前提下議和，首要解決的問題便是怎樣安撫諸大將，也就是說，怎樣讓諸大將不反對議和。

於是議和與收兵權便成為兩個緊密聯繫的問題，要議和必須收兵權，但是怎樣才能收兵權呢？

中央首先下令親中央派的諸將南撤，其中包括張俊、楊沂中、劉錡和沒有實權的劉光世。韓世忠見無援亦從淮東前線撤退，只剩岳家軍孤軍在前。岳飛為保岳家軍，也只能向後撤。這就為金宋兩國的和平創造了條件，戰爭狀態隨即宣告結束。

而在此之前，中央已經實施了撫偏裨的舉措，提升諸家軍中的代替主帥人選，分裂家軍。這種從內部瓦解家軍體制的方法證明很有效，岳家軍和韓家軍內部都出現了裂縫，主帥能直接控制的軍力有限，如若諸帥強行與中央對抗，勢必玉石俱焚。但詔令下達之後，岳飛卻遲遲未到，這也便成為這次收兵權最為危險的一部分。

至六七日後，岳飛方至，高宗馬上命令鎖院寫詞頭，任命三大帥為樞密使、副。在任命三大帥的同時，秦檜奉高宗命令，撫偏裨，連夜制書三大帥軍中的列校，讓其列校自統軍馬，便宜行事，直接受中央管轄。但是韓世忠與岳飛被任命後的舉止為秦檜所不喜。

雖然宋廷在名義上將三大帥的軍隊歸到樞密院名下，但是三大帥對於中央的安排是陽奉陰違還是當即履行，這對於宋廷來說，都是一個疑問，收兵權的危險在此時並未完全解除。

對於宋廷來說，如若此時有一起兵變，那麼其他二大帥都將有可能持觀望態度，面對時刻都有可能爆發的危機，王次翁便表示，雖然這一事計謀已久。但他與秦檜的緊張不言而喻，如若失敗，則有滅族之禍。可見這一次的明升暗降之收兵權是中央的一次徹徹底底的冒險舉動。

高宗與秦檜說動了親中央的張俊首先交出兵權，將見管軍馬全都撥屬御前使喚，其自身亦到樞密院行實職，張俊已率先臣服。

岳飛在收兵權後的諸多表現讓中央十分不滿，在韓世忠獻錢帛物產表示臣服的情況下，中央將鬥爭的矛頭轉移到了岳飛身上。

最終在中央與岳家軍內部親中央派武將的合力下，將岳飛定罪，岳飛被賜死。隨之在紹興十二年中央相繼任命一批武將為御前都統制，分割了家軍，全都編制在屯駐大軍名下，家軍向屯駐大軍的轉變宣告完成，收兵權取得了成功。

2、南宋政府的危機處理

分裂家軍；在收兵權之前便從內部分割了家軍，使得在收兵權之時，諸將有後顧之憂，不敢貿然向中央發難。在這一事件中，中央完完全全處於主動與支配地位，武將處於被動地位，並最終淪為犧牲品。

三、總結：

1、南宋中央對於軍事突發事件的處理越來越成熟，中央的權力越來越突出，由開始的被動變成最終的完全主動，而武將的權力漸漸被中央控制，最終完全服從中央。

2、這四次事件也可以看成是南宋初期軍事發展的一個過程，南宋的軍事由立國初期的各種地方武裝混雜到幾支主要的家軍力量，再到最終由中央完全控制的屯駐大軍轉變。

3、南宋中央對於突發事件的危機管理漸趨成熟，使得南宋中央由弱變強，並最終實現中央對軍事的一統，紹興十二年的收兵權完全成功，也標誌著南宋中央軍事主體力量重建過程完成，中央對重建過程中的危機管理取得了成功。

參考文獻：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