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中央主力军面对怎样的困局？又是如何处理几次危机的呢？

一、南宋初期军队的困局

（一）军队成分复杂

1、军队成分复杂的原因

南宋立国初期溃兵、盗匪遍布全国，禁旅单弱，若不对这些溃兵、盗贼进行收编，则后果不堪设想。盗匪的收编是一个紧迫任务，故南宋政府在立国之初对于盗匪的收编往往是不考虑危险性后果的。也就是说，只要盗匪甘心投归政府名下，政府便会收纳。因此，出现军队成分复杂的主要原因是朝廷的招纳盗贼、溃卒之举。

而中央将招纳叛降之事委派至各地的帅守，自行便宜。实则南宋立国前两年，对于招降叛兵，盗匪积极性甚高，而且是以招安为主，剿不过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2、军队成分复杂的表现

军队成分复杂的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归降的盗贼将领亦官亦匪；二、归降军队的就粮性；三、诸大将军队表现出较强的盗匪之气

因为军队成分的盗匪习性突出，故南宋初年的官军往往表现出亦官亦匪之气，叛降无常，以孔彦舟为例。

孔彦舟本名孔彦威，他是最早归降在大元帅府的盗匪，曾经还拥军护驾过赵构，其拥有一定数目的军队。但因其与帅臣权邦彦不和，而叛去为盗，更名孔彦舟。为盗后，引兵在两淮大扰。但后又因为辎重等原因，再次归降中央。并在绍兴三年以湖南马步军副总管为东湖副总管，屯鄂州，并且经略洞庭湖叛乱事宜。最终叛降伪齐。

同时，因为朝廷招收了大量的盗贼、溃兵为军，各盗贼首领归降往往有很强的目的，最大之目的便是就粮，这也是地方武装反复归降与叛乱的最直接原因。这种地方武装力量在建炎年间与绍兴初年亦官亦盗最基本的表现便是，无粮则投靠政府，得到粮饷之后，只受政府名义上支配。若政府在军饷上表现出不济，这些武装力量便会叛乱。这也是南宋立国初期军事上的有一特点，归降军队的就粮性。南宋初期招降的曹成、李宏、张用等，便都属于此一性质。

诸大将的军队主要是收编盗贼形成的，当时南宋几大将的兵马之中，盗匪都占了很高的比例，故盗匪气甚浓。

如至绍兴五年，南宋中兴几大将的军队成分中，盗寇的比例如下：

岳飞军：韩京、吴锡、马皋、林聚、曹成、彭友、杨幺、张用、马友、傅选、李山、李横、李道、杨勍、杨再兴、刘经、李宗亮、张式、李通；

韩世忠军：张遇、曹成、马友、崔增、李民、范汝为、王权、张用、李宏；

张俊军：张用、李横、阎皋、马进、邵青、李捧、单德忠、李敦仁、李民、王林、崔增、戚方；

刘光世军：郦琼、靳赛、杨世雄、祝友、邵青、夏宁、郭仲威、韩 、赵万、马吉、史康民。

可见，当时军队中盗寇的比例之高。

3、军队成分复杂的影响

军队成分复杂带来了恶劣的影响，不仅容易出现军乱，而且严重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

王世宗先生将南宋高宗朝的变乱分为四类，分别为：军乱（溃军为乱与兵变）；民变；宗教性变乱；海寇。而在南宋初期，政局未稳的情势下，又以军乱为主流。

以军乱为例，建炎元年八月的杭州军乱，便主要是溃散的勤王兵引发的。同年十月，作为皇帝护军的御营后军也发生了动乱。可见，因为禁旅单弱，皇帝的护卫军队亦都是盗匪出身，因为军队成分的复杂性，使得军中纪律甚坏，军事将领在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上亦存在一定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之下，军卒作乱不足为奇。

