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與闡釋：中國城市化的道路選擇

反思與闡釋：中國城市化的道路選擇

——兼評賀雪峰的《城市化的中國道路》

城市化道路是指城市化進程的途徑或方式。縱觀中國城市化進程，不論是沿海還是內地，不論是一二線城市還是三四線城市，從城市運轉到城市建設，從城市定位到產業選擇，基本都在是跟風、山寨和模仿，而跟風、山寨、模仿的惡果就是，最終迷失了自己，走向錯誤的發展道路。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賀雪峰的新著——《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即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之下，對我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個國家所具有發展的生機與活力，從它的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就可以直觀反映出來。也正是基於這一原因，各國都將城市化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切入點。對於中國的城市化，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約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1943年2月9日~）的看法是，“城市化將使中國成為世界領袖。”中國已站在新的更高的起點上，《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這意味著，中國已將“城市化戰略”列入發展規劃。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動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當城市化（或城鎮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後，進行模式轉換也就成為必然要求。根據世界城鎮化發展普遍規律，我國仍處於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但延續過去傳統粗放的城鎮化模式，會帶來產業升級緩慢、資源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增多等諸多風險，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進而影響現代化進程。一如作者書中所言，“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魔咒。”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無疑是要前方百計的推動產業升級，一是要採取正確的戰略和策略來實現產業升級，二是要為實施產業升級戰略提供足夠的資源縱深和時間緩衝。

不同的國家走過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從我國的實踐看，中國的城市化（或城鎮化）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政府行政體制機制的推動力量非常強勢。在政府主導之下，不少地方政府正以“發展”之名，大肆地摧毀著城市和鄉村。不少歷史名城都經歷拆了建、建了拆的輪迴。先是在無情地毀掉老祖宗留給城市的不可再生的遺產，而後又貌似醒悟的，毀掉已積累了幾十年的近現代城市遺產和人居社區，重新用現代的建築材料，修建仿古建築，而原本尺度宜人的街巷、院落在推土機的轟鳴下支離破碎。同時，也是在政府的主導之下，不少政府都在不遺餘力地賣地。即使農民的“口糧田”，也被政府強制徵收後發展房地產，或興建新城。因拆遷、徵地而引發的上訪，及“鬼城”的出現就是政府主導城市化（或城鎮化）建設的惡果之一。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世界城市狀況報告》中曾言，“城市是人類最複雜的作品之一，從來沒有完成，也沒有確切的形態，就像沒有終點的旅程；它是過去，是現在，更是未來。”長期在世界各地考察的溫鐵軍教授多次強調“兩個沒有看到”，一是在發達國家沒有看到農業現代化的典範，二是在發展中國家沒有看到城市化的典範。他指出，“大凡是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都有農村貧困人口轉移及其引發的社會問題”，而中國“是唯一的雖然有約2億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卻沒有出現大型貧民窟的國家”。在作者看來，這是因為“中國城市化為進城失敗農民留下了返鄉的權利。”作者還在書中進一步強調，“這一點太重要了”，正是“這一點，中國再次成為這個世界的例外。”

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賀雪峰教授在多年實踐的基礎上指出，“中國的城市化應選擇尊重國情和歷史。”在《城市化的中國道路》一書中，賀雪峰教授有針對性地探討了中國的城市化問題，在第一章、第二章中，從歐美日、亞非拉的城市化發展，以國際視角審視中國城市化的模式、基礎和可以選擇的道路；第三章、第四章主要回答了中國式城市化的若干個“為什麼”，以及需要警惕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些激進觀點、政策，和過激的做法；第五章、第六章則是作者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科學的、審慎的提出了中國城市化發展及發展模式的路徑選擇。第七章是作者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涉農條款的解讀（或理解）。整體而言，通過賀雪峰教授的這一新著，使我們對中國城市化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認識，至少通過賀雪峰教授這一作品，使我們在新的城市化（或城鎮化）建設中少走彎路。

討論至此，答案已經很明瞭，未來的中國城市化，傳統的由政府強制推進的“城市化”戰略必須得以調整和糾正。因為由政府主導的、以拆遷改造為標誌的快速“城市化”完全攪亂了市場發展的節奏，使城市處於一個無序的發展狀態之中，整個社會階層處於一種動盪的、不穩定的狀態中。所以，中國的城市化（或城鎮化）要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發展模式，讓市場在城鎮化的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當然，由“市場主導”的城市化（或城鎮化）並不意味政府對城市化（或城鎮化）建設無所作為，而是要重新塑造政府與市場關係，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還給市場。這一點，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也有體現。即，要“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切實履行政府制定規劃政策、提供公共服務和營造制度環境的重要職責，使城鎮化成為市場主導、自然發展的過程，成為政府引導、科學發展的過程”。