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地主家族的女兒，方方創作了攻擊土地改革，為地主階級鳴冤叫屈的長篇小說《軟埋》。老一輩的人應該記得，七十年代之前，經常在報紙的社論中讀到的一句話，大意是：“被推翻的反動階級，他們人還在，心不死，時刻夢想反攻倒算，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當時覺得這句話甚為荒謬，因為生活中遇到的前地主或他們的後代，個個謙虛低調，完全看不出心中有仇恨的樣子，現在想來，或是真實。
雖然《軟埋》荒誕不經，可謂玄幻，但方方的立場卻是真實的、清晰的，那就是堅決站在被推翻的地主階級立場上；方方的情感也是真實的、清晰的，那就是對土地改革懷恨在心、絕不忘記。她在接受《文學報》記者採訪時說：
“土改的歷史進展時間並不長，但影響了中國整個社會的生態，尤其是農村，因土改而改變命運的人，何止是千千萬萬！無數人在這個運動中有著慘烈的傷疼，不願意記憶，或是不想述說，幾乎成為經歷者的共性。”
雖然方方說的羞羞答答、欲言又止，但我們還是不難從中看出獅子的兇心，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她所說的“無數人”、“經歷者”包括在土改中獲得土地的翻身農民嗎？顯然並不包括。翻身農民不具備和他們相同的“共性”，方方要為之鳴不平的“無數人”、“經歷者”只包括地主。
方方的情感也是真實的、清晰的，那就是對土地改革懷恨在心、絕不忘記。
《軟埋》實際上再次否定了土改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土地掌握在類似陸子樵這樣善良、有文化、有尊嚴的人手裡，有什麼不好呢？
回望歷史，地主階級當然不是像方方美化的那樣，是一種溫馨的、田園牧歌式的所在，而是另有其面目。
中國自秦漢以來，地主階級無節制的土地兼併，已經成為王朝週期性崩潰的基本原因。到了近代，地主階級則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
1949年以前，全國農田的一半以上控制在不到農戶人口7%的地主、富農手中，而佔農戶人口57%以上的是貧僱農，地主佔有可耕地是貧僱農的40倍。這是一個基本事實，這個事實是土改發生的基本前提。
憑藉對土地的佔有，地主階級奪取了農村的大部分資源和財物。但是，他們並不願意把這些剩餘拿到城市裡投資工商業，而是用來購買更多的土地或用於奢侈生活的消費（他們消費的工業品主要是列強傾銷的洋貨）。地主階級的存在，不僅使中國的工業化長期無法完成——這是中國近代以來不斷“捱打”的基本原因，而且由於他們對農民的過度榨取，引發農業生產力水平的大幅度退化——這是近代中國饑荒不斷，在新中國成立前的100多年的時間裡，人均壽命只有30多歲，各種天災人禍層出不窮的基本原因。
當小說發表，引起很多質疑或者批評的聲音之後，《軟埋》作者方方和支持者不是虛心接受批評，而是惱羞成怒，強烈地“回應”反撲。反撲口徑之一就是謾罵批評的人們是文革餘孽，是極左派，是反對改革。其實這是一種很不高明“賊喊捉賊”的低劣伎倆，原意是為逃脫責任，故意轉移目標，偷換概念，把揭露自己偷盜的人
說成是“賊”。
方方主席把所有批評她的作者一律稱為“極左”。據我所知，這些批評者中，有充滿人文關懷的專業作家，有資深批評家，有大學中文系教授，有德高望重的新四軍老戰士，有老工人，也有土改時翻身農民的後代，更多的是喜愛文學的普通讀者，難道他們都是“極左”?方方主席沒有對“極左”下定義，也沒有提出劃分標準，看來只要不符合她的心意，不贊同《軟埋》和《方方日記》思想傾向的，都是“極左”。
扣完“極左”的帽子之後，方方主席又開始嘲笑批評者的“文章寫的爛”、“文字差”。其實在批評者中，不乏文章大家，比如曹徵路教授，他的小說《那兒》記錄下-崗-工-人的不幸與痛苦，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傷-痕-文-學”，堪稱新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座豐碑，又豈是浪得虛名的方方主席所能望其項背的？
退一步說，許多普通批評者的文字水平可能確實趕不上拿工資的職業作家方方主席，但這並不等於他們沒有識別善惡美醜的能力，更不等於他們沒有批評的權利！用嘲笑批評者的“文字差”來取代硬碰硬的觀點交鋒，這算什麼辯論策略呢？
《軟埋》用小說的名義，偽造的手段歪曲歷史，用淋漓盡致的藝術筆法抹黑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土地改革，十分露骨地為地主階級翻案，煽動公眾質疑通過土地改革而建立和攻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理性和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而受到了許許多多的為維護黨的利益、維護國家的安全、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依照憲法和法律、黨章和黨紀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嚴厲的批評。
希望所有熱愛祖國的人們看清《方方日記》的本質和它背後所隱藏的真實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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