而南宋初期溃卒为盗，盗又降于政府为官兵，官兵吃败仗后再次沦为溃兵、为盗。如此往复，成了南宋初期军事上的一个恶性循环。

军队成分复杂所带来的影响严重影响南宋政权稳定，故为了稳定政局，就必须改变这一状况。随着诸大将在境内平叛的完成，军队成分复杂问题就转化到诸大将军中，只要诸大将对军队进行有效训练与管理，原本亦可改变成分复杂这一状况。只因诸将勇怯不一，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故军队成分复杂所带来的影响，迫使南宋中央收回兵权。

4、中央的对策

因为中央无法对诸大将有效节制，诸大帅为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往往招收友军的部队或者是友军所围剿的盗寇。例如岳飞追捕曹成，曹成走投无路，归降韩世忠等。

针对这一情况，朝廷下旨诸军今后不得互相招收，从制度上杜绝此种情况的发生。韩世忠便提出，朝廷虽然下旨不让诸军互相招收，但实行得并不甚理想，需给各军军士做记号，以免诸军反复招收，造成混乱，并实行严格的惩罚制度。

小结：

军队成分问题虽然缺点重重，但是对南宋王朝来说，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南宋初期，兵力寡弱的情况下，若不是借助于庞大的群盗兵力来维持政权，抵御外敌，南宋王朝或许早已亡之。

南宋境内的诸股反叛势力被消灭殆尽，南宋王朝进入到稳固时期。与北宋的稳固所不同的是，绍兴五年确立的家军体制，军队成分所带来的问题转化到家军体制中，家军体制的特点就是私人化，军队的私人性。这样，军队的素质与战斗力就与主帅个人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而不是南宋的军事制度。

（二）将帅不和

1、将帅不和的成因及表现

将帅不和的最直接原因便是各将帅之间互相不服对方。将帅不和，在建炎年间表现得最为激烈的便是苗、刘因仇恨御营都统制王渊，几人不相和而引发的建炎三年的苗刘兵变，这也是南宋初年将帅不和的最激烈表现。

进入绍兴年间后，最激烈的将帅不和要数韩世忠与刘光世之间的矛盾。

刘光世与韩世忠二将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建炎三年便已种下。建炎三年四月，苗刘兵变还未完全平定之时，刘光世部下统制官便与韩世忠交恶，因韩世忠极力隐忍，才不致生出大乱。七月，刘光世部下王德杀韩世忠部下，韩世忠讼于朝，王德被贬官安置，两军自此交恶。自此之后，两军相遇必起争扰。

绍兴三年六月，刘光世军便已韩世忠军近距离相接，为免两军爆发大规模冲突，刘光世主动改道。但是韩世忠对前事耿耿于怀，派军袭其后，爆发了小规模的战争。事情发生后，引起了朝野关注，高宗赵构为了稳固政权，不得不亲自赐书两大将，书言以国家利益为先原则，劝慰二将。此种事情的发生，正是由于中央禁旅单弱的缘故。

可见南宋初期各将帅之间并无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的概念，睚眦必报，这必然会影响到南宋军队的团结，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2、小结：

将帅不和现象在南宋初年极为普遍，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各将帅之间互不相能，没有很好的合作；第二，嫉贤妒能；第三，中央禁旅单弱，威信不尊，无力调解诸将之间的矛盾。将帅不和是南宋初期的一个表现形式，这一现象也只有在收兵权，由国家掌握军队的情况下才能缓和。

（三）将帅不从命

将帅不从命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南宋初期中央禁旅单弱，无法直接掌控军队指挥权，也无力与诸将相抗衡。故诸将可以凭借手中的军事力量，威胁中央，也可以对中央的命令阳奉阴违。

而且各种勤王武装在招降群盗与溃兵的过程中壮大起来，这些将帅往往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至上。

将帅不从命的例子特别之多，南宋初期的诸大将为了自身利益，皆曾违抗过中央的命令，有其以中兴四大将为多。

在军事行动上，各支武装力量仍然有较强的自动性。诸将在行动上往往不能有效配合，这样就一定程度上消减宋廷的军事战斗力。

“南宋初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正规军队，抵抗女真人的重担在很大程度上需依靠那些靠扩张私人军队并吸收流寇渐成规模的将军们。这些人已经习惯在势力范围内自作主张，不喜欢中央来指手画脚。”

