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主家族的女儿，方方创作了攻击土地改革，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的长篇小说《软埋》。老一辈的人应该记得，七十年代之前，经常在报纸的社论中读到的一句话，大意是：“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反攻倒算，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当时觉得这句话甚为荒谬，因为生活中遇到的前地主或他们的后代，个个谦虚低调，完全看不出心中有仇恨的样子，现在想来，或是真实。
虽然《软埋》荒诞不经，可谓玄幻，但方方的立场却是真实的、清晰的，那就是坚决站在被推翻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方方的情感也是真实的、清晰的，那就是对土地改革怀恨在心、绝不忘记。她在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土改的历史进展时间并不长，但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态，尤其是农村，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何止是千千万万！无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疼，不愿意记忆，或是不想述说，几乎成为经历者的共性。”
虽然方方说的羞羞答答、欲言又止，但我们还是不难从中看出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她所说的“无数人”、“经历者”包括在土改中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吗？显然并不包括。翻身农民不具备和他们相同的“共性”，方方要为之鸣不平的“无数人”、“经历者”只包括地主。
方方的情感也是真实的、清晰的，那就是对土地改革怀恨在心、绝不忘记。
《软埋》实际上再次否定了土改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土地掌握在类似陆子樵这样善良、有文化、有尊严的人手里，有什么不好呢？
回望历史，地主阶级当然不是像方方美化的那样，是一种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所在，而是另有其面目。
中国自秦汉以来，地主阶级无节制的土地兼并，已经成为王朝周期性崩溃的基本原因。到了近代，地主阶级则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1949年以前，全国农田的一半以上控制在不到农户人口7%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农户人口57%以上的是贫雇农，地主占有可耕地是贫雇农的40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是土改发生的基本前提。
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地主阶级夺取了农村的大部分资源和财物。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把这些剩余拿到城市里投资工商业，而是用来购买更多的土地或用于奢侈生活的消费（他们消费的工业品主要是列强倾销的洋货）。地主阶级的存在，不仅使中国的工业化长期无法完成——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不断“挨打”的基本原因，而且由于他们对农民的过度榨取，引发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退化——这是近代中国饥荒不断，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的基本原因。
当小说发表，引起很多质疑或者批评的声音之后，《软埋》作者方方和支持者不是虚心接受批评，而是恼羞成怒，强烈地“回应”反扑。反扑口径之一就是谩骂批评的人们是文革余孽，是极左派，是反对改革。其实这是一种很不高明“贼喊捉贼”的低劣伎俩，原意是为逃脱责任，故意转移目标，偷换概念，把揭露自己偷盗的人
说成是“贼”。
方方主席把所有批评她的作者一律称为“极左”。据我所知，这些批评者中，有充满人文关怀的专业作家，有资深批评家，有大学中文系教授，有德高望重的新四军老战士，有老工人，也有土改时翻身农民的后代，更多的是喜爱文学的普通读者，难道他们都是“极左”?方方主席没有对“极左”下定义，也没有提出划分标准，看来只要不符合她的心意，不赞同《软埋》和《方方日记》思想倾向的，都是“极左”。
扣完“极左”的帽子之后，方方主席又开始嘲笑批评者的“文章写的烂”、“文字差”。其实在批评者中，不乏文章大家，比如曹征路教授，他的小说《那儿》记录下-岗-工-人的不幸与痛苦，被誉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堪称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丰碑，又岂是浪得虚名的方方主席所能望其项背的？
退一步说，许多普通批评者的文字水平可能确实赶不上拿工资的职业作家方方主席，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识别善恶美丑的能力，更不等于他们没有批评的权利！用嘲笑批评者的“文字差”来取代硬碰硬的观点交锋，这算什么辩论策略呢？
《软埋》用小说的名义，伪造的手段歪曲历史，用淋漓尽致的艺术笔法抹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改革，十分露骨地为地主阶级翻案，煽动公众质疑通过土地改革而建立和攻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理性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而受到了许许多多的为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党章和党纪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严厉的批评。
希望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看清《方方日记》的本质和它背后所隐藏的真实想法。
閱讀更多 子彈劃過的青春377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