建炎三年闰八月，针对金人迅猛南下的形势，东京留守司在防守一阵后选择弃守东京，宋廷为了有效利用东京留守司军，以及想要利用势力比较强而又遵从中央的杜充节制诸路军马共同抗金。一来可以抵御金人的南侵，诸军联合抗战；二来可以在战争中将诸军统归在杜充手下，进而由宋廷掌控。宋廷特意下诏，让当时境内的诸军皆由杜充节制，这其中不仅包括东京留守司军，还有刘光世、韩世忠、王燮等大将。

在受杜充节制的诸军中，以刘光世和韩世忠的兵员最多，兵势也最为强劲。也正因为如此，二人并不愿受杜充节制，移军别处，导致兵员分散，杜充节制的军队减员。正是在此情况下，金军大举南下，前线相继失守，金兵过江。杜充仓促间只能以“都统制陈淬督统制官岳飞、刘纲等十七人，将兵三万人与战。”又因王燮不策应，导致军败。可见在这一次的建康守卫战中，不仅刘光世、韩世忠军撤出了防御战，战中王燮亦未服从杜充发兵策应的命令，最终仅凭东京留守司的三万人与金军鏖战，以失败而告终。

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中，大将们皆不服从命令，可见当时将帅不应命的严重性。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必须收回兵权。

刘光世是中兴四大将中违反中央命令最多的将领，建炎、绍兴年间，中央多次调度刘光世军，但是刘光世总以各种借口，反对中央的这种调度与任命，而这种反对往往能奏效。可见中央的命令在刘光世这里并不一定执行，最根本的原因是刘光世手中握有一支中央忌惮的军队。

韩世忠虽然一向颇受高宗器重，被高宗倚为长城，但是其亦多有不听朝廷节制与命令的举动。

而绍兴十年，刘锜孤军守卫顺昌，朝廷几番令韩世忠、张俊进兵为援，但二人皆拖延不进。同时朝廷召岳飞往淮西为援，岳飞接到命令后，也是拖延不进。可见，几大帅对于中央的命令阳奉阴违举动，似乎成了一种常态。因之家军体制的稳固，故几大帅的出发点都是站在家军的发展上，很少能从全局上把握整个态势，故朝廷收兵权为必然之举。

小结：

1、将帅不从命严重影响了南宋军队的战斗力，无法遵循中央的大战略，各自严守防区，与他将了不相及，遇事互不相援。对中央政府来说，此为巨大的威胁。只有收兵权才能解决此一问题。

2、朝廷完全控制军事力量之前，武将的不和谐与不服从命令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在朝廷完全掌握军事力量之前，南宋朝廷基本上是家军体制，报国与保存家军实力只有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二、南宋中央的几次危机处理

（一）明受政变

兵变过程

建炎三年正月，为抵御金人的南下，中央部署诸将守御。张俊、杨惟忠、刘光世、王渊、韩世忠与范琼皆被派往江淮一带。行在周围，堪当防御之责者，惟苗傅一军而已。行在防卫空虚，正好为苗、刘的兵变提供了充分条件。且苗傅还有御营中军统制吴湛作内应，吴湛的中军还担任着防卫京城的任务。

高宗意识到了危险，故意以王渊有防江之议为借口，将其召回行在，实则为防范即将出现的不测事变。但苗刘先下手为强。三月五日，苗傅与刘正彦反，揭榜于市。

苗刘二人拥兵至皇宫城门下，朱胜非劝降无效，高宗亲自登城劝降。苗刘二人逼迫高宗交出康履，腰斩之后，又逼其退位。

高宗在毫无兵力支援的情况下，选择了以退位为进，宣布退位太上皇，由太子即位。赵构退位为太上皇，由其三岁的儿子即位，隆祐太后垂帘听政，二将为辅国大臣，掌握朝廷的实际大权。

为笼络在外诸将，且苗刘二人的兵力不能与在外诸将相抗衡，不得不以提升诸将的官位与权力，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的官位皆得到了提升。但是在外诸将根本不服从新政权的命令。一来是苗刘二人与他们的兵力、权力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诸将没有必要服从二人；二来是新政权是通过兵变建立的，不具备合法性，及号召全国的能力。故诸将不会冒险承认这一不合法的政权。诏书下达后，张浚不受礼部尚书之命，与吕颐浩、刘光世、韩世忠举兵讨叛，以正统之论传檄诸州，号召诸路起兵勤王。

苗刘二人的兵变引起了前线将领们的集体反对，共同举兵讨叛。三月底，诸将便兵临杭州城下。苗刘二将几番与联军交战，都以失败而告终。二人弃城而逃，御营中军统制吴湛被斩杀，其职位由参与平叛的辛永宗接替，高宗顺利复位。

明受政变的起因是苗傅、刘正彦二人对中央的命令不服从，加之诸将在前线防卫金人的南侵，给予了他们发动兵变的条件，且兵变得到了一部分将领的认同，兵变才得以顺利进行。

宋朝政府的处理

1、刚开始，中央并无力反抗，故采取软政策，高宗主动退位。真正地反抗是从外发动的，最先起来反抗的是在外握兵的诸大将与都督府的大臣，这也是南宋面临问题的症结所在。军权不在中央，不在京畿。而是在武臣手中，在京畿之外。若这一现象不改变，则明受政变类似的事件还有可能继续发生。

在这一政变中，诸大将是最有可能影响事态发展的人，中央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故宋廷在这一次的政变中完全是宰割的对象。最终，之所以宋廷能继续运转，是因为拥重兵的诸将选择站在高宗这一方，从而高宗得以复辟。高宗也从这一次的政变中意识到，中央必须掌握军队，这样才有可能防御随时都会发生的变乱。且武将不能拥有重兵，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威胁到政局稳定。高宗自此定下收兵权的决心。刘子健先生更指出，“此一事件的发生，造成了高宗一生对武人永远的不信任。”其后，高宗许多收兵权、充实禁旅之策略，皆自此而变，自此而成。

（二） 淮西兵变

1、兵变成因及过程

绍兴六年，穷途末路的刘豫再次兴兵南下，三路伐宋。宋廷以张浚为都督，开都督府，总领前线的战事。“时江东宣抚使张俊军盱眙，沂中军泗上，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在楚，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在鄂，声势了不相及。”

战斗过程中，刘光世有撤防之举，后经张浚责谕，皇帝出面，刘光世才进兵，完善了长江防线。

刘光世奉命出击后，王德胜战连连，让淮西一线的压力解除，伪齐的三路伐宋也宣告失败。战事结束后，张浚便上书言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

赵构极力支持张浚之举，甚至还贬了反对此议的另一宰相赵鼎。高宗之所以选择张浚，是因为张浚的意旨是在收兵权，罢刘光世只不过是中央收兵权的一次尝试。高宗让抗战激进的张浚重组都督府，也是希冀通过都督府在抗战期间对诸将兵力的调配，慢慢地起到收兵权的效果。刘光世因违抗命令，导致了抗战一度陷入危机之中，这也是与都督府收兵权相违背的。故战后，张浚和高宗都选择了拿资历最老的刘光世动手，收其兵权。

张浚选择由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前去接管淮西军，也就是将淮西兵全都收归到都督府名下，而都督府兵马，皇帝是可以任意调配的，只要吕祉完全掌握淮西兵，则第一次收兵权便宣告成功。

以吕祉节制淮西军，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承旨张宗元对于这样的安排深不以为然，请曰“琼等畏徳如虎，今乃使临其上，是速其叛也。”

由于张浚太急于收兵权，在淮西军的处理上，张浚意欲淮西军完全由都督府控制，但郦琼在这一点的表现上与张浚的期望甚远，且不服从中央的任命，吕祉于是恳求中央夺取郦琼兵权，但吕祉的上表被郦琼截获。于是郦琼正式起兵，“即时作乱，遂缚吕祉，及中军统制张景、钤辖乔仲福、刘永衡友，前知庐州赵康直、摄知庐州赵不群，以其所部七万人悉叛归刘豫。”

第一次收兵权以郦琼的叛齐而宣告失败。

2、成因解析：

张浚的冒进！淮西兵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张浚贸然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且以一书生吕祉代替刘光世节制淮西军。绍兴七年，家军体制已相当成熟，任何一种不成熟的换帅都必将引发动乱。而张浚急于收兵权的思想与方式正好与高宗不谋而合，所以得到了高宗大力支持。

但是高宗一味的支持，让张浚更加冒进，当淮西军内部的郦琼与王德的不合事传出之后，张浚以张俊为淮西宣抚使，驻盱眙；杨沂中为淮西制置使，刘锜副之，并驻庐州。也就是对淮西军进行了夹击之势，一旦淮西有警，几路军马能够迅速到达事发点。布置完毕之后，张浚又命郦琼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将以夺其军而诛之。张宗元表示这样是促使郦琼叛变，但张浚依旧不以为然，并且放纵吕祉在淮西军的所作所为。

“俪琼叛变也给南宋政治史一个教训，那就是在当时的状况之下，只要家军不合作，基本国策就不可能执行；反过来说，由国家统制的军事力之确立，是南宋政权自我确立的最高课题，不具这种展望的政治构想根本无意义，也不必提出。”

3、南宋政府的处理方式：

1、兵变发生后，张浚以都督府的名义意欲再次招降郦琼，未果。高宗对兵变也作出了迅速的反应，表示只要参与兵变之官兵真心悔过，可以赦免这些人，既往不咎。

2、罢免张浚；虽然赵构多次强调张浚的罢免并不是在外诸将的作用，但实际上，中央文官层对于张浚的收兵权举动都比较支持，只因处事太过激进，导致了淮西兵变。但文官层认为不能用兵变而罢免宰相，这是助长诸将嚣张的气焰。最终强硬收兵权的张浚还是被罢，这是中央稳定诸将的一种举措，避免造成更大的军事灾难。

3、同时高宗还极力安抚其他诸将，重新派人前去请岳飞复出掌军，并且召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和淮西宣抚使张俊入见，稳定三大帅。随之导致兵变的关键人物张浚被罢，都督府也宣布结局。

所以在淮西兵变问题的处理上，虽然中央占据了主动，但是在外诸将还是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中央不能忽视主帅对于兵变的看法与举动。在对淮西兵变的处理上，中央也必须将诸将都考虑进去，这样才能将军事灾难降低在最低限度。故淮西兵变的处理是中央与诸将双重作用下的结果，体现了双方的意愿。

（三）第一次“绍兴和议”

1、第一次和议的成因及过程

成因：

绍兴七年，张浚以都督府的名义收兵权策略宣告失败，导致四万人投降伪齐，在武臣压力下，高宗赵构不得不罢免张浚。同时也让高宗意识到，诸大将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任何一项强硬的举措都会引起诸大将的反对。故赵构借希望在和平中缓慢地收兵权。

过程

绍兴八年，金国主和派上台，正好给了宋廷和平之机。故赵构起用秦桧再次为相，全权负责与金议和事宜。

但和议条款在名分上太过苛刻，遭到绝大部分文臣的反对，在外三大将亦都表示反对，韩世忠和岳飞表现得尤为激烈，韩世忠甚至还准备在途中截杀金使，破坏和议。

武将势力的强大，极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虽然朝中大部分文臣与武臣在反对议和的态度上一致，但文臣反议和与武臣反议和所带来的结果，可能会有天壤之别，故为巩固政权，满朝文臣对于和议最为关心的问题便是宋朝的皇帝是否要向金使行曲己之礼，因为皇帝这一态度关系到武将的态度，更关系到南宋政局的走向。

秦桧在应对三衙长官质疑的时候表示，朝廷会想尽办法，尽量不让三大将有举兵的借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金使的国书当先一步取到，不用皇帝行礼。

但勾龙如渊和宰执们商议取金使国书之时，却得知中央已决定向金使行屈己之礼，也就是说宋朝中央已经完全答应了和议的所有内容，包括金使国书上写的“诏谕江南”字样，承认宋朝低金国一等。此议一出，舆论哗然，张焘率侍从上疏：“伏见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军士不以为可。”上至大臣，下至百姓，皆惊恐不安。究其原因，无非是担心在外三大将会因此举兵，早在先前数日便有传言“皆云士大夫不可屈之言，诸大将有君辱则臣辱之说，咸欲奉兵以示威。”

高宗与秦桧屈己接受和议是一次冒险之举，如若和议成功，抚偏裨的策略便会继续得到实施，没有战争的刺激，诸将的权力、兵力不可能再继续增加，不假时日，家军自然潜移默化的转化为屯驻大军。如若和议失败，引起三大将举兵，则将引发一场内乱，这次和议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南宋今后政治的走向。

行屈己之礼一说一经公布，临安及周边数城的百姓夜不能寐，恐出意外之变的强烈反应，亦让高宗和秦桧不得不重新检索这一次的冒险举动。为了降低风险系数，秦桧亦想在和议礼数之上再做文章，尽量不招惹三大将。诸文臣亦都表示，中央最好别擅作主张，需邀三大将前来，共同商议对策，赵构久不答。可见对于三大将在南宋的地位与作用，赵构亦有无可奈何之感，三大将已是意外发生的最大根源，只有三大将的举动才能威胁到南宋政局的稳定。

军民的反对议和之声相当激烈，群情不胜其愤，针对军民皆反对皇帝行屈己之礼的态势，高宗不得不采取慎重的方式，最后以为徽宗守孝三年，不能行礼为借口，由宰相秦桧全权代理受书仪式。

和议既成之后，为了笼络武臣，中央故意将武臣全都加官进爵，并且其所领将官并进秩一等，“诏韩世忠、张俊、岳飞所部统制统领将官八百十三员，各进秩一等。”

南宋政府的危机处理：

1、赵构打情感牌，在和议中加了一条归还宋徽宗梓宫与生母韦太后。虽然文武臣都反对议和，但是谁也不能阻止宋高宗尽孝。

2、秦桧集团的努力；提出了高宗需为徽宗皇帝守孝三年，不必向金人行屈己之礼，缓解了这一危机。

3、引导舆论；和议规定，中原之地皆克复，尤其是汴京祖宗陵寝可归，这对天下臣民来说，意义非凡。秦桧集团对此大肆宣传，故三大将在和议达成之时，皆未举兵。

4、笼络三大将；和议达成之后，为了进一步笼络诸将，确保缓慢收兵权策略实施，以免发生意外之变。中央为三大将加官进爵，且将诸大将属下之将兵，全都进秩一等。这一处理，十分成熟，中央完成占据了主动。

虽然宋廷与金签订第一次“绍兴和议”，具有一定的冒险，但是宋廷中央运用成熟的手段，化解了这一危机，使得在和平中缓慢地收诸将兵权成为可能之举。

（四）收兵权

1、收兵权的过程及危机

绍兴十年金人撕毁和约，秦桧宰相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所有针对和议的指责也全都指向了秦桧，在外诸将随时都有可能起兵声讨秦桧。

不过高宗与秦桧认清形势后，很快便作出了新的部署，二人的抗战态度变得异常强硬。高宗积极调度前线，派遣文官前往诸军中专责军饷，宰相秦桧亦表示欲往江上节制诸路军马，一致抗敌。实则是转移诸将视线、转移国内舆论之举。同时，提升三大将地位。这种积极的抗战态度，加上金兵迅猛南下，让在外诸将无暇顾及签署和议的秦桧，转而在中央的支持下积极抗战，秦桧也就避免了免相的危险。

南宋诸军在前线战场上捷报连连，尤其是岳飞军，一直打到汴京城南四十里的朱仙镇，“自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豪杰期日兴兵，众所揭旗，皆以‘岳’为号，闻风响应。”中原豪杰所揭旗并不是“宋”，亦不是“赵”，而是“岳”，这不得不让南宋统治者感到震撼，为了政局稳定，中央必须改变这一局面。

金军南下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南宋诸路军马取得了节节胜利，金兵连连败退，兀术亦在败退中意识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南宋的军队已经成型，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双方实力趋向于均衡状态，金军要想一举消灭南宋王朝并不可能，于是金人再次提出议和。

对于金人的再次议和请求，高宗与秦桧并不敢贸然答应。绍兴八年的议和便是一个教训，在南宋家军取得辉煌胜利的前提下议和，首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怎样安抚诸大将，也就是说，怎样让诸大将不反对议和。

于是议和与收兵权便成为两个紧密联系的问题，要议和必须收兵权，但是怎样才能收兵权呢？

中央首先下令亲中央派的诸将南撤，其中包括张俊、杨沂中、刘锜和没有实权的刘光世。韩世忠见无援亦从淮东前线撤退，只剩岳家军孤军在前。岳飞为保岳家军，也只能向后撤。这就为金宋两国的和平创造了条件，战争状态随即宣告结束。

而在此之前，中央已经实施了抚偏裨的举措，提升诸家军中的代替主帅人选，分裂家军。这种从内部瓦解家军体制的方法证明很有效，岳家军和韩家军内部都出现了裂缝，主帅能直接控制的军力有限，如若诸帅强行与中央对抗，势必玉石俱焚。但诏令下达之后，岳飞却迟迟未到，这也便成为这次收兵权最为危险的一部分。

至六七日后，岳飞方至，高宗马上命令锁院写词头，任命三大帅为枢密使、副。在任命三大帅的同时，秦桧奉高宗命令，抚偏裨，连夜制书三大帅军中的列校，让其列校自统军马，便宜行事，直接受中央管辖。但是韩世忠与岳飞被任命后的举止为秦桧所不喜。

虽然宋廷在名义上将三大帅的军队归到枢密院名下，但是三大帅对于中央的安排是阳奉阴违还是当即履行，这对于宋廷来说，都是一个疑问，收兵权的危险在此时并未完全解除。

对于宋廷来说，如若此时有一起兵变，那么其他二大帅都将有可能持观望态度，面对时刻都有可能爆发的危机，王次翁便表示，虽然这一事计谋已久。但他与秦桧的紧张不言而喻，如若失败，则有灭族之祸。可见这一次的明升暗降之收兵权是中央的一次彻彻底底的冒险举动。

高宗与秦桧说动了亲中央的张俊首先交出兵权，将见管军马全都拨属御前使唤，其自身亦到枢密院行实职，张俊已率先臣服。

岳飞在收兵权后的诸多表现让中央十分不满，在韩世忠献钱帛物产表示臣服的情况下，中央将斗争的矛头转移到了岳飞身上。

最终在中央与岳家军内部亲中央派武将的合力下，将岳飞定罪，岳飞被赐死。随之在绍兴十二年中央相继任命一批武将为御前都统制，分割了家军，全都编制在屯驻大军名下，家军向屯驻大军的转变宣告完成，收兵权取得了成功。

2、南宋政府的危机处理

分裂家军；在收兵权之前便从内部分割了家军，使得在收兵权之时，诸将有后顾之忧，不敢贸然向中央发难。在这一事件中，中央完完全全处于主动与支配地位，武将处于被动地位，并最终沦为牺牲品。

三、总结：

1、南宋中央对于军事突发事件的处理越来越成熟，中央的权力越来越突出，由开始的被动变成最终的完全主动，而武将的权力渐渐被中央控制，最终完全服从中央。

2、这四次事件也可以看成是南宋初期军事发展的一个过程，南宋的军事由立国初期的各种地方武装混杂到几支主要的家军力量，再到最终由中央完全控制的屯驻大军转变。

3、南宋中央对于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渐趋成熟，使得南宋中央由弱变强，并最终实现中央对军事的一统，绍兴十二年的收兵权完全成功，也标志着南宋中央军事主体力量重建过程完成，中央对重建过程中的危机管理取得了成功。

参考文献